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留学热潮绝不亚于今日。正是民国前后的留学热潮造就了中国近代史的人才储备库。负笈海外的学子们，个个都是经过千挑万选的精英，出国后也毫不逊色。当时的人们也通过他们的文章，了解了外国的风采：戴望舒眼中的波兰，邹韬奋的巴黎见闻，郁达夫在日本的生活，徐志摩的巴黎印象……
漂洋过海的那一代人已经渐渐远离，但我们仍可以从他们的文章中感受到他们人格的伟岸。他们是学贯中西、兼容世界文明的一代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他们的功绩不可磨灭。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
夏丏尊：《日本的障子》
戴望舒：《再生的波兰》
邹韬奋：《巴黎的特征》
郁达夫：《日本的文化生活》
徐志摩：《巴黎的鳞爪》
吾在纽约，无馀日以从事游览，若政治上、生计上、社会上种种观察，百不得一，固不待论；即风景亦所见绝稀，吾深负纽约也。初到时，有拉杂笔记百数十条，记琐见琐闻。及游历遍，复视之，觉其全属辽东豕，故概淘汰不编人，惟略存十数条如下：
野蛮人住地底，半开人住地面，文明人住地顶。住地面者，寻常一两层之屋宅是也。住地底者，孟子所谓下者为营窟。古之五祀，有中雷。穴地为屋，凿漏其上以透光，雨则溜下也。今吾国秦、晋、豫之间犹有是风。北京之屋，亦往往有入门下数石级者，犹近于地底矣。纽约之屋，则十层至二十层者数见不鲜，其最高者乃至三十三层，真所谓地顶矣。然美国大都会通常之家屋，皆有地窖一二层，则又以顶而兼底也。
纽约触目皆鸽笼，其房屋也；触目皆蛛网，其电线也；触目皆百足之虫，其市街电车也。
纽约之中央公园，从第七十一街起至第一百二十三街止，其面积与上海英法租界略相埒，而每当休暇之日，犹复车毂击人肩摩。其地在全市之中央，若改为市场，所售地价，可三四倍于中国政府之岁人。以中国人之眼观之，必曰弃金钱于无用之地，可惜可惜！
─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
日本的障子比中国的纸窗范围用得更广，不但窗子用纸糊，门户也用纸糊。日本人是席地而坐的，室内井无桌椅床炕等类的家具，空空的房子，除了天花板、墙壁、席子以外，就是障子了。障子通常是开着的，住在室内，不像玻璃窗户的内外通见，比较安静得多。阳光射到室内，灯光映到室外，都柔和可爱。至于那剪影似的轮廓鲜明的人影，更饶情趣，除了日本，任何地方都难得看到。
日本障子的所以特别可爱，似乎有几个原因。第一是格孔大，木杆细，看去简单明了。中国现在的纸窗，格孔小，木杆又粗，有的还要拼出种种的花样图案，结果所显出的纸的部分太少了。第二是不施髹漆，日本家屋凡遇木材的部分，不论柱子，天花板，廊下地板，扶梯，都保存原来的自然颜色，不涂髹彩。障子也是原色的，木材过了若干时，呈楠木似的浅褐色，和糊上去的白纸，色很调和。第三是制作完密，拉移轻便。日本家屋的门户用不着铁链，通常都是左右拉移。制作障子有专门工匠，用的是轻木材，合笋对缝，非常准确。不必多费气力，就能“嘶”地拉开， “嘶”地拉拢。第四是纸质的良好。日本的皮纸洁白而薄，本是讨人欢喜的。中国从前所用的糊窗纸，俗名“东洋皮纸”，也是从日本输入的，可是质料很差，不及日本人自己所用的“障子纸”好。障子纸洁白匀净，他们糊上格子去又顶真，拼接的地方一定在窗棂上，看不出接合的痕迹。日常拂拭甚勤，纸上不留纤尘，每年改糊二三次，所以总是干净洁白的。
——夏丏尊《日本的障子》
在波兰，差不多任何东西都是不够供应。物价是高过受薪阶层的购买力。运输的缺乏增加了食品分配的困难，但是工厂和餐室，以及政府机关的食堂，却都竭力弥补这个缺陷。在波兰的经济机构中，是有着那么许多空洞，你刚补好了一个洞，另外五个洞又现出来了。经济的发动机的操纵杆不能操纵自如，于是整部车子就走几码就停下来了。
除了物质的需要之外，还有精神的不安。精确的估计算出，从一九三九年起，波兰死亡的总数有六百万人。现在还有成千成万的人，都还不知道自己的家属的存亡和命运。幸而人民的精神拯救了这个现状。他们泰然微笑地穿着他们不称身的衣服，吃着他们的不规则的饭食，忍受着物品的缺乏和运输的迟缓。他们已下了决心，要使波兰重新生活起来。
——戴望舒《再生的波兰》
在船上可供你视察的，有各国各种人同时“陈列”着任你观看。记者此次所遇着的除几个同国人外，有意大利人、德国人、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奥国人、荷兰人、比利时人、印度人、乃至爪哇人、马来人等等（不过日本人一个都没有，有人说他们非本国的船不坐)。架子最大、神气最足的要推英国人，他们最沉默、最富有不睬人的态度，无论是一个或是几个英国人坐在一处，使你一望就知道他们是“大英帝国的大国民”！最会敷衍的要算美国人，总是嬉皮笑脸，充满着幽默的态度。大概说起来，各国或各民族的人，或坐谈，或用膳，都喜与本国或本种人在一起，这也许是由于语言风俗习惯的关系。在孟买下船后，来了几十个印度籍的男女，大多数是天主教中人，赴罗马朝见教皇去的。他们很少和西人聚谈，有一边的甲板上全被他们坐满了，看过去就好像是印度区似的。里面有好几个“知识分子”，对记者谈起被压迫民族的苦痛，都很沉痛，每每这样说道：“我们是在同样的政治的船上啊！”（他们都是用英文和记者谈，原句是：“We are in the same political boat！’’)中国在实际上不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吗？所以记者对他们这句话只有悲慨，没有什么反感。
——邹韬奋《海程结束》
8月4日下午船由塞得港开行后，忽然增加了五百左右的男女青年，年龄自八岁至二十岁，女子约占两百人，男女分开两部分安顿。青年总是活动的，在甲板上叫嚣奔跑，成群结队的乱问着，好像无数的老鼠在“造反”，又好像泥堆上的无数蝼蚁在奔走汹涌着。原来他们都是在埃及的各学校里的意大利青年，是法西斯蒂的青年党员，同往罗马去参加该党十周年纪念的。男的都穿着黑衫，女的只穿白衫黑裙。这班男女青年的体格，大概都很健康，一队一队女的，胸部都有充分发达的表现，不像我国女子还多是一块板壁似的，不过说到他们的真实信仰，却不敢说。记者曾就他们里面选几个年龄较大的男青年谈谈，有的懂法文，有的懂英文；问他们是不是法西斯蒂党员，答说是；问他们什么是法西斯主义，答不出；不过他们都知道说墨索里尼伟大，问他们为什么伟大，也答不出；只有一个答说，因为只有墨索里尼能使意大利富强；我再问他为什么，又答不出！其实法西斯主义究竟是什么，就是它的老祖宗墨索里尼自己也不很了解，不能怪这班天真烂漫的青年。
——邹韬奋《海程结束》
遍地的咖啡馆确是巴黎社会的一个特征，巴黎街上的人行道原来很阔，简直和马路一样阔，咖啡馆的椅桌就几百只排在门口的人行道旁，占去人行道的一半，有的两三张椅子围着一只小桌子，有的三四张椅子围着一只小桌子，一堆一堆的摆满了街上；一到了华灯初上的时候，便男男女女的坐满了人，同时人行道上也男男女女的熙来攘往，热闹异常，在表面上显出一个繁华作乐的世界。在这里可以看到形形式式的“曲线美”，可以看到男女旁若无人似的依偎蜜吻，可以看到男女旁若无人似的公开“吊膀子”。这种种行为，在我们初来的东方人看来，多少存着好奇心和注意的态度，但在他们已司空见惯，不但在咖啡馆前，就在很热闹的街上，揽腰倚肩的男女边走边吻，旁人也都像没有看见，就是看见了也熟视无睹。但我们在“繁华作乐世界”的咖啡馆前，也可以看见很凄惨的现象！例如衣服褴褛、蓬发垢面的老年瞎子，手上挥着破帽，破喉咙里放出凄痛的嗄噪的歌声，希望过路人给他几个“生丁”（一个法郎等于一百生丁)；还有一面叫卖一面叹气的卖报老太婆，白发瘪嘴，老态龙钟；还有无数花枝招展、挤眉弄眼向人勾搭的“野鸡”。有一次记者和两位朋友同在一个咖啡馆前坐谈，有一个“野鸡”不知看中了我们里面的哪一个，特在我们隔壁坐位上（另一桌旁)花了一个半法郎买了一杯饮料坐了好些时候，很对我们注视，后来看见我们没有人睬她，她最后一着是故意走过我们桌旁，掉下了手巾，俯拾之际，回眸对我们嫣然一笑，并作媚态道晚安，我们仍是无意上钩，她才嗒然若丧的走了。她这“嫣然一笑”中含着多少的凄楚苦泪啊！
——邹韬奋《巴黎的特征》
有一次有一位中国朋友来访我，刚巧我不在家，她对这位朋友把我称赞得好得异乎寻常，说她的屋子从来没有租给过中国人，这是第一次，现在才知道中国人这样的。后来这位朋友很惊奇地把这些话告诉我，我笑说没有别的，就只马虎得好！这几天有一个房客退租了，她便着了慌，屡次问我有没有朋友可以介绍。（这位老太婆怪顽固，不肯租给妇女，说不愿男女混杂，并说向来不许有“女朋友”来过夜。）在资本主义发达特甚的社会里，最注重的是金钱关系，一分价钱一分货，感情是降到了零度，没得可说的。
我曾问她为什么不和女儿同住，免得这样孤寂劳苦，她说如果她有钱，尽可和女儿同住，一切关于她的费用，可由她照付，如今穷得要依靠女婿生活，徒然破坏女儿夫妇间的快乐，所以不愿。在现社会里，金钱往往成为真正情义的障碍物。
附近有个女孩子，十四岁，她的父亲是在煤炭业里做伙计的，平日里到义务学校就学，每遇星期六及星期日便来帮这老太婆扫抹楼梯及做其他杂务，所得的酬报是吃一顿饭，取得一两个先令。人虽长得好像中国十六七岁的女子那样大，但因贫困的结果，面色黄而苍白，形容枯稿，衣服单薄而破旧。她每次见到记者，便很客气地道早安，我每看到她那样的可怜状态，未尝不暗叹这也是所谓“大英帝国”的一个国民！
——邹韬奋《华美窗帷的后面》
讲到在比的中国青田小贩，去年八九月间却发生了一件趣事。有三个青田小贩同住在一个比国人的家里，那家房东有三个女儿，正好配上了这三位青田小贩，都发生了关系，其中有一个女儿年龄还在十六岁以下，于是她们的父亲在法院提出诉讼，控告他们。但是房东太太以她的这个丈夫在外面有了一个姘头，平日不但不住在家里，而且置经济于不顾，还是这三位青田仁兄常常接济她的家用？，所以到开庭审判的那一天，这位非正式的丈母娘在法庭上大帮这三个青田小贩！那天观审的很多，中国使馆也派有人去旁听。那位房东太太当着大众，对法官口若悬河地大讲她的一大篇大道理！她历数丈夫种种不顾家庭的罪状，极力赞扬这三个中国人如何如何的好！法官问问那三个女儿，也都说母亲的话不错，并且都表示愿嫁给这三个中国人。结果那个父亲大吃瘪，那三位祸中得福喜出望外的青田仁兄各拥着娇妻，凯旋而回！这个案件，比国的报上只字不登，因为如把那位“丈母娘”的“中、比人的优劣论”那一篇大文章发表出来，在他们当然认为是和比国人的体面有关系的。
还有一件事，在布鲁塞尔的大规模的理发店里，请了两位中国的扦脚专家！我们中国洗澡堂里的扦脚情形，想读者诸君都知道的。这两位扦脚专家因为来修脚的多属舞女，享尽艳福，每月各有三五千法郎的收入，一位娶了法女为妻，一位娶了比女为妻。中国人在欧的着名的职业，一为洗衣，一为烧菜（开饭馆），现在大概要加上了扦脚！在巴黎时，有的法国朋友说，你们中国人的菜当然好吃，因为你们有了五千年的文明，烧菜的研究也有了五千年的历史了！现在出了扦脚专家，不知和五千年的文明也有什么关系没有！
——邹韬奋《游比杂谈之二》
我屋里的臭虫简直没办法，一天总要治死十几只。印度臭虫特别大。他们多不杀生，见我底行为，都很诧异。有些人身上还养臭虫÷以为是一种功德，所以你如看见别人身上有臭虫，最好别去管，若不然，有时候你便要听见“由它罢，那是我养活的”。若是你不喜欢臭虫，把它拈起来，送到门外去，所以结果不是爬回来，便是到别人身上去。我在写字，臭虫满桌上爬，真像小油虫一样，走动得很灵敏，你要拈它，它马上就藏起来。
此地的蝙蝠也非常的大。每到黄昏，一群一群飞出来觅食，翅膀张起来，约有四尺，歇着的时候，就像一只小狐狸。绿鹦哥（会说话的)很多，市上卖得很贱，一钱银（合三毛多大洋)可以买一只。孔雀也便宜，十几卢比一对，不过都不好带，在半道上常饿死了。照片四张，有一张是广州小北门外，我大姊底坟，临离开广州底前二天找到底，坟砖都被人偷了。偷者算还有良心，还留下墓碑与后土位，找到的时候，土埋到“显妣”底地方。我找人随便挖开，照了这相。其余已请叶启芳经管，修理总要五六十元（最少)。此片可以转寄给敦谷。
——许地山《旅印家书》
注释：此段中“底”字用法见105页《旅印家书》注释。
无论哪一个中国人，初到日本的几个月中间，最感觉到苦痛的，当是饮食起居的不便。
房子是那么矮小的，睡觉是在铺地的席子上睡的，摆在四脚高盘里的菜蔬，不是一块烧鱼，就是几块同木片似的牛蒡。这是二三十年前，我们初去日本念书时的大概情形；大地震以后，都市西洋化了，建筑物当然改了旧观，饮食起居，和从前自然也是两样，可是在饮食浪费过度的中国人的眼里，总觉得日本的一般国民生活，远没有中国那么的舒适。
但是住得再久长一点儿，把初步的那些困难克服了以后，感觉就马上会大变起来；在中国社会里无论到什么地方去也得不到的那一种安稳之感，会使你把现实的物质上的痛苦忘掉，精神抖擞，心气和平，拼命的只想去搜求些足使智识开展的食粮。
若再在日本久住下去，滞留年限，到了三五年以上，则这岛国的粗茶淡饭，变得件件都足怀恋；生活的刻苦，山水的秀丽，精神的饱满，秩序的整然，回想起来，真觉得在那儿过的，是一段蓬菜岛上的仙境里的生涯，中国的社会，简直是一种乱杂无章，盲目的土拨鼠式的社会。
——郁达夫《日本的文化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