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本书中特别关注的是：羊与中国古代审美文化有着密切关系--从古人所谓“羊大为美”即可得到个中信息。不过，羊之美或者羊之给人的美感，是起于味觉？起于视觉？还是起于其他方面的感觉？是功利的？还是超功利的？“羊大为美”这个观念是如何演化的？等等，这都是些众说纷纭的很麻烦的问题，而且是很不容易说清楚的问题。比较流行的、也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观点当然就是“羊大为美”。据汉代许慎《说文解字》：“美，甘也，从羊，从大。”宋代徐铉校定《说文解字》“美”字条下说“羊大则美”。这主要是从味觉着眼，因为味觉对人们最初的审美活动有着重要意义，《荀子？王霸》说：“故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嗅）味莫美焉。”在狩猎和农耕为主的古代，“甘”“大”肥厚之羊，从味觉上说，自然是“美”的。近年来萧兵提出“羊人为美”的新看法，他在《从“羊人为美”到“羊大则美”》、《〈楚辞〉审美观琐记》等文章中提出：“‘美’的原来含义是冠戴羊形或羊头装饰的‘大人’（‘大’是正面而立的人，这里指进行图腾扮演、图腾乐舞、图腾巫术的祭司或酋长），最初是‘羊人为美’，后来演变为‘羊大则美’。”此外，马叙伦在《说文解字六书疏证》中曾提出“羊女为美”的观点，认为“（美）字盖从大，羊声，（美）盖媄之初文，从大犹从女也”。就是说，“美”是“媄”的初文。“羊”只是读音，没有意义；而“大”是“人”，而且是“女人”。所以马叙伦得出结论：“羊女为美”。
但无论如何，在古代中国，“羊”总是与“美”联系着，这大概是不争的事实。
说食“犬”
犬是人类的朋友。然而，不幸的是，人类也把这朋友当作吃的对象。李渔不忍，在《闲情偶寄·饮馔部·肉食第三》“牛犬”款中，对牛、犬之被食，充满同情和悲哀，然而无可奈何，所能做的不过是在自己的书中“略而不论”。
对于食犬，我有撕心裂肺之痛。
记得文学研究所当年撤离河南息县五七干校时，前脚走，我们喂养的两条狗--时时绕于膝前、忠实履行看家护院职责的大黄和小黑--后脚就被村民套去杀掉吃了。
大黄是个“小伙子”，粗壮，腿略短，长着一身狮子般的黄毛，威武中稍带憨态，我们下地干活时，它一直送到地头，趴在那里，等你收工。小黑是个“姑娘”，身条纤细而略显高挑，行动敏捷而富有灵气。有一天一只兔子从田野跑过，我们这些好事者群起追之，没跑多远便气喘吁吁；小黑和大黄见势奋勇拔腿，一往直前。我们于喘息之余翘首眺望，只见一个黑点在前，一个黄点在后，愈晃愈远；没一会儿，小黑竟然叼着一只兔子回到我们身边。这是头年秋天的事情。转过年来，春暖花开的时候，细心的女同志发现小黑饭后呕吐，她们说，小黑怀孕了。果然，几个月后，一窝毛茸茸的小生命诞生了，引得我们快乐了好一阵子。
就是这样两个朋友，活活被人吃掉了。幸好干校撤走时我第一批离开，没有亲历那惨剧；听殿后的同志说，那天没等我们走远，村民就闯入我们的住地，不由分说用绳索套着狗脖子，飞快拖走，我们的人势单力薄，喊之无力，追之不及，只能远远听到狗的惨叫声。一想起这事，我心里总要翻腾好长时间，戚戚然不能自已；以至于多少年过去之后，有一次在广东湛江开会，看到大街上店铺前宰杀后剥去皮倒挂起来的一条条狗，总感到不是滋味。会议主人请我们品尝当地名吃“白切狗肉”，我眼前立刻浮现出大黄和小黑的影子，不但始终不敢看那盛狗肉的盘子，而且饭桌上的其他菜也几乎无法再下筷子。去年夏天到牡丹江镜泊湖休假，当地的同志非要请我们去朝鲜族饭馆吃狗肉凉面，一听“狗肉”两字，我心里一阵阻塞，连忙谢绝说，免，免！
我有一种负罪感。
狗是人类能够“过心”的朋友，同人生死与共。有一个美国电影专门描写一群爱斯基摩犬拉雪橇，于暴风雪中穿过峡谷，在人几乎不能生存的绝境，奇迹般把主人送到目的地。从古至今，许许多多“义犬”的故事不断流传。它们常常舍命救主；或者，主人去世，狗一直守在身旁，不食而亡……比我们与大黄、小黑的情感更有过之，真是催人泪下。
吃甲鱼，忆吴晓铃先生
读李渔《闲情偶寄·饮馔部·肉食第三》“鳖”款，使我想起在五七干校与吴晓铃先生一起赶了几十里路去罗山县城吃“鳖”（也叫甲鱼或圆鱼、俗称王八）的往事。吴先生说甲鱼的裙是它最好的部分，会吃者当吃其裙；还认为甲鱼的最好的吃法是做羹，营养最丰富--《闲情偶寄》中李渔引古人诗“嫩芦笋煮鳖裙羹”也特别称赞“鳖裙羹”，真乃“英雄所见略同”。那次“盛事”我已在《评点李渔》一书中记述，此不详说。现在谈谈与吴先生的其他几次交往。
吴晓铃先生（1914－1995）原籍辽宁绥中，自幼随父居住北京。早年就读于燕京大学，得郑振铎先生小说戏曲文献、版本目录学方面之真传，后转入北京大学师从胡适之、罗常培、魏建功诸先生，在音韵、训诂、校雠、考据之学等方面打下坚实基础，成为我国着名的古典戏曲和小说研究专家。
吴先生不但古典文学（尤其是戏曲）学问做得好，小品文写得漂亮，而且是名副其实的美食家，北京有名的饭馆，什么全聚德、萃华楼、东来顺……他吃遍了。他下饭店，不光吃饭，还要深入后厨，与大师傅切磋厨艺，许多名厨都是他的好朋友。文革结束不久，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吴先生任北京市政协委员的时候），有一次他告诉我，现在的食品质量和饭店服务比以前可差多了。日本朋友来京，他在全聚德请客，对贵宾夸耀：“这是我们最好的饭店，其烤鸭脆香可口，冠盖京华。”不想话音刚落，烤鸭上来，鸭肉不但片得太厚，个别的还难以咬动。他顿时觉得很没面子。送走客人，他把服务员叫来很沉痛的说：“本来我最喜欢你们的烤鸭，可今天是怎么了？没有想到你们给外国客人留下这么不好的印象。你们的经理是我的朋友，我为你们难过。”事后全聚德经理专门到吴先生家赔礼道歉，并且又特地请吴先生光临烤鸭店指导。这件事的前前后后，好像吴先生曾撰文发表在《北京晚报》上。
吴先生文雅而幽默，平易近人又热情好客。他平生最喜欢做的事大概就是结交朋友，尤其在演艺界，有不少莫逆之交，如马连良、郝寿臣、侯宝林等许多着名表演艺术家，电影演员王晓棠言小朋夫妇等等，都是他家的座上客。这些表演艺术的顶级行家遇有舞文弄墨之事，常常苦于笔涩而求助于吴先生，而他也总是爽快受命，并且每每完成得十分漂亮。文革时马连良作为罪名之一受到批判的那篇有关《海瑞罢官》的文章（可能1962年发表于《北京日报》或《光明日报》），实出自吴先生之手，为此，他也陪着挨了不少批斗。吴先生同现代京剧《沙家浜》中饰演胡传魁的着名演员周和桐也是好朋友，在信阳五七干校时，特地买了一斤信阳毛尖托回京探亲的同志带给周和桐，那天我在现场，他把写在茶叶包装纸上的一句话指给我看，还模仿胡传魁的腔调念道：“喝出点儿味儿来”--熟悉《沙家浜》的人一看就明白此话乃由胡传魁的台词化来。吴先生还有许多在中华戏曲专科学校兼课时的学生，如王金璐等，师生情谊甚笃；甚至未曾经他授课的一些梨园名角也尊吴先生为老师，一提起或一见到他，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像梅兰芳的入室女弟子言慧珠，对一般人可能显得傲气，但在吴先生面前，则以“学生”自称。听人说，文革前一次盛夏，吴先生在青岛海水浴场沙滩上漫步，突然一位穿着鲜艳泳衣的漂亮女士，大老远喊着“吴老师吴老师”，急速跑来，热情握手，嘘寒问暖。一时，沙滩上众多目光皆聚焦于此，且惊奇不已。谁知在青岛沙滩上海浴的众人之中亦有不少识者，他们悄悄指着这位女士喃喃叹曰：嗨嗨，呵呵，这不是言慧珠吗！不错，她正是京剧四大须生之一、言派创始人言菊朋的女儿，红遍全国的上海京剧院女演员：言慧珠。用今天的话说，她可是个“大腕儿”、“明星”乃至“巨星”。当时还不像现在这样疯狂追星，也没有现在的所谓“追星族”；倘搁在今天，青岛海滩上不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才怪！但是没有几年，悲剧发生。文革中，言慧珠无法忍受迫害而自挂白绫，结束了四十七岁的美丽生命。一代名伶陨落，吴先生闻知，心潮起伏，难以平静，痛惜良久。
与朋友聚会，请朋友吃饭，是吴先生一大乐事。有一次不知什么缘由他同我们谈起朋友喝酒相聚的事。那大约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北京有一家人，乃前清官宦之后，因手头紧，要卖一坛好酒，说这坛酒是其先人在道光年间埋于地下的，已逾百年矣。吴先生闻讯，与几个朋友赶去。一看，果然是好酒。打开坛盖：酒已成黏糊状，香气袭鼻……于是买下。吴先生说，那酒虽好，已经稠得不能直接喝了，必须兑上今天的上等粮食酒才好享用。吴先生郑重其事发帖给知己朋友，摆了一桌酒席，详细讲述此酒来历，让大家细细品味，然后畅怀共饮。我当时被吴先生的描述陶醉了，只恨自己无缘。
吴先生朋友多，人缘好，所以，人乐意助他，他更乐意助人。从河南五七干校回京后，一次他家（校场头条）的下水道堵了，请几个年纪稍轻有一把子力气的朋友和学生帮忙，于是我们三人--当时还赋闲在家的京剧武生王金璐，文学研究所有名的拼命三郎栾贵明，还有我，应声前往。不到半天，活儿就干完了。中午吴先生请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席间海阔天空谈起来。吴先生对京剧界特别关注，并且为当时的京剧前景担忧。他的侄子文革前入戏校学京剧，是一名很有天赋的京剧苗子，文革中却不能正常练功。吴先生连连叹息：“京剧如此状态，未来可怎么得了，怎么得了！”拳拳之心，殷殷之情，溢于言表。此心此情，上天可鉴！文革后情况有了转变，他的侄子，当年我们在他家见到的那个长得十分秀气、还一脸稚气的小伙子，据说成了京剧院的领导--这是后话。吴先生当时所谈，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王金璐的遭遇和前途。这位京剧名角正处于人生和事业低谷：文革时他被发配到西北某剧团，不幸摔断了腿，一时不能再演戏了，似乎面临着被淘汰、被辞退的命运。吴先生愤愤不平，甚至要骂人。他表示一定要同朋友们商量，为王金璐谋出路。我与王金璐先生只有这一面之识，后续情况我不得而知。但文革后我从媒体知道王先生果然重返舞台，成为“武生泰斗”级的人物，为此我甚感欣慰。我想这其中应该有吴晓铃先生之力。还有一件与我直接有关的事不能忘怀。那时我妻子正好来京探亲，不知怎么就说起她十几年屡治不愈的头痛病，来京看病连号都挂不上。吴先生一听，即曰：“何不早说？这事好办。我给你写个条，不用挂号，直接去宣武医院神经内科找徐大夫。”后吴先生又补了一句：“徐大夫是侯宝林的干女儿。”第二天我们就去找了徐大夫。那时她大约不到四十岁，一看是吴先生的手书，立即笑脸相迎，详细诊问，最后又起身相送。这是我们历年寻医问病最顺当、最舒服、最痛快、最满意的一次。此后再没有见过徐大夫，想她现在早已过了古稀之年。愿好人一生平安、幸福！
其实吴先生一直关心我、帮助我。一九八二年我的《论李渔的戏剧美学》出版，马上送吴先生请教。他看了，很高兴，说你再拿来一本，我去美国访问，送给哈佛大学的韩南教授。吴先生从美国回来说，大作已赠韩南教授，他说很好。不久韩南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作学术交流，点名与我会见。当时的文学研究所所长许觉民在松鹤楼宴请韩南，我有幸忝列其间。
吴先生仙逝已经十又四年。但我脑海时时闪出先生睿智而风趣的笑脸，还有他抬头看人时那有点儿凸显的眼球。我情不自禁地问一声：先生，你在那边过得还好吗？
面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