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上班就像旧社会的婚姻，明明不喜欢却还要在一起长相厮守”。对于工作，很多人不是很喜欢，但是迫于生计，还要去做。那旧社会的上班族是什么样的状况呢？当年，朱自清为了糊口也曾到春晖教学。工作不只是我们“营生”的手段，也是我们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郁达夫与创造社，戴望舒与《星座》副刊，他们就是把兴趣与职业结合起来，取得了大的成就。干一行爱一行，既然工作着，就把它做好吧！
梁启超：《在与司法部部员举行的谈话会的讲话》
蔡元培：《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
夏丏尊：《紧张气氛的回忆》
戴望舒：《十年前的<星岛>）和（星座）》
邹韬奋：《一种有趣味的工作》
郁达夫：《我的写作》
徐志摩：《编辑副刊》
鄙人任事数月，深赖次长及诸君之赞助，现因政治上之关系，已于昨日递呈辞职，虽总统尚未批准，我拟今日到部之后即请假，不再来。共事许久，不能无一种特别感情，故借此以话别，并将他事为诸君一道之。我国司法因上年进行太速，致生出无限之阻力，近来各省几致全然办不动，正月间在此开茶话会时，虽略道及此等情形，计亦为诸君所深知。然我此次辞职，并非以部务办理棘手，纯系他方面之政治问题。我仅部务为难，我尚不怕，昨日辞职时，尚有一条陈上诸总统，言改良司法十事，将来虽不能尽行采用，或可采用其一部。我虽辞职，将来继任者必为在司法界极有经验之人，对于我之政见，亦必采用若干，又可深信者也。各国之事务官，常有固定性质，不随长官为进退，吾国往时亦然。民国成立以来，各部总长更易时，而部员多随之而去，几成一种通例。我于上年人阁之时，即不以此事为然，除本部上年因官制变更不得已裁去若干人外，其更动一二，均系本人已有他种职务，故本部人员旧人居多，即更动亦比他部为少，而不蹈随长官为进退之恶习。盖人之精神专注于‘事，乃能求精，人人如是，国家乃强，如农工商贾尚专注于一事，何况我辈为国家服务之人。故古人云：“君子思不出其位”，又曰：“素位而行，不总乎其外。”诸君在此，办事专勤，我所深知，司法前途实利赖焉。
--梁启超《在与司法部部员举行的谈话会的讲话》
注释：梁启超多次提出辞职，托辞“一介书生”不懂政务，1914年2月19日接任币制局总裁，次日获准辞去司法总长一职。
凡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我第一次所经历的是在一个忘了名目的会场上，看见一位头包白纱布，用无锡腔讲演排满的英勇的青年，不觉肃然起敬。但听下去，到得他说“我在这里骂老太婆，老太婆一定也在那里骂吴稚晖”，听讲者一阵大笑的时候，就感到没趣，觉得留学生好像也不外乎嬉皮笑脸，“老太婆”者，指清朝的西太后。吴稚晖在东京开会骂西太后，是眼前的事实无疑，但要说这时西太后也正在北京开会骂吴稚晖，我可不相信。讲演固然不妨夹着笑骂，但无聊的打诨，是非徒无益，而且有害的。不过吴先生这时却正在和公使蔡钧大战，名驰学界，白纱布下面，就藏着名誉的伤痕。不久，就被递解回国，路经皇城外的河边时，他跳了下去，但立即又被捞起，押送回去了。这就是后来太炎先生和他笔战时，文中之所谓“不投大壑而投阳沟，面目上露”。其实是日本的御沟并不狭小，但当警官护送之际，却即使并未“面目上露”，也一定要被捞起的。这笔战愈来愈凶，终至夹着毒詈，今年吴先生讥刺太炎先生受国民政府优遇时，还提起这件事，这是三十余年前的旧账，至今不忘，可见怨毒之深了。
--鲁迅《留学日本》
注释：吴稚晖（1865--1953），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出生在江苏武进的雪堰桥一带。1905年在法国参加中国同盟会，出版《新世纪》报，鼓吹无政府主义。1927年支持蒋介石反共清党活动，1953年卒于台湾。他一生追随国民党革命却一生不入官门。
学生们里面，忽然起了剪辫风潮了，很有许多人要剪掉。我连忙禁止。他们就举出代表来诘问道：究竟有辫子好呢，还是没有辫子好呢？我的不假思索的答复是：没有辫子好，然而我劝你们不要剪。学生是向来没有一个说我“里通外国”的，但从这时起，却给了我一个“言行不一致”的结语，看不起了。“言行一致”，当然是很有价值的，现在之所谓文学家里，也还有人以这一点自豪，但他们却不知道他们一剪辫子，价值就会集中在脑袋上。轩亭口离绍兴中学并不远，就是秋瑾小姐就义之处，他们常走，然而忘却了。
“不亦快哉！”--到了一千九百十一年的双十，后来绍兴也挂起白旗来，算是革命了，我觉得革命给我的好处，最大，最不能忘的是我从此可以昂头露顶，慢慢的在街上走，再不听到什么嘲骂。几个也是没有辫子的老朋友从乡下来，一见面就摩着自己的光头，从心底里笑了出来道：哈哈，终于也有了这一天了。
--鲁迅《辫子留存日本》
我离京之时，学生仍每日分队出去演讲，政府逐队逮捕，因人数太多，就把学生都监禁在北大第三院。北京学生受了这样大的压迫，于是引起全国学生的罢课，而且引起各大都会工商界的同情与公愤，将以罢工、罢市为同样的要求。政府知势不可侮，乃释放被逮诸生，并决定不签和约，罢免曹、章、陆，于是五四运动的目的完全达到了。
虽然五四运动的目的既达，北京各校的秩序均恢复，独北大因校长辞职问题又起多少纠纷。政府曾一度任命胡次珊君继任，而为学生所反对，不能到校。各方面需要我复职。我离校时本预定决不回去，不但为校务的困难，实因校务以外常常有许多不相干的缠绕，度一种劳苦而无功的生活。
但是，隔了几个月，校中的纠纷仍在非我回校不能解决的状态中，我不得已，乃允回校。回校以前，先发表《告北京大学学生及全国学生联合会书》，告以学生救国，重在研究学术，不可常常为救国运动而牺牲。至此，北大因五四运动而起的纠纷才算平息了。
--蔡元培《我在五四运动时的回忆》
注释：曹、章、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曹汝霖，1918年3月任段祺瑞内阁交通总长兼任财政总长，向日本借款的主要负责人。章宗祥，1916年任驻日特命全权公使，主要跑腿向日借款。陆宗舆，1917年8月任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总理，成为日本的公开代理人，向日本借款的主要经手人。
（二）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着名开明专制的国，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的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那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蔡元培《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
我有一个朋友在第x中学做教员，因在风潮中被学生打了一记耳光，辞职后就抑郁病死了。我任舍监和这事的发生没有多日，心情激昂得很，以为真正要作教育事业须不怕打，或者竟须拼死，所以就职之初就抱定了硬干的决心：非校长免职或自觉不能胜任时决不走，不怕挨打，凡事讲合理与否，不讲感情。
x校有学生四百多人，其中年龄最大的和我相去只几岁。我在x校虽担任功课有年，实际只教一二班，差不多有十分之七八是不相识的。当时轻视舍监已成了风气，我新充舍监，最初曾受到种种的试炼。因为我是抱了不顾一切的决心去的，什么都不计较，凡事皆用坦率强硬的态度去对付，决不迁就。在饭厅中，如有学生远远地发出“嘘嘘”的鼓动风潮的暗号，我就立在凳子上去注视发“嘘嘘”之声的是谁？饭厅风潮要发动了，我就对学生说：“你们试闹吧，我不怕。看你们闹出什么来。”。人丛中有人喊“打”了，我就大胆地回答说：“我不怕打，你来打吧。”学生无故请假外出，我必死不答应，宁愿与之争论一二小时才止。每晨起床铃一摇，我就到斋舍里去视察，如有睡着未起者，一一叫起。夜间在规定的自修时间内，如有人在喧扰，就去干涉制止，熄灯以后见有私点洋烛者，立刻赶进去把洋烛没收。我不记学生的过，有事不去告诉校长，只是自己用一张嘴和一副神情去直接应付。每日起得甚早，睡得甚迟，最初几天向教务处取了全体学生的相片来，一叠叠地摆在案上，像打扑克或认方块字似的一一翻动，以期认识学生的面貌名字及其年龄籍贯学历等。
--夏丏尊《紧张气氛的回忆》
那个副刊定名为《星座》，取义无非是希望它如一系列灿烂的明星，在南天上照耀着，或是说像《星岛日报》的一间茶座，可以让各位作者发表一点意见而已。稿子方面一点也没有困难，文友们从四面八方寄了稿子来，而流亡在香港的作家们，也不断地给供稿件，我们竟可以说，没有一位知名的作家是没有在《星座》里写过文章的。在编排方面，我们第一个采用了文题上的装饰插图和名家的木刻、漫画等（这个传统至今保持着）。
这个以崭新的姿态出现的报纸，无疑地获得了意外的成功。当然，胡文虎先生的号召力以及报馆各部分的紧密的合作，便是成功的主因。我不能忘记，在八月二日胡好先生走进编辑部来时的那一片得意的微笑或热烈的握手。
从此以后，我的工作是专对着《星座》副刊了。
--戴望舒《十年前的（星岛）和（星座）》
注释：抗日战争爆发后，戴望舒先在上海继续着译，1938年5月赴香港。与许地山等人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任理事。其间主编《星岛日报）副刊《星座》和英文刊物《中国作家》等。香港为日军占领后，以抗日罪名被捕，陷狱中数月，健康受到很大损害。
当教务长不是我的事业，现在骑虎难下真叫我为难。现在为校长问题学校不免有风潮。刘百昭的一派私人主张挽留他，我与太侔及萧友梅等主张欢迎蔡孑民先生，学校教职员已分为两派。如果蔡来可成事实，我认为他是可以合作的。此外无论何人来，我定要引退的。今天报载我要当校长，这更是笑话。“富贵于我如浮云！”我只好这样叹一声。
我现在不与上沅石孚同居了。现在的住址是“西京畿道三十四号”。内子与小女都在这里，家庭生活差强人意。时相过从的朋友以“四子”为最密，次之则邓以蛰，赵太侔，杨振声等。国家主义的同声中有一般人也常到我家里开会。新月社每两周聚餐一次。志摩也常看见。你与菊农的信论志摩的诗，不知怎地转到志摩手上来了，又从志摩手上转到我这里来了。
--闻一多《致梁实秋》
注释：新月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影响较大的一个文学社团，它于1923年成立于北京，是“五四”以来最大的以探索新诗理论与新诗创作为主的文学社团。该社活动在1927年春迁往上海，1933年结束，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