古代部族迁徙频繁，不同的部族之间，亦经常互相错杂，因此，关于荆楚的来源，说法不一。有说出于夏后，有说出于殷商，有的认为来自东夷，有的认为来自西戎，还有的认为是南蛮，由此得出了楚人或来自东方，或来自西方，或来自北方，或来自南方等各种结论。
楚人东来说的主要代表是郭沫若和胡厚宣。郭沫若最早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提出此说，以后，又在《青铜器铭文研究》、《中国史稿》第一册等论著中做了进一步的论述。他指出，淮夷即楚人，楚人的先祖居淮水下游，其后部族为周人所迫，开始南下至长江地区，又为江水所阻，故而再西上至今湖北地区。胡厚宣在其《楚民族源于东方考》一文中也指出，楚是来自东方鲁地的民族。后来，随着周的向东扩展以及黄河流域气候的逐渐改变，东方民族大多相率南迁，而其中以楚人势力最强，以后便发展到南方的江汉流域。
翦伯赞、吕振羽、岑仲勉等主张楚人西来说。吕、翦等认为楚人与夏、周同族，属于戎夏集团。岑仲勉则指出，楚人的先祖颛顼、重黎、祝融等都是西方之人。楚王名“熊”，与古代流传于中亚细亚的火教经文中的君主、首领读音同；楚官“莫敖”是古伊朗文，古波斯文中的火教士。这样，楚国的先民又成为来自西亚拜火教的米地亚人了。
范文澜等人主张楚先民北来说。主张北来说的学者主要根据先秦文献典籍如《史记·楚世家》、《楚辞》等的记载，认为楚之先祖祝融氏是我国古代高阳颛顼部落的后裔。祝融八姓的封国皆在中原一带，他们原是夏王朝的同盟部落，夏亡后，祝融部落中的一支南迁到江汉流域，与当地土著民族结合，形成楚民族。这一说法得到较多学者的认同。祝融部落是夏王朝的同盟部落，经过若干年的不断繁衍，又产生了新的氏族，“祝融八姓”的传说就反映了这种分化的事实。祝融八姓实是祝融部落分化裂变出来的八个新的氏族，他们主要分布在中原一带。
随着部落间的融合与发展，夏朝末年，东方商族兴起了。祝融部落的分支韦、顾、昆吾相继为商所灭，祝融部落的一支季连部落迫于商的威慑，从河南新郑一带，顺禹县、叶县这条古代的通路逐步南迁到淮水以南、汉水流域和荆山地区，与当地土著民族相结合，从而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即商周文献所称的“荆楚”、“荆蛮”、“楚蛮”、“蛮荆”。早先，它们均为泛称，后来逐步成为专名。
考古发现表明，江汉流域的北部存在着与长江流域原始文化有联系而又不同系统的文化，内有仰韶文化的因素，彩陶风格也近似半坡阶段。这说明南北文化的交流自古以来就一直进行着。夏商之际，长江流域的这个原始的文化系统序列中断，发生了极大的动荡。而江汉流域文化序列中断的年代与夏商之际季连部落南迁的时间相合，因此，这支来自黄河流域的力量，似与文献记载的楚人先祖迁徙的足迹，颇为符合，可以理解为南迁的季连部落，这个氏族来到这个地区后，以其带来的北方的先进的文化知识技术，与当地居民结合起来，在继续开发这个地区的过程中逐步融合，从而形成了荆楚部落和富有地方色彩的楚文化。
《战国策》的编纂者是谁
《战国策》是我国古代记载战国时期政治斗争的一部最完整的著作。
它实际上是当时纵横家游说之辞的汇编，而当时七国的风云变幻，合纵连横，战争绵延，政权更迭，都与谋士献策、智士论辩有关，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该书文辞优美，语言生动，富于雄辩与运筹的机智，描写人物绘声绘色，在我国古典文学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然而，该书的作者却说法各异。
《隋书·经籍志》称“刘向录”；《唐书·经籍志》称“刘向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刘向裒合诸记，并为一篇”；顾广圻则谓“《战国策》实（刘）向一家之学”，都把《战国策》的编纂或著作权归于西汉的刘向。
但是，刘向本人却并不承认。他在《战国策·叙录》中说：“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和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惰书》。
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刘向只承认把游士的著作汇成一集，起名《战国策》而已。
这一疑点存在了两千多年，近代学者罗根泽的《战国策作于蒯通考》，才对《战国策》的作者提出了新的假设。蒯通系秦汉之际纵横家，曾劝说范阳令归降陈胜起义军，又建议韩信攻取齐地，劝韩信背叛刘邦而自立，汉惠帝时为丞相曹参宾客，著有《隽永》八十一篇。其理由是：一，《史记·田儋列传》：“蒯通，善为长短说，论战国权变，为八十一首。”《战国策》正是“论战国权变”之书。二，《战国策》原名《短长》、《长书》、《惰书》，而蒯通正是“善为长短说”之人。三，《战国策》迄于楚汉之起，而蒯通曾在楚汉之际游说韩信，在时间上吻合。故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曾说，《战国策》亦载蒯通游说韩信的言论。四，古代私家著作往往没有统一的书名，如《论语》书名，定于汉初；
《史记》在汉时称“太史公”或“太史公记”等。《战国策》初期亦无定名，至刘向时方才为之定名。五，《战国策》又名《隽永》。《汉书·蒯通传》：“通论战国时说土权变，亦自序其说，凡八十一首，号曰隽永。”“隽永”即惰长，亦即《短长》、《长书》、《惰书》之谓，《隽永》当为蒯通对该书的自名。罗氏的结论是：
“《战国策》始作于蒯通；增补并重编者为刘向；司马贞所见是否即刘向重编本不可知，今本则有残阙矣。”此说一出，争辩更为激烈。
20世纪70年代初，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对于考证《战国策》的作者，又提供了新的思路。该书许多部分与《战国策》相同或类似，但体例详略不一，而以记载苏秦一生的言论为主，很可能是《汉书·艺文志》中提到的《苏子》一书的辑录。但该书的最后一部分，又为各种游说故事的辑录，大都与《战国策》同，而全书的最后年限则为秦国攻楚，似成书于秦汉之际。这样，对于《战国策》成书于蒯通的说法，又增加了一层迷雾。
李商隐的《无题》诗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
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这是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的《无题》诗，被称为千古佳作，一直流传至今。诗中所写的难舍难分的离愁。死生不渝的相思，重见无期的悲凉，以及体贴入微的宽慰，都真切而又感人。
但是，你仔细分析一下，这首诗又寓意隐晦，难以解释。
从字面来看，首联写离别时的依依不舍，次联写对女子的相思，三联设想女子也在日夜思念，末联想象青鸟传书帮他探看意中人，很好理解。
但，“女子”是谁？“蓬山”喻指何物？长期以来，注释层出不穷，但并无定论。
有人说，这首诗根本不是什么爱情诗，而是借用诗的形式，寄寓自己的政治失意的苦闷和不甘沦落的心情。
李商隐的“无题”诗成了中国诗坛中最迷人的诗，也是最难理解的诗。
时至今日，《无题》诗依然是一组可望而不可即的美丽的谜团。
据说，李商隐本人也否认这是爱情诗。他说：“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楚雨含情皆有托”，“巧啭岂能无本意”。
那么，他的寄托是什么呢？还是看看他的生平吧。
李商隐生于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是怀州河内人。他才华出众，17岁就受到太平军节度使令狐楚的赏识，三次资助他赴长安科考，25岁时，经令狐楚推荐，终于考取了进士，在朝中任校书郎。他和令狐楚的儿子令狐绹是很要好的朋友。
后来，令狐楚病逝，他在政治上失去了依靠，就投靠了经原节度使王茂元，并娶了王茂元的女儿做妻子。
当时，朝廷里的官员分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即两大党。一派是李党，以李德裕为首；另一派是牛党，以牛僧儒为首。“牛李党派”给李商隐埋下了烦恼的种子。
因为令狐楚和他的儿子令狐绹都是牛党的重要成员。他们都对李商隐恩重如山。按一般人的想法，李商隐应无条件地忠于恩人。可是李商隐的岳父王茂元却是李党中人，于是牛党的人不分青红皂白，纷纷骂他忘恩负义，并处处排挤他。到了他34岁那年，李党被牛党打了下去，令狐绹作了宰相，李商隐就开始倒霉了。
为了自己的前程，他曾到相府去求拜令狐绹，但令狐绹置之不理，竟下令：他来求见，不准通报。此后，在令狐绹当政的10年里，他始终像压在石板下的一棵小草，一直无出头之日。李商隐郁郁终生，46岁病逝于郑州家中。
李商隐的诗，流传下来的有600多首，有政治诗、咏史诗、抒情诗、咏物诗、无题诗五大类。他的《无题》诗独具一格，成就卓然。因不便标题或难于标题，以“无题”代替标题，或以篇首二字作为标题。这类诗约占总数的十分之一以上。这些诗，表面上看，都是以婉转的情思、华丽的辞藻、和美的声调，抒发缠绵悱恻的爱情和相思的痛苦，但又寓意深远，令人费解。那么，到底怎样看他的这些无题诗呢？
大致有三种看法：
一种是“寄托说”。清代的朱鹤龄认为，“男女之情通于君臣朋友”。《楚辞》就是借“芳草”、“美人”来表达君臣之义的。李商隐因为“党祸”之故，身处逆境，沉沦于幕府。讲话不能直抒胸臆，说明他确是用心良苦。因此，不应该把他的诗当成“帷房昵亵之词”来看待。吴乔更是认为，李商隐的无题诗是写令狐绹的，借男女情爱来表达对令孤绹的怨望之情。冯浩也认为“寄托者多，直作艳情者少”，只是“夹杂不分，令人迷乱耳”。
第二种是“区别对待说”。这种意见以《四库全书》“提要”为代表，“提要”指出，有确寄托的，如“来是空言去绝踪”等；有戏为艳体的，如“近知名阿侯”等，有实属狭邪者，如“昨夜星辰昨夜风”等，还有失去本题的，如“万里风波一叶舟”……认为一概以美人香草来理解也不对。但是一涉及具体篇章、怎么分类，又其说不一了。
第三种，“就诗论诗说”。这种意见以清人屈复为代表。他说：“凡诗有所寄托，有可知者，有不可知者，如‘月中霜里斗婵娟’，‘终遣君王怒偃师’诸篇，寄托明白，且属泛论，此可知者。若《锦瑟》、《无题》、《玉山》诸篇，皆男女慕悦之词，知其有寄托而已，若必求其何事何人实之，则凿矣。”今但就诗论诗，不敢附会牵扯。
从原则上看，这种主张也是对的。但一到具体篇章，哪些寄托是可能的？哪些寄托是不可能的？就又各执一词了。
到底怎么解读李商隐的《无题》诗竟无统一意见。有人提议，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姑且把它当作爱情诗来读，领略他的笔触细腻，辞精韵美，情感的深沉隽永。至于有无寄托，寄托了什么，留给专家学者们去挖掘那深奥的寄情和丰富的寓意吧。
杂剧《西厢记》的作者是谁
描写崔莺莺与张洪的恋爱故事的元代杂剧《西厢记》，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取材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会真记》（又名《莺莺传》），是我国较早的一部以多本杂剧连演一个故事的剧本。数百年来，它所表达的“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的美好祝愿，深深扣动着青年男女的心弦，连《红楼梦》里的林黛玉也称赞其“词句警人，余香满口”。
《西厢记》元刊本现在已无从见到，现存的大都是明人校订本。也正是从明代开始，对于它的作者是谁，出现了几种不同说法。元末钟嗣成的《录鬼簿》认为是王实甫，明创朱权的《太和正音谱》及稍后王世贞的《艺苑卮言》也持有同样看法。几乎与此同时，又有人提出《西厢记》是关汉卿作或者关汉卿作王实甫续和王实甫作关汉卿续三种意见。《西厢记》全剧共五本二十一折，所谓“关作王续”、“王作关续”，意即其中第五本系由王或关补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