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活生生的人，作为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灵与肉的统一，是一个自身完满的生命系统，是一个不可机械分割的有机整体。这个有机整体虽然也可以说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但在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之间，是不能分离开来、独立存在的。具体说到人的仪容，当然也如此。一方面，人的仪表、容貌不能离开人的生命整体、不能离开人的内在心灵而独立存在；另一方面，仪容的各个组成部分，也不能彼此隔绝而具有独立自足的价值。因此，一般说，当我们谈到人的仪容美时，总是指一种有机生命的整体的美。当然，人们也常常单独说到一个人的眼睛很美，头发很美，形体很美，手、足很美等等，但是如果仔细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其一，说它们美，总是联系着它们所表现的内在心灵，如眼睛一般总是“作为心灵的窗户”传达神情，才美。其二，说它们美，总是联系着它们所赖以存在的生命整体，把它们看作生命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如说一个美人的手很美，总是因为它长在美人身上、作为美人生命整体的一部分，才美；如果仅仅因为孤立起来看这双手生得大小适宜、修短合度，那么，如同一位西方艺术家所说的，当把美女的手切下来单独审视的时候，还美不美呢？总之，人的仪容的各个组成部分，如形体、肤色、四肢、五官、毛发等等，当谈到它们各自的美时，只是在十分有限的范围内才有意义；而且在这有限范围内，也还是或明显或隐含地联系于人的生命整体。假如完全离开生命整体，便不可能有仪容各组成部分的单独的美。
（五）自在美与修饰美的统一
前面提到，人的仪容美不仅涉及到仪容自身的自然形态方面的问题，而且涉及到复杂的社会文化内涵。这所谓社会文化内涵，其中一个方面就是指：人总是按照自己的审美趣味、审美理想修饰自己的仪容、美化自己的仪容。人对自己仪容的这种修饰，也是在进行着美的创造；人在自己身上所创造的这种美（修饰美），当然也就成为仪容美的组成部分，成为仪容美的有机因素。因此，仪容美，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自在美与修饰美的统一。仪容的修饰可以包括许多方面，如肤色的修饰（面容的化妆、整容术等），毛发的修饰（发型的创造），衣服的穿着，首饰的佩戴，等等。这其中有一系列美学规律需要探讨、研究。如果真正按照美的规律对仪容进行修饰，那么，将可以使仪容原有的美益增其美，也可以对原本不太美的部分进行美化，使不美（或丑）转化为美。总之，对仪容进行正确的修饰，可以创造出新的仪容美，包括面容美、发型美、服装美、首饰美等等。当然，这几个方面的美并非彼此隔绝、独立存在，而是互相联系、有机结合，而且特别重要的是要与仪容自然形态的美（自在美）融为一体，创造出仪容美的综合的整体的审美效果。
三
仪容美学作为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虽然刚刚建立或正在建立，但人们对仪容进行审美却早已有之，人们有关仪容美的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
我们知道，宇宙间人是惟一懂得审美、并且能够进行审美的动物。所谓审美，不过是人对自己的本质进行肯定、确证、观照和欣赏，最初是在人所创造的感性对象（如原始人的石斧）上进行，后来也逐渐在自己的身体、容貌上进行--就是说，人的仪容、身体成为人自己的审美对象。考古资料告诉我们，距今三四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出现了裸体女性雕像，如法国出土的罗塞尔的维纳斯、奥地利出土的维伦堡的维纳斯、意大利出土的古里马尔蒂的维纳斯，等等。这些女性雕像在圆浑的人体轮廓中特别夸大了乳房、臀部、女阴、下腹等女性特征。它们很可能是原始宗教或巫术的产物，而非对人体仪容的纯粹审美；但是其中包含着对人体仪容进行审美的成分，反映出人类早期的某些关于仪容的审美观念。当时处于母系社会，妇女处于社会的主宰地位。突出女性特征，是当时人们所能达到的对人自身本质的肯定和确证。因而这些雕像也就成为当时所能创造的最高的仪容美。进入父系社会之后，男性成为社会的主宰，对人的仪容进行审美也随之开始带有父系社会的特点，即突出男性的中心地位。一般说，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现代。例如，距今约五千年前的古印度红褐色石雕男性躯干像，人体壮实、丰腴，从男性角度表现人的生命力，透露出男性对自身仪容美的夸耀和自豪。两河流域的乌尔出土的装饰性牌板中的斗士形象，是男性神话英雄，他与两头公牛格斗，显出威武雄健的仪表，充满着对男性力量的确证和赞颂，表现出四千年前人们的仪容审美观念。距今约三千年前的古希腊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里边的男性英雄如阿契里斯、赫克托耳、奥底修斯等的英武仪容是被歌颂的对象，作者不但以赞美的口气描写了他们矫健的形体动作，而且描写了他们服饰的美、包括他们盔甲盾牌的美。在荷马史诗中也描写了女性仪容的美，但那是作为男性欣赏的对象来描写的，是男性眼中的美。特洛伊战争就是为了争夺海伦这个美女而引起的。史诗中海伦第一次出场是登城观战，城头上老一辈将领被她美的仪容惊呆了，说怪不得人们甘心忍受那么深、那么长的苦难，原来是为了这样一位天仙般的“绝色美女”！此后，经过中世纪、文艺复兴直至现代，西方的雕刻、戏剧、绘画、文学等作品中，更是大量出现对人的仪容美（形体美、肤色美、发型美、服装美、首饰美等）的描绘，从中可以窥见仪容美的历史发展以及人们关于仪容的审美观念的历史变化。除了欧、美，非洲的仪容审美发展情况也很值得重视。例如非洲黑色人种、特别是女性，非常看重头发的修饰。他们认为头发是“生命之根”和健康、富足的象征，所以，从小就注意头发的梳妆。非洲农村妇女大都喜欢在自己的辫梢上系上几缕红绒头绳或坠上一串串雪白色的小海螺贝壳和闪闪发光的金属碎片。城市女童的头发爱梳成“朝天椒型”，而少女则喜欢先把头发梳成一条条的辫子，然后根据自己的头形和脸庞将发辫或拧在耳旁或垂在额头。上层妇女对梳妆更是精雕细琢，为了梳制一种发型往往要花半天甚至一整天时间。近年来，为了弥补黑人妇女头发太短、难以编梳的缺陷，发明了一种真丝发绺--用黑色丝线制成，长约40-50公分，并入真发一起编梳，可梳成小刘海、大发辫，可梳成“花篮式”、“花朵式”、“雀巢式”、“山峰式”、“水波纹式”、“宝塔式”、“卷边式”、“鹦鹉式”、“东方美人式”等各种发型，争奇斗艳，美不胜收”。
以上是外国的情况。中国的情况亦大体相近，然而又有自己的特点。在我国，旧石器时代的人体雕像虽未发现，但在距今一两万年前的山顶洞人居住的遗址中，却发现了一些钻孔石珠、骨坠和兽齿，它们还用赤铁矿染上了红色。这些形状相同的石珠、骨坠、兽齿聚集在一起，很可能就是类似于今天首饰项链之类的人体装饰品。在新石器时代的半坡、庙底沟、元君庙等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了许多蚌指环、绿松石石坠、骨笄等人体装饰器物，在南京阴阳营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了玉块等类似耳坠的装饰物。这些出土文物表明，远在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注意到人体仪容的修饰美了。我国迄今所知最早的裸女塑像是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中的红陶人体塑像，距今约五千年。她体态略带曲线，且相当丰满，已见出当时人们对女性仪容体态的某种审美追求。到商、周时代，人们对仪容美就更加注意。例如，1957年在北京平谷县商代墓葬中发现金钏一对，金笄、金耳环各一件，说明当时已开始用贵重金属制作首饰，并且已把仪容的修饰美同财富（贵重金属）联系在一起，这是进入阶级社会后在人们的仪容审美观念上打下的阶级烙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已出现了铜镜，如河南安阳殷墟发现四面圆形铜镜，河南陕县上村岭春秋墓葬中发现三面铜镜。古人云：“以铜为镜，可正衣冠。”铜镜的出现和使用，说明当时人们的自我审美意识的发展，以及对仪容美的自觉追求。当然，这种追求中同时包含着不同社会集团和不同阶级的审美观念、审美趣味的差异甚至对立。在周代以及后来的文学、绘画、雕刻等文艺作品中，有着大量对仪容美的描绘，为我们研究有关仪容审美问题的历史发展提供了宝贵资料。例如，《诗经·硕人》篇中对女子仪容美有如下描写：“硕人其颀，衣锦襞衣。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这里的硕人指卫庄公的夫人庄姜。诗中说她身材硕大颀长，出嫁时穿着麻织的外衣，手像柔荑那样白皙柔软，皮肤像脂油那样细腻滑润，脖颈像蝤蛴那样白嫩修长，牙齿像瓠子那样洁白整齐，额头像螓首那样宽广方正，眉毛像蚕那样细长弯曲，而且口颊含笑，美目流盼，显得更加妩媚动人。从对硕人的以上描绘我们看到，当时人们对仪容各部分的美都提出了具体的标准，而且既注意到仪容外在形态的美，又注意到仪容的内在精神美；既注意到仪容静态的美，又特别强调了仪容动态的美（媚）。《诗经》其他篇章中也有许多对人体美的描写：“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关雎》），“佼人燎兮，舒天绍兮”（《月出》），“硕人俣俣，有力如虎”（《简兮》），“好人提提，宛然左辟”（《葛屦》），等等。除了《简兮》歌颂男性仪容的力之美（“硕人俣俣，有力如虎”）外，其余都是赞扬女性体态窈窕柔美的，而且突出其动态的美，“窃窕”、“天绍”、“提提”（媞媞），都是女性之媚。《诗经》中还写到面色的化妆和首饰的佩戴，如《伯兮》“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即写一妇人在丈夫外出行役后，不再梳洗打扮，头上乱发如飞散的蓬草。不是因为没有化妆品（面膏发油）。而是因为丈夫不在家，打扮给谁看呢？再如《葛屦》中写到“佩其象揥”，那所谓“象揥”，即是象牙所制的发饰；《着》中写到“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琼华乎而”，那所谓“充耳”，即耳朵上的饰物，“琼华”，是闪着光彩的玉瑱（饰耳物）。到以后的战国、秦汉、魏晋、隋唐、以至宋元明清，人们对仪容美越来越讲究，审美追求和趣味亦愈精细。屈原《山鬼》“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等句，既赞赏了女性身材“窈窕”的外在形态美，又赞赏了“含睇”“宜笑”的内在精神美。长安汉墓中的“女舞俑”，体态轻盈、飘逸，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婀娜多姿的女性形体美的喜爱。汉诗《陌上桑》写美女罗敷“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孔雀东南飞》写刘兰芝“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着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曹植《洛神赋》写洛水之神“秾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云髻峨峨，修眉联娟”，“明眸善睐，辅靥承权”，“柔情绰态，媚于语言”；《木兰诗》写木兰“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杜甫《丽人行》写春游的唐代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头上何所有，翠为A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衱稳称身”；李清照词《永遇乐》写当年自己妆饰“铺翠冠儿，捻金雪柳”；辛弃疾词《青玉案·元夕》写宋代妇女元夕“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宋话本《碾玉观音》写秀秀养娘“莲步半折小弓弓莺啭一声娇滴滴”；明代《金瓶梅》第二十二回写蕙莲“把鬏髻垫的高高的，头发梳的虚笼笼的，水髩描的长长的”；等等。以上信手拈来的这些例子，说明我国历代对人的仪容审美都是十分注意和讲究的，并且充分表现出与西方不同的中华民族的特点。
中国和西方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都积累了丰富的有关仪容审美的经验，也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仪容美学思想，例如清初的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就比较细致地论述了仪容美的某些问题。他谈到仪容的自在美问题--面容、形体、手、足的审美；他更多地谈到仪容的修饰美--服装的审美、首饰的审美、发型的审美等等；尤其可贵的是，他还特别注意到仪容的内在美与外在美的关系、静态美与动态美的关系。但是，一般说，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专门研究仪容审美规律的仪容美学，历史上并未建立起来。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在了我们这一代美学理论工作者的肩上。我的这篇小文，不过是略陈鄙见，以引起同行们对仪容美学的关注，共同努力，建立和发展这一新学科，为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各民族的精神文明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1991年1月29日写成，1996年10月30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