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解》给予李渔的定位是“中国古代的日常生活美学大师”，认为“今天人们在热炒所谓‘日常生活审美化’，其实，李渔是日常生活审美化在中国古代的热情倡导者和鼓吹者，尤其是它的理论阐发者和积极实践者”。所言极是。我以为，这一定位，是迄今为止对李渔最为准确得体的学术定位。原因有三：其一，符合事实，概括性强，彰显了李渔的文化特征。李渔的全部学说，无不关乎美化日常生活，《闲情偶寄》八部乃其集中表现。此书之所以未涉及小说美学，是因为李渔看到小说与传奇虽分属不同的文学艺术部类，但二者又具有亲缘关系。他视小说为“无声戏”，认为二者题材可以共用，日常生活中的娱乐功能相同，许多创作原则相通，因而《闲情偶寄·词曲部》在多方面涵盖了其小说美学。《闲情偶寄》让李渔引以为自豪，三百多年来，无数读者由此书认识进而欣赏李渔。所以，历来人们授予李渔的各种专家称号，均可以“日常生活美学大师”囊括之。其二，具有独特性。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可以推举出众多的小说家、戏剧家、园林艺术家、美食家等等，但没有谁能够像李渔这样集众“家”于一身，而且一生是为了美化大众日常生活这一目的而集众“家”于一身，故此称属之李渔无可争议。其三，也是尤其值得关注的，这一定位前所未有地彰显了李渔美学的历史穿透力，及其持久的价值与意义。任何时代，只要有大众，就有大众的日常生活，就有日常生活的美学追求，李渔的日常生活美学就有其借鉴意义。这一定位，可以说为李渔走进当代、让更多的读者接受他，提供了关键的切入点。
李渔关于日常生活的种种美妙的艺术见解，毕竟已经过去了三百多年，要为当今的读者激活这些艺术见解的历史穿透力，就必须实现它们与当代美学的理论对接。李渔在《闲情偶寄·种植部》中云：“予谈草木，辄以人喻……世间万物，皆为人设。观感一理，备人观者，即备人感。”当代普通读者读至于此，不过感慨李渔善于因小见大，从草木之微中引出对于自然和人事的深刻感悟。《心解》则高屋建瓴地认为：“这就是一种审美角度、审美立场和审美态度”，“李渔自觉或不自觉进行的活动，我们今天给它一个命名，它正是一种审美活动。李渔对花木的鉴赏是一种审美实践活动，李渔对这种审美鉴赏进行思考和理性把握，则是审美理论活动。”（《“予谈草木，辄以人喻”审美态度》）通过这样的理论对接，普通人眼中介绍花木特性、普及种植经验，不时抒发感慨的《闲情偶寄·种植部》，一下子跃升到了美学的高度，哲理的品位。而细按《心解·花木篇》中28篇随笔，谁曰不然？在《颐养部》中，李渔为无数养生者提供的最为宝贵的经验，也是他本人身体力行的养生之道，不外乎“爱食者多食”、“怕食者少食”之类的原则，其实质乃是顺应自然、随心适意、随时即景的快乐养生说。《心解》以李渔此说对接现代美学：“假如用现代的一些美学家‘美即自由’的观念来看李渔，他的主张无疑是最符合‘美’的本意了。”（《寝居：“不尸不容”》）这一对接，使得李渔的养生说获得了现代美学的依据。《种植部》、《颐养部》尚且有美学的高度，包含戏剧美学、园林美学、文学美学、饮食美学、仪容服饰美学的《闲情偶寄》其它各部就更不必说了。这种对接，全面奠定了李渔作为日常生活美学大师的理论基础，使得当代读者对李渔美学由“隔”而“通”，真切感受到其魅力。
要想增强李渔美学在当代读者中的亲和力，还必须发现和挖掘李渔美学中具有历史前瞻性的理论资源。李渔强调人与草木的和谐共处，《心解》由此意识到“李渔思想中已经（不自觉地）存在生态美学的因子”（《生态美学》）。其实李渔于此也是自觉的。在《饮馔部》导言中，他就声明：“如逞一己之聪明，导千万人之嗜欲，则匪特禽兽昆虫无噍类，吾虑风气所开，日甚一日。”21世纪的今天，嗜食珍禽异兽一族，耳闻斯言，当作何感想？李渔，确实已经意识到人类节制嗜欲以保护生态的重要性。
在实现李渔审美文化理论与当代美学对接的基础上，《心解》几乎在每一个话题上，都充分揭示李渔的美学理论或审美观点在当代生活中的参照意义。李渔诉说“填词之苦”，以为“拟之悲伤疾痛、桎梏幽囚诸逆境，殆有甚焉者”，杜先生喻之为“带着镣铐的跳舞”，是一种“残忍的美”，并由此赞美“评剧的筱白玉霜、豫剧的常香玉”和广州军区政治部文工团演杂技芭蕾舞剧《天鹅湖》的“两位主角”（《残忍的美》）。李渔谓演员演唱应“解明曲意”、“字忌模糊”，《心解》遗憾于“今天有的流行歌手却故意让人听不清他唱的是什么字”，感叹“有人居然对此倍加赞美，说这是他的特有风格乃至迷人之处。真是见了鬼了”（《“有口”与“无口”，“死音”与“活曲”》）。李渔主张涤除舞台表演的种种恶习，杜先生联想到时下舞台上某些“科诨恶习”也现代化了（《导演艺术：二度创作》）。李渔强调房舍建筑和园林创作的艺术个性，杜先生引申出当代中国城市建设的个性特色问题（《贵在独创》）。李渔认为“修容之道”在于自然得体，切忌“一时风气所趋，往往失之过当”，杜先生因此告诫一些女孩子，千万别“为了苗条而拼命减肥，以至损害了健康，甚至要了命”。（《化妆》）《不好酒而好客》赞成李渔关于饮酒的“五贵”和“五好、五不好”主张，认为“时下酒桌上那样强人喝酒，斗智斗勇，非要把对方灌醉的酒风，实在不可取”。《家之乐》引李渔之言曰：“世间第一乐地，无过家庭”，又推而广之：“今天，我们也提倡家和万事兴，家和万事乐，家和万事美。重要的，是一个‘和’字。”或正面赞颂，或反面嘲讽，或善意劝诫。无须再多例举，《心解》反复证明的是，李渔许多看似平凡却又十分精彩的见解，竟是如此生气勃勃、贴近当代日常生活。
感谢《心解》引领李渔走进当代，相信李渔会永远健康地活下去。
中外美学视野中的李渔
《心解》对李渔的美学思想与美学观点，往往探寻其来龙去脉，将之置于中外美学的宏大视野中进行考察，进行比较，在特定的坐标上确定李渔美学的历史地位。《李渔美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考察我国数千年的文艺史和优秀的美学传统给李渔美学的滋养，话题很大；《洗脸梳头的学问》梳理我国古代女子发型与时俱进，不断花样翻新，直到李渔时代的过程，话题很小。《立主脑与减头绪》提及中国古典文论的三个发展阶段，认为“至李渔，才真正建立和发展了叙事戏曲理论，此为第三阶段”，这是杜先生自己的概括与总结；《蟹之美》介绍中国人从周代直到李渔生活的明末清初、两千多年中将蟹作为盘中餐的历史，这是引用扬州大学教授邱庞同所着《饮食杂俎--中国饮食烹饪研究·蟹馔史话》中的论述。全书中绝大多数篇目是在中外美学视野中考察李渔美学思想的内容；《“性灵”小品的传统》则是考察李渔美学观念的重要载体小品文的渊源，揭示出李渔小品文正是明中晚期以来小品文优秀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全书的考察和比较侧重于李渔的美学理论，而《清初词坛一段宝贵资料》则侧重于资料分析。《词曲之别》表现李渔区别词曲的简明扼要的论述对同时人和后人的影响，是同质文化圈内的影响；《“登场之道”》肯定《闲情偶寄·词曲部》再加上李渔其他谈导演的有关部分，是我国乃至世界戏剧史上最早的一部导演学，比俄国大导演斯坦尼拉夫斯基的导演学要早二百多年，这是异质文化圈的比较。凡此种种，无不表明《心解》在中外美学视野中考察李渔，充分注意到角度、方式以及理论来源的多样性。
《心解》以李渔美学的解读为契机，汇聚融合了丰富的中外美学理论资源。一方面力求拓宽全书的审美文化内涵，使之有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融通性；另一方面，或以李渔为中国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探讨中西美学观念的差异性，或在中外美学的映衬与对比中，彰显李渔美学的历史贡献与不足。
由于李渔美学涉猎的领域相当广泛，故《心解》以其理论为切入点，探讨中西审美观念的差异性，涉及的话题也相当广泛。《中西戏剧结构之比较》从李渔对传奇“结构”、“格局”的论述出发，认为“西洋戏剧的所谓‘开端’，是指戏剧冲突的‘开端’，而不是中国人习惯上的那种‘故事的开端’”。《借景》激赏李渔“取景在借”的观点，强调这一手法是中国古典园林艺术创造和园林美学的“国粹”，外国的园林艺术实践和园林美学理论，找不到“借景”。《园林与楹联》引李渔园林楹联佳作，判断这种审美方式是中国的，或中华文化圈的，擅长建筑物壁画或雕刻的西方，没听说有匾额艺术。《组织空间创造空间》以李渔造园为由头，参照宗白华先生对中西园林的比较分析，主张各擅其美；并以《浮生六记》作者沈复的议论为例，说明即使中国人，也并非都对中国古典园林一律称道。《肉食之妙》引友人的讲演，说明制作菜肴用“炒”的方法，不仅欧美没有，就是日、韩这些汉文化圈中的民族也没有。这些关于中外审美文化差异性的结论，有的当然不是《心解》才提及的，但《心解》因论李渔的美学话题而触发这类比较，非常具体、简明、有针对性。
李渔美学的历史贡献只有在比较中才能见得更分明。《心解》于此往往上挂下联，甚至贯穿中外，以证李渔见解的超越性。《说神思》中，作者先上溯陆机、刘勰等人奠定的艺术想象的传统，继而分析李渔“立心”说中“有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关系，最后联想到高尔基《论文学技巧》中谈艺术想象与李渔“立心”说几乎连用语都一样，感慨“李渔却早高尔基近三百年”。《说“务头”》一篇为了令人信服地说明李渔“别解务头”的高明，详细罗列了从元代周德清《中原音韵》到清末民初吴梅的《顾曲麈谈》中关于“务头”的论述，几乎一一剖析其短处。《导演艺术：二度创作》通过理论分析，认为李渔在艺术心理学、戏剧心理学等学科在20世纪建立并由西方传入中国之前很久，“就从戏剧心理学、观众心理学甚至剧场心理学的角度，对中国戏曲的导演和表演提出要求”。如此追根溯源，让李渔美学理论的新意脱颖而出，也大大增加了结论的可信程度。
李渔的某些审美观点，乍一看，可卑之无甚高论，例如其论“相体裁衣之法”，一是“相”面色之“白”与“黑”而决定衣料颜色之“深”与“浅”；二是“相”皮肤之“细”与“糙”而决定衣料质地之“精”与“粗”。这两条原则，今人讲究服饰美者大都知其然，对之不会感到特别新鲜。《心解》则引入当代色彩学研究成果，解释这两条原则之所以然，认为三百多年前的李渔已经懂得了色彩学的某些原理：如对比色和协和色的巧妙处理，能够影响人的美感；色彩的融合或调和，可以掩饰丑或削弱丑的强度。在现代科学原理的烛照之下，李渔类似审美观点的不同凡响之处被充分挖掘出来。《心解》所呈现的中外美学视野中的李渔，显得格外具有鲜活的理论创造力。
当然，让李渔美学接受中外美学精英理论的烛照和检验，其某些偏颇之处也无庸讳言。李渔欣赏和宣扬缠足之病态美，事关人品，姑且不论，如否定“红杏枝头春意闹”之“闹”字；解释“水田衣”的流行，不是从服饰审美心理的变化入手，而是归结为缝衣之奸匠“逐段窃取而藏之，无由出脱，创为此制”等，也已为人们所熟知。《心解》在这些之外，还借助于宏阔的中外美学视野，更深刻独到地揭示出李渔某些审美观念的不足。例如，《心解》认为李渔在《闲情偶寄·声容部·选姿第一》中涉及的人体美，只是供男人欣赏的女性的人体美，熟谙李渔者向来也这么认为。但《心解》通过比较中西人体美的观念和标准的不同，揭示李渔“极少直接谈到人的形体美、线条美，更是忌谈裸体，他所谈的，是人穿着衣服而能露出的部分，如面色、手足、眉眼等等”，则是独到之见。然而，《心解》的作者未停留于此，又进一步揭示李渔在确立“相体裁衣”的理论原则时，完全有可能突破固有的眼光，涉及人的形体美和线条美，因为“相体裁衣的根本是要相人的体型裁衣”，但遗憾的是，李渔囿于传统观念，仍然与理论的突破失之交臂。这一由李渔的“相体裁衣”原则触发，涉及中西人体美不同标准的比较分析，相当精彩。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李渔研究中，李渔的美学研究始终是一个重要的方向。要想在这一研究方向上取得显着进展，需要研究者具有全面丰厚的美学素养，作为中外美学研究的行家，杜书瀛先生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这使得他能够在借助于中外美学的宏阔视野研究李渔时得心应手。
可读性与研究性的统一
《心解》是学术随笔，既有随笔的可读性，又有学术的研究性。
迄今为止的李渔研究着述中，很少有像《心解》这样，用随笔形式写成。随笔往往就是挥洒自如的小品文，话题可大可小，文字可多可少，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自由活泼。《闲情偶寄》中的绝大多数篇章，均可视为笔调轻松、情趣盎然的散文小品。《心解》作为学术随笔，篇幅自然长一些，但完全不同于学术论文。长的如《“戏曲”中之“宾白”》，也就两千九百多字；短的如《瑞香》，不到三百字。与李渔美学的主要载体文体一致，读来给人以亲切的感觉。稍显不足的是，话题彼此之间偶有交叉，导致某些篇章观点内容不免重复。
文章写成随笔小品，并不必然具有可读性。《心解》的可读性除了文体因素以外，别有蹊径可寻。李渔美学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心解》从中筛选出一百三十三个话题，其中许多话题又被置于古今中外美学视野中予以考察，再投射以作者丰富的人生阅历，这就导致全书具有广博的知识结构，容纳了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经验。例如《烹调是美的创造》一篇，盘点中国各地的“名吃”，一口气列出了二十九种，如北京的烤鸭、天津的狗不理包子、内蒙古的全羊席、西安的羊肉泡馍等等，全是各地最有代表性的。
在率性随意的叙述中，《心解》的作者延续了李渔“予谈草木，辄以人喻”的审美态度，联想丰富，情味悠长。谈到书带草与大学者郑玄的关系，杜先生为自己竟有“这么个有大学问的同乡，而且还是与书带草密切相关的雅得不能再雅的同乡”而感到荣幸（《没有想到我还有郑玄这么个同乡》）。谈到凤仙花和玉簪，杜先生会想起儿时在农村姥姥家，“见表姐和她的小朋友们以凤仙染指甲，以小鲜花（包括玉簪之类）插在头发上做妆饰……带着泥土的质朴，有着清水出芙蓉的味道”（《玉簪和凤仙：乡土的质朴美》）。李渔酷爱杭州西湖的山光水色，移居金陵后，“食笋，食鸡豆，辄思武陵”。他一生数入京师，交游甚广，故“每食菜，食葡萄，辄思都门”。杜先生也是足迹遍布四方，吃到面食，他就会“思念小时候在淄博吃煎饼卷大葱、抹黄酱的生活”；享受美味食品时，他会想到1978年去和田，第一次吃到的新疆维吾尔族的馕，“觉得是平生吃过的最好吃的食品之一”（《面食》）。这些叙述之中，充满一种只有性灵中人才有的淡淡的怀旧情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