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的日子并不算苦，但说起来似乎有点寒酸。为省钱起见每天只上饭馆吃一次饭。其余一顿饭就买块面包同一盒干鱼，再加上一杯凉水，塞上肚子便完了。这样顶多有两毛钱就够了，若在饭馆，至少也要三毛钱。但是无论怎样苦，我决定每月不多不少要省下五块钱。若有多的钱剩，我就送给书店的老板罢，因为阔的饭我吃不起，阔的书我非看不可。大概在《红烛》未能出版以前，我省下的钱不能寄回。《红烛》卖的钱同他种着作的收入，统归家中子弟教育费之用。请家中不要着急，书呆子快要收利钱了！孝贞计应分娩矣。千万须为伊雇乳母，以免分伊读书之工。
--闻一多《致父母亲》
注释：伊，（yī），彼，他，她。伊人：那个人，多指女性。
到这里来，并不像你们想的那样享福。早上起来，一毛钱一顿的早饭，是几碗冷稀饭，午饭晚饭都是两毛一顿，名曰两菜一汤，实只水煮盐拌的冰冰冷的白菜萝卜之类，其中加几片肉就算一个荤。加上这样一日三餐是在大食堂里吃的，所以开饭时间一过了，就没有吃的。先来的人们自己组织了一个小厨房，吃得当然好点，但现在人数已满，我来迟了，加入不了。至于茶水更不必提了。公共的地方预备了几瓶开水，一壶粗茶，渴了就对一点灌一杯，但常常不是没有开水就是没有茶。自己未尝不想买一个茶壶和热水瓶，但买来了也没有用，因为并没有人给你送开水来。再过一星期（十一月三日）还到衡山上去。到那里情形或者好一点，因为那边人数少些，一切当然容易弄得有秩序点。但是也难说。我述了这种情形并非诉苦，因为来到这里，饭量并未减少，并且这样度着国难的日子于良心甚安。听说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还自己洗手巾、袜子，我也在照办。
--闻一多《致高孝贞》
我正式的第一次抽烟卷，是在二十六岁左右，在美国西部等船回国的时候；我正式的第一次所抽的烟卷，是美国国内最通行的一种烟卷，“幸中’’（Lucky Strike）。因为我在报纸、杂志之上时常看到这种烟卷的触目的广告，而我对于烟卷又完全是一个外行，当时为了等船期内的无聊，感觉到抽烟卷也算得一条便利的出路，于是我的“幸中”便落在这一种烟卷的身上。
船过日本的时候，也抽过日本的国产烟卷，小号的，用了日本的国产火柴，小匣的。
回国以后，服务于一个古旧狭窄的省会之内。那时正是“美丽牌”初兴的时候，我因为它含有一点甜味，或许烟叶是用甘草焙过的，我便抽它。也曾经断过烟，不过数日之后，发现口的内部的软骨肉上起了一些水泡，大概是因为初由水料清洁的外国回来，漱口时用不惯霉菌充斥着的江水、井水的缘故，于是烟卷又照旧的吸了起来，数日之后，那些口内的水泡居然无形中消灭了；从此以后，抽烟卷便成为我的一种习惯了。
--朱湘《烟卷》
如果咬菜根能算得艰苦卓绝，那我简直可以算得艰苦卓绝中最艰苦卓绝的人了。因为我不单能咬白薯，并且能咬这白薯的皮。给我一个刚出灶的烤白薯，我是百事可做的；甚至教我将那金子一般黄的肉统统让给你，我都做得到。惟独有一件事，我却不肯做，那就是把烤白薯的皮也让给你；它是全个烤白薯的精华，又香又脆，正如那张红皮，是全个红烧肘子的精华一样。
山药、慈菇，也是菜根。但是你如果拿它们来给我咬，我并不拒绝。
我并非一个主张素食的人，但是却不反对咬菜根。据西方的植物学者的调查，中国人吃的菜蔬有六百种，比他们多六倍。我宁可这六百种的菜根，种种都咬到，都不肯咬一咬那名扬四海的猪尾或是那摇来乞怜的狗尾，或是那长了疮脓血也不多的耗子尾巴。
--朱湘《咬菜根》
那时没有女招待，没有“吃三毛，给一块”的可能。也没有跳舞场，跳舞这文明艺术，还被头等文明的西洋老爷、太太、小姐们关紧在他们的艺术之宫象牙之塔里；我们次文明的中国人，只能在门外打打转，偷眼向里望去，和现在每晚上各跳舞场玻璃窗外围挤着的车夫苦力们一样。啊，多苦闷，多干燥的生活啊！
那时有一位备受崇拜与欢迎的大人物就是哲学博士张兢生先生，现在不知道哪里去了。
那时还没有“摩登”这名词，虽然男女交际之风已渐开，却不像现在每一个摩登女子身旁必追随着一个摩登男子，每一个摩登男子手臂上必吊着一个摩登女子。“花王”这名词，似乎在那时已经有了，但说出来似乎没有现在响亮而尊严，受这称号的也不觉得有何等光荣之处，甚而至于有登报声明否就现在的眼光看来，这种人真太不识抬举了。
--刘半农《五年以来》
注释：摩登是汉语言词语，并不是英语modern的译音，与英语同音同义只是一个语言上的巧合.意思是现代的、合时的，新奇时髦的。
我因为要极力“节流”，虽不致衣不蔽体，但是往往衣服破烂了，便无力置备新的；别人棉衣上身，我还穿着夹衣。蚊帐破得东一个洞，西一个洞，蚊虫乘机来袭，常在我的脸部留下不少的成绩。这时注意到我的情形的却另有一位好友刘威阁先生。他是在约翰和我同级的，我刚入约翰做新生的时候，第一次和他见面，我们便成了莫逆交。他有一天由家里回到学校，手里抱着一大包的衣物，一团高兴地跑进了我的卧室，打开来一看，原来是一件棉袍，一顶纱帐！我还婉谢着，但是他一定要我留下来用。他那种特别爱护我的深情厚谊，实在使我一生不能忘的。那时他虽已结了婚，还是和大家族同居的，他的夫人每月向例可分到大家族津贴的零用费十块钱；有一次他的夫人回苏州娘家去了一个月，他就硬把那十块钱给我用。我觉得这十块钱所含蓄的情义，是几十万几百万的巨款所含蓄不了的。
--邹韬奋《深挚的友谊》
我在幼时已决心为书虫生活。自破笔受业直到如今，二十五年间未尝变志。但是要做书虫，在现在的世界本不容易。须要具足五个条件才可以。五件者：第一要身体康健；第二要家道丰裕；第三要事业清闲；第四要志趣淡薄；第五要宿慧超越。我于此五件，一无所有！故我以十年之功只当他人一夕之业。于诸学问、途径还未看得清楚，何敢希望登堂人室？但我并不因我资质与境遇而灰心，我还是抱着读得一日便得一日之益的心志。
--许地山《牛津的书虫》
杭州终于是一个省会，同学之中，大半是锦衣肉食的乡宦人家的子弟。因而同班中衣饰美好，肉色细白，举止娴雅，谈吐温存的同学，不知道有多少。而最使我惊异的，是每一个这样的同学，总有一个比他年长一点儿的同学，附随在一道的那一种现象。在小学里，在嘉兴府中里，这一种风气，并不是说没有，可是决没有像当时杭州府中那么的风行普遍。而有几个这样的同学，非但不以被视作女性为可耻，竟也有熏香傅粉，故意在装腔作怪，卖弄富有的。我对这一种情形看得真有点儿气，向那一批所谓Face的同学，当然是很明显地表示了恶感，就是向那些年长一点的同学，也时时露出了敌意；这么一来，我的“怪物”之名，就愈传愈广，我与他们之间的一条墙壁，自然也愈筑愈高了。
--郁达夫《孤独者》
有钱的时候，我的解闷的方法又是不同。但我到北京之后，从没有五块以上的金钱和我同过一夜，所以用这方法的时候，比较的不多。前月中旬，天津的二哥哥，寄了五块钱来给我，我因为这五块钱若拿去用的时候，终经不起一次的消费，所以老是不用，藏在身边。过了几天，我的遗传的疾病又发作了，苦闷半天，我才把这五元钱想了出来。慢慢地上一家卖香烟的店里尽这五元钱买了一大包最贱的香烟，我回家来一时的把这一大包香烟塞在白炉子里燃烧起来。我那时候独坐在恶毒的烟雾里，觉得头脑有些昏乱，且同时眼睛里，也流出了许多眼泪，当时内心的苦闷，因为受了这肉体上的激刺，竟大大的轻减了。
一般人所认为排忧解闷的手段，一时我也曾用过的手段，如醇酒妇人之类，对于现在的我，竟完全失了它们的效力。我想到了一年半年之后若现在正在应用的这些方法，也和从前的醇酒妇人一样，变成无效的时候，心里又不得不更加上一层烦恼。啊啊！我若是一个妇人，我真想放大了喉咙，高声痛哭一场！
--郁达夫《一封信》
和映霞结婚了十余年，两人日日厮混在一道，三千六百日中，从没有两个月以上的离别。自己亦以为是可以终老的夫妇，在旁人眼里，觉得更是美满的良缘。生儿育女，除天殇者不算外，已经有三个结品品了，大的今年长到了十一岁。一九三六年春天，杭州的“风雨茅庐”造成之后，应福建公洽主席之招，只身南下，意欲漫游武夷太姥，饱采南天景物，重做些记游述志的长文，实就是我毁家之始。风雨南天，我一个人羁留闽地，而私心侧恻，常在想念杭州。在杭州，当然友人也很多，而平时来往，亦不避男女，友人教育厅长许绍棣君，就系平时交往中的良友之一。
--郁达夫《毁家诗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