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亲自主管我国高科技工作，利用各种方式与有关方面和国内外专家学者商议我国高科技的发展规划。他亲自批准建立我国第一个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
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杨嘉犀、陈芳允等着名的老科学家提出了“关于追踪世界高技术发展的建议”。他们针对世界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和世界主要国家已制订了高科技发展计划的紧迫现实，向中央提出了全面追踪世界高科技的发展，制订中国发展高科技计划的建议和设想。邓小平立即指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在他的过问和支持下，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国务院会议批准，制订了中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纲要》。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中，邓小平就看到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到1988年9月，他作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崭新论断。邓小平孕育理论创新的过程又直接推动了中国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新科技的发展。
邓小平是一个与世界同行的老人。他年纪虽老，但眼光很新，思想很新，理论很新。1992年他在南方视察时说：“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
拓展眼界，开阔视野，不要仅仅局限于鼻子尖上的一时一事。“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放远眼光，立足现在，才能预测未来，才能具有前瞻力。曾有人把领导者的前瞻力比喻成飞行员式的眼光，这话确实不错。飞行员因为飞得高，所以视野更加开阔。在工作中，领导者就是一个团队的“飞行员”，要把握全体成员的飞行方向和飞行安全，这就要求领导者要具备相当的技能和胆识，重要的是需有把握发展方向的能力。
凡事要做长远打算，切不可鼠目寸光。古人告诫：有备无患方可成功。看得远，才能走得远；走得远，才能做得远。事前要有所预见，遇事要深思熟虑再作定夺，千万不能做事后诸葛亮。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能考虑到别人考虑不到的，能计划到别人计划不到的，这才是领导者的前瞻魅力，才是领导者获得下属紧紧跟随、时时倾慕的远谋大略。
根据变化，调整政策
“三天不预测，买卖不归行”，“常涉水方知水深浅，多预测才晓价高低”，“按人做饭量体裁衣，望标行船预测经商”。这是商人提前预测来适应变化的俗谚。我们如何根据变化了的客观形势，对原有的政策进行及时的调整。
例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明显的变化，在中上阶层快速崛起的同时，社会底层也在扩大。这一现象使得当前中国社会阶层面临着日益分化的风险。其中，处于社会底层的主要包括那些生活处于贫困状态的城乡居民、农民工，以及元业、失业、半失业人员。
在过去10年中，中国社会底层的规模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从社会底层三大群体规模变化来看：外出进城农民工由2000年的1亿左右上升到现在的1．3亿左右；城乡贫困人口按2009年国家新的标准，不降反升，超过4000万人，而按世界银行的标准，则超过2亿人；再次，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规模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由2001年的4．8％扩大到2006年的5．9％。
目前体制外抗争在社会底层的抗争行动中所占比重呈现上升趋势，由此引发诸多矛盾与冲突，正在引发社会的不稳定与失序。同时也表明，现有维权制度安排并不能有效地维护社会底层的权益。
领导干部要改变社会底层维权难的现状，促进社会稳定，这是当前无法回避的重大任务。
中国古代有一些很好的寓言故事，讽刺那些不顾客观形势的变化，墨守成规，不思变革的人，如“刻舟求剑”、“守株待兔”等。形势变化了，我们的政策和策略，也要随之发生变化。我们要顺应时势，灵活善变，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把今天的改革开放事业推向前进。
政策调整要做到与时俱进，是指思路要与时代合拍，要把准时代脉搏，回应时代的最强音，而不能落在时代的后面，使之成了“明日黄花”、“出土文物”。与时俱进，是时代的要求，事业的需要。因此，领导干部在根据变化调整政策时，一定要做到与时俱进。
时者，时代、时势也，就是时代和实践。时是一种客观存在，它是历史的、具体的，既有继承性和连续性，又有不断发展和变化着。只有认识时代特征，把握社会发展脉搏，洞察历史前进大势。我们党在长期奋斗的历程中，总结概括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也告诉我们：变是规律，变是道理，变是智慧；故步自封，抱残守缺，亦步亦趋，则是自缚手脚，自误前程。故识时辨势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变革、大转折、大发展的时代。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曲折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潮相互激荡，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时代大潮汹涌澎湃，难免泥沙俱下，其中何为浮浪、何为深流，何为假象、何为本质，何为偶然、何为必然，需要甄别和明辨。列宁告诫我们：假象以歪曲的形式甚至从反面表现着事物的本质，很容易迷惑人，而人们的认识过程是“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深化的无限过程”。因此，只有不断深化对“时”的认识，才能做到与时俱进。
对待时势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努力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引领社会前进；一种是观潮、惧潮，最后被潮流裹挟而下甚至被潮流淹没。态度不同，结果迥异。这是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不能不看到，在风云变幻、错综复杂的当今世界，形势逼人，不进则退；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发展的当代中国，思想僵化，难以求进。然而，仅有良好的态度而没有过硬的本领，很可能是想求进而不得。积极求进，就要努力提高能力和本领。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要求我们具有世界眼光；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要求我们努力掌握它；加入世贸组织，要求我们熟悉有关规则。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不断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千变万变，发展第一不能变
新中国结束百年战乱后，立即致力于恢复国民经济，继而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1956年9月，中共八大明确指出：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令人痛惜的是，这一路线方针不久后便发生重大变化，直到1978年，中国才恢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常发展路线。
解决一些政治上的问题是必要的，你争我夺，动荡不安，局势混乱，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聚精会神搞建设也不可能。但是，为了政治或社会问题而改变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则是完全错误的。
今天，有很多非经济问题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这是完全必要的，并且要花大力气着手解决。但是，千万不能忘记邓小平的告诫：
“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过去二十多年，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太沉痛了。”
“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我们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
当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开时，由于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遵循，中国的许多具体举措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时，党的几代领导人始终展示出一种“大智慧”：千变万变，发展第一不能变。
最近30年间，中国人从一日三餐难饱，一跃而进入一个高楼大厦林立、高速公路四通八达的社会，这得益于一个发现--“发展才是硬道理”。同时，中国人也看到，中国目前的发展，付出的环境、资源、社会等代价太大了，要继续发展下去，必须把路走好，坚持科学发展，走得好才能走得快，走得远。
历史清楚地表明，以经济为中心的各项事业获得发展，人类社会才能进步。但是，由于百年战乱和各种思维、行为惯势，中国直到最近30年，才真正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这是一个极其难得的历史大转折，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就如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组成时表示的那样：“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中国在过去30年的改革历史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放开价格，或者说价格自由化；第二是整个经济的非国有化。整个过程进行得非常曲折。其他方面的改革都是围绕着这两个方面展开的。过去30年基本上完成了经济体制的转轨。未来30年，中国改革的重点转向政治体制的改革。只有在政治体制改革完成以后，才能巩固经济改革成果。
当今时代是一个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不能跟上时代潮流，就会落伍。尽管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当代中国的改革、发展、建设进行了30多年，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2010年年末经济总量超过39万亿元人民币，稳居世界第二；尽管我们已经总体实现小康，开始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迈进，但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提到，“无论多么大的经济总量除以13亿都可以变为一个很小的数目，这就成为很低很低的人均水平”。我们的小康仍然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因此，当代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建立在其上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展水平，决定了我们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大的发展阶段。我国今天远没有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一发展阶段至少要有100年甚至更长时间。
既然发展阶段没有变，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水平，夯实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就仍然是我们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国社会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的实践基础没有变，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的决心与态度就不能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