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初期，在面临巨大的意识形态阻力的时候，“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也许只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但作为改革中的一种策略也无可厚非。然而，“摸着石头过河”经历了30年，依然呈现出消极的方面。例如，这个思路容易导致政策被动。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政策，在“摸石头”思路的影响下，政策难以有明确的前瞻性，对于可能出现的问题，缺乏预见。导致问题一出现便赶紧救火，政府行为类似消防队。而且，看似随机性、突发性出现的问题，造成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习惯，也容易导致政策的相互矛盾。
改革已经取得阶段性巨大成果，改革还在继续，但我们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可以结束了，现在是科学改革的阶段，我们有了方向，我们有了罗盘，现在该是揣罗盘上路的时代了。
揣罗盘上路就是心里有谱，想有谱就要凡事预则立，这里的“预”，就是今人常说的预见、预想、预测、预计、预设，也就是正式行动前的运筹。
为政运筹的内容极其丰富、复杂，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方向和目标。
政治问题首先是方向问题，没有方向就等于没有政治，方向错误，则不论如何辛苦忙碌，最终只能一事无成，甚至不进反退，就如“股神’巴菲特所说：“如果你在错误的道路上，奔跑也没有用。”因此，“预”，首先是对方向的预设。
西撒哈拉沙漠中的旅游胜地--比赛尔，很久以前，是一个只能进、不能出的贫瘠地方。在一望无际的沙漠里，一个人如果凭着感觉往前走，他只会走出许多大小不一的圆圈。后来，一位青年在北斗星的指引下，成功地走到了大漠边缘。这位青年成了比赛尔的开拓者，他的铜像被竖在小城的中央，铜像的底座上刻着一行字：新生活是从选定方向开始的。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以现成的北斗星为参照物，就能走出自己的道路。
揣罗盘上路要学会精算，就是指计算得精确。有一位富翁在准备出发去旅行前，分别发给三名仆人一笔钱，第一个仆人得到1000元，第二个仆人得到5000元，第三个仆人得到10000元。富翁旅行回来后，要求仆人说明他们是如何运用这笔钱的。第一位仆人说他通过投资，使1000元增加了一倍；第二位仆人说他利用放债，赚了200元；而第三位仆人则因为害怕投资失败，将钱全部埋在地下。主人听后提出只收回本金，赚的钱归仆人自己所有，结果不言而喻。这个故事说明，账不能呆算，死算，要从多方面计算得失。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对中国来说，“万一”在人口数量上就是130万人。在各种经济指标和物资消耗量上，数额更为惊人。有人计算，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可以流掉1~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要流掉3~25立方米水，一个县如果有60万个水龙头、20万个马桶漏水，一年要损失上亿立方米的水。真是点点滴滴，一草一木都要放在心头。细算，算细账，注意细节。例如，为了节约用水，政府可以对水龙头、抽水马桶的技术数据、质量标准有严格的规定及检测程序。为了节约纸张，可以规定公文两面印刷与复印，有些文件可以放在网络上让人们浏览。为了节电，一些国家规定，夏季空调的调节温度由以往的25摄氏度调高到27摄氏度，在办公室可以不穿西装、不系领带，等等。
1983年2-3月间，墨西哥的爱尔基琼火山喷发，史无前例的大量火山灰喷上了天空。然而一则来自苏联的报道却引起了当时美国总统里根的深思。这则报道说，苏联今年粮食将获得大丰收，减少粮食进口，包括减少从美国的粮食进口。里根分析后，认为火山爆发，会使一些包括苏联、东欧的地区，发生干旱，粮食减产。里根顿时像明白了什么似的，断然决策，减少美国1/3的粮食种植面积。此策一出，当时很多人都不解其因，却惊动了全世界，效果极为显着。首先它使美国以往粮食过剩、粮价过低的局面得以扭转。其次迫使苏联减少军费以进口粮食，同时提高了美苏裁军谈判中美国自身的地位，引起世界对粮食问题的关注。
里根之所以能够超前作出正确的决策，正是因为他敏感地从火山喷发的消息和苏联的粮食丰收的报道中联想到了其相关的信息，从而作出减少粮食种植面积的正确决策，实现了决策的升华。
毫无疑问，决策应依赖理性的分析与判断，但是，作为决策主体的人常有无尽的创造与灵感，这种决策方式如果被正确应用，领导者将受益无穷。
做准、做好，才能取得相应的效益
邓小平说：“世界的事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列主义都没有。”(摘自《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干与不干，大干与小干，因循守旧、左顾右盼地于和开拓创新、勇往直前地干，效果大不一样。要取得成效，只有“少说空话，多干实事”，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执行上来。
南方某省会城市，登记在册的农民工有近40万之众。收入低、居无定所，使他们始终游走在城市边缘。
为改善农民工的居住条件，该市政府投巨资，首期为他们兴建了618套廉租房，能容纳3000名农民工。这个“农民工公寓”内，青草茵茵，绿树环抱；食堂、阅览室、影视室、澡堂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楼宇间还有假山、石径、健身设备和石桌石椅。然而，花园般的公寓竣工18个月后，农民工却只租用了26套。
巨大的反差使人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农民工对廉租房的集体冷落？
农民工对廉租房的冷落，是因为这些廉租房的房租不够“廉”吗？不是的。该公寓2005年10月的房租价格，单间从12平方米到20平方米不等，每月租金120元至170元。独立套间有一室一厅、二室一厅等多种户型，面积从30平方米到80平方米不等，每月租金为210元至420元。如果按床位计算，一个床位每月只要50元至70元。
政府出资建设这样的“农民工公寓”，显然是对农民工的一种关心。那么，农民工为什么不租呢？
首先是公寓距一些农民工上班的地点比较远。一位农民工说：“公寓的租金确实便宜，但还是觉得住工棚划算。因为上下班一天车费至少要4元，一旦碰上堵车还耽误时间。一个月的房租和车费加起来，还是在工作地附近找出租屋住合适，没有必要舍近求远。”
其次是价格虽然看起来低廉，但对低收入的农民工来说，也不低。在公寓附近仅200来米之地，有数百位农民工窝在闷热潮湿的免费简易工棚里过夜。他们明白：“建筑业工期短，流动性强，只有住工棚的命。再者，干力气活的，三五十元也来之不易，还是要省着花。”
“农民工公寓”的建设，表明了政府对农民工的关心，但是，这项决策没有充分考虑到农民工实际，结果费而不惠，从而给政府作类似的决定提供了教训。
领导在作决策时要善于从具体问题抓起，细致人微地体察民情，从而使决策得民心、顺民意、见实效，进一步把好事办好。
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
中国如何走完西方300多年或500多年的路呢？领导干部该如何进行工作和决策呢？或许我们可以从邓小平的决策理论中找到答案。
邓小平的决策思想是“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实质就是决策要有效，要能够达到目的，-切决策都应围绕领导工作的目标进行。邓小平的决策是紧紧围绕目的而进行的。
抗日战争时期，刘伯承和邓小平都在一二九师任职，他们都是四川人，自幼生长在农村，熟悉民间的俚语方言。为了深入浅出阐述一些重要道理，他门常常引用一些俚语方言向战士们进行生动易懂的解说，例如用“五个指头按五个跳蚤，一个抓不着”来说明为什么要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用“蚊子叮菩萨”、“狗带砂锅乱碰”来说明打仗如不注意了解敌情就会盲目行动；用“船桅杆锯作拴马柱”来形容对干部的使用不当，等等。其中，刘伯承特别注意激励部队在实践中发挥创造性，常说“不管黑猫白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意思是在作战中，不管采取什么战术，只要能打胜仗，消灭敌人，就是好的。邓小平也爱借用这句四川谚语，说明“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的道理。
进入新时期后，邓小平在领导方法论中，对衡量领导决策的是非得失--“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的决策价值取向有了反映新的时代特征的表述。这就是“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
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提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这不仅从理论上对社会主义改革中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给予了新的精辟回答，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对于我们在领导活动中解放思想，开拓创新，进一步明确“为什么”、“做什么”、“做得是否对”等问题提供了全新的价值判断标准。
“三个有利于”的价值标准，是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决策方法的创新，也是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统一，还是决策准确与效率的统一。作决策的领导干部职务有高低之分，决策内容有全局和局部之分。在重大的政策决策方面，下级的决策要符合上级决策精神，局部决策不能损害全局决策。
把握好众谋和独断的关系
根据决策的参与对象，领导的决策可以分为独断和众谋两种方式。独断是决策权集中于个人的决策，受个人的经验、能力、价值观等因素的影响较大，决策过程带有强烈的个性色彩；众谋则是决策权由集体共同掌握的决策，虽然受个人因素的影响比较小，但是受群体结构的影响比较大。
在三国故事中，曹操每次在作出重大决策之前，都要广泛地征询谋士们的意见，就是为了博采众长，更好地利用他人的智慧以进一步完善自己的决策。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曹操每次在听取谋士们的意见时，自己都要客观、冷静地思考、判断，只有在谋士的意见正确时他才听取，但是当谋士的意见错误，而曹操又确信自己的判断完全正确时，他就会表现出独断的一面。即使所有的谋士和将领都反对，他还是要坚持自己的选择。官渡之战中火烧乌巢一段就充分体现了曹操这一点。这才是领导的决策之道。
领导应该根据不同的现实情况来决定是独断还是众谋。决策的方式合适，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在实际的决策中，领导所面临的问题可能是各有不同并且瞬息万变的，有些问题适合于众谋，有些问题只适合于独断。因此，领导应该学会根据不同的决策情况，来决定到底采取哪种方式最为合适。但一般来讲，我们还是应该在众谋的基础上进行独断，把两种方式的优点结合起来。
领导者不可盲目地服从于民意。齐威王当政时，朝廷里经常有人讲即墨大夫如何如何腐败。齐咸王便派人到即墨去调查情况，发现那里人民安居乐业，官府没有积压的公事，边境也安宁无事。再有人参奏即墨大夫，齐威王都立即将他骂回去。
齐威王听到最多的好话都是颂扬阿城大夫的，说阿城大夫治理阿城如何井井有条，说得他都打算把阿城大夫立为楷模，作为群臣学习的榜样，于是就派人去搜集他的优秀事迹。可是那人回来向他报告说：“阿城田野荒芜，官府腐败，民不聊生。”齐威王当即下令将阿城大夫斩首示众。
为什么“民意”与事实截然相反呢？事后他才知道，原来那些为阿城大夫说好话的人，都是因为接受了阿城大夫的重金贿赂。而那些说即墨大夫坏话的人则是因为即墨大夫不向他们送礼送钱。
实践也证明，任何决策，都不是在“众口一调”的求同思维中得到的，而是在众说纷纭的思想碰撞中作出正确判断和选择的。因此，凡是重大决策，领导应建立决策对抗程序，有意寻找否定决策方案的材料，把潜在的矛盾和可能产生的矛盾充分地揭发出来，使决策方案在作肯定证明的同时，也作否定证明。
领导者对待民意一定先要看清本来面目再作出相应对策。即或民意是民众心声的真实表达，领导者也要从长远考虑，从大局考虑。
独断，则是领导决策的集中原则。一个目标决策的过程，要伴随着民主和独断的交替进行，而领导的独断力在决策中起着“一锤定音”的关键作用。如果一个领导只知道“谋之贵众”，而不懂得“断之贵独”；只知道实施民主程序的重要性，而不懂得发挥领导决断权威的重要性，那将是一个不清醒的领导。
领导的独断能力，不光表现为一种风格和作风，而且表现为一种胆识和求实的勇气。现代领导工作，“谋”是专家智囊、组织成员智慧的群体活动；“断”则是领导者本身的主要职能，也是决策的责任原则，因此领导既要懂得“谋之贵众”，又要懂得“断之贵独”。
独断专行要不得
蜀汉章武二年(222年)，蜀主刘备为报东吴杀害关羽之仇，不顾诸葛亮、赵云等人的劝阻，率领数十万大军顺江东下，夺峡口，攻秭归，屯兵夷陵，夹江东西两岸。第二年二月，刘备率诸将从巫峡起，连营扎寨七百里直抵琥亭。东吴孙权任命宜都太守，年仅39岁的陆逊为大都督，抵抗刘备。陆逊兵少势弱，采用避敌锋芒、静观其变的战略，半年时间不与蜀军正面交锋。蜀吴大军在琥亭相持达七八个月之久，蜀军兵疲、意志沮丧，为避暑热将营寨移至山林之中，又将水军撤至岸上，采取“舍船就步，处处结营”。陆逊抓住战机，命将士持茅草点燃蜀军营寨，火烧蜀军连营七百余里。蜀军土崩瓦解，死伤数万。
刘备大败后，只好带领残兵败将，由琥亭退到马鞍山，又突出重围，仓皇逃归奉节白帝城，这就是有名的“夷陵之战”。经此一役，蜀汉元气大伤，从此无力问鼎中原。
实际上，蜀军“夷陵之战”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刘备不听劝阻、独断专行导致了决策性错误，这对于蜀国的打击是致命的，等于亲手葬送了几十年辛苦打下了的蜀国基业，以至于后来的诸葛亮六出祁山打着“光复汉室”旗号，在伤了国家根本后再也难以从愿。
现在，有的领导干部随着职位提高、权力增大，便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在班子里搞一言堂、家长制。进而凭借由此形成的“权威”和“习惯”，在重大事项的决策上搞暗箱操作、个人拍板。其实，在领导班子的决策上，我们党历来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在办事规程上，近年来举国上下推行了“两公开一监督”的阳光操作法，许多单位还制定了相关规定和细则。
无论是一个组织、一个团队，抑或是一个单位，作为领导人，当权力达到一定程度时，极易犯独断专行的错误。然而，只可惜，凡习惯独断专行的人，一是没有不犯错误的，二是能成就大事者不多，三是往往得不到下属和群众的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