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杜先生的提议，我颇感意外。时下多的是老师为学生写的书作序，名流为初出道者写的书作序，领导为下属写的书作序，为书写序这件事承载了不少非学术的因素。同一课题的研究者之间超越上述三层关系，易位而为序，非纯粹追求切磋交流学术者而不能。杜先生与我其实有师生之谊。大约是在1980年，杜先生应邀到当时的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作美学讲座，其时我是一个1977级的大学生，坐在一间凭有线广播传达主会场声音的教室里，聆听他精彩的报告。尽管三十年后，我与他成为了李渔研究的同道，但要为他的书作序，斟酌之间，我不免有虑，因为这不合世俗常情。在我委婉推托后，杜先生又给我发来一封言辞恳切的信：
黄强同志：你好！
我找人作序，都是找我的好友，我不管地位高低，只要是我所尊敬的有学识的学者好友，即请作序，一是有益学术交流，二是记录友谊。这是我请你作序的初衷。如果你因为有其他工作或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实在时间太紧，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你有繁重教学工作，或许也有自己的项目，所以我提出请你作序时，也怕打乱你的安排。你看时间和手头工作是否能够调配得开？如果实在调配不开，我不勉强。如果能够调配开，我将非常高兴你作序。不过，说到“不足以增色”云云，你就不必客气。我在所接触的李渔研究者，你是非常尊重的一位，我得益于你之处很多，再次感谢你。
书瀛
面对如此坦诚的学者情怀，我颇为自己原先世俗化的顾虑而感到不安。序者，其最佳功能本来就是同一课题的研究者或好友之间切磋交流学术、增进了解与友谊，岂有他哉？于是我细读《心解》，欣然命笔，撰此长序。文逢知己，下笔千言，不能自已，尚祈读者见谅。
黄强
2010年2月25日
于扬州虹桥西侧望湖楼
序二 鸟瞰李渔
《闲情偶寄》：一部美学小百科
李渔是我国清代审美文化中的一位大家，一位才子，一位多面手，他在审美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有重要贡献。然而，一般人多注意他的小说作品《十二楼》、《无声戏》，传奇作品《笠翁十种曲》，戏曲美学着作《笠翁曲论》（即《闲情偶寄》的《词曲部》和《演习部》）等等，并且对他在这些方面的成就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称赞他是杰出的小说作家、戏曲作家和戏曲美学家--这对李渔来说是当之无愧的；但是李渔作为审美文化的多面手，在其他方面也有重要贡献，例如他还是杰出的园林设计师和园林美学家，杰出的化妆造型设计师和仪容美学家，杰出的服饰设计师和服饰美学家，杰出的美食家和美食理论家，我国古代最重要的日常生活美学大师等等，其《闲情偶寄》被林语堂称为“生活艺术的指南”。遗憾的是，对李渔在这些方面的贡献，以往关注不够，研究不够。现在是深入研究李渔在审美文化各个方面重要成就的时候了。单就美学而言，李渔的《闲情偶寄》，再加上《笠翁一家言》和其他作品中某些片断的但也十分精彩的相关论述，简直就是清代初期的一部美学小百科。在仔细研读了《闲情偶寄》和其他有关作品之后，我对李渔美学思想的全貌有这样一个认识：如果把李渔美学比作一个由主殿和许多配殿组成的建筑群，那么，其主殿无疑是他的戏曲美学，配殿则有园林美学、诗词美学、饮食美学、仪容美学、服饰美学、日常生活美学等。如果用现代观念和术语来解释，那么：在其戏曲美学里，李渔深入论述了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戏曲表演、导演、角色选择和组合、舞美设计、舞蹈、化妆、道具、声音效果、戏曲欣赏和接受（即今天人们常说的所谓“观众学”）以及戏曲教育……中的所有美学理论问题；在其园林美学里，李渔所论最主要的当然是园亭构思和建造，此外还包括有关园林中的花草种植、建筑物中的室内陈设和装饰等等美学理论问题；在其诗词美学里，李渔论述了诗、词、文、楹联、对子和其他文学体裁的创作中的美学理论问题，也包括戏曲文学的美学理论问题；在其饮食美学里，我们看到李渔是一位带有浓厚平民色彩的真正的美食大家，可以说在“饮馔”方面，他几乎无所不晓，而且对每一种美味食品，都能说出一番道理来；在其仪容服饰美学里，李渔考察了人的身体容貌的自身之美和化妆之美，内在美和外在美，衣服穿着之美和首饰佩戴之美，以及这些审美现象在人们意识里的各种表现，等等；在其日常生活美学里，李渔讲述了包括日常生活起居、颐养、旅游、用具、器玩……之中的各种各样的美学理论问题。李渔最突出的成就当然是戏曲美学，同时也应高度重视其园林美学、文学美学、饮食美学、仪容服饰美学以及日常生活美学等等方面的价值。顺便说一句，今天人们在热炒所谓“日常生活审美化”，其实，李渔是日常生活审美化在中国古代的热情倡导者和鼓吹者，尤其是它的理论阐发者和积极实践者，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古代日常生活美学大师。
李渔撰写《闲情偶寄》下了很大功夫，运用了大半生的生活积累、审美经验和学识库存。他在《与龚芝麓大宗伯》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庙堂智虑，百无一能。泉石经纶，则绰有余裕。惜乎不得自展，而人又不能用之。他年赍志以没，俾造物虚生此人，亦古今一大恨事。故不得已而着为《闲情偶寄》一书，托之空言，稍舒蓄积。”“稍舒蓄积”一语当然是故作谦逊之词，事实上李渔是相当自负的--倘若我真的不写《闲情偶寄》，岂非“古今一大恨事”！实事求是地说，李渔写作此书用力之重、之深、之勤，要超过其他着作。
《闲情偶寄》不但内容厚实，且力戒陈言、追求独创。在《闲情偶寄》卷首《凡例》李渔自陈：“不佞半世操觚，不攘他人一字。空疏自愧者有之，诞妄贻讥者有之。至于剿窠袭臼，嚼前人唾余，而谬谓舌花新发者，则不特自信其无，而海内名贤，亦尽知其不屑有也。”其实这也是李渔一生全部艺术活动和学术活动的宗旨和座右铭。李渔《一家言释义》（即他为自编的《笠翁一家言》初集所写的自序）中这样说：“凡余所为诗文杂着，未经绳墨，不中体裁，上不取法于古，中不求肖于今，下不觊传于后，不过自为一家，云所欲云而止，如候虫宵犬，有触即鸣，非有模仿希冀于其中也。模仿则必求工，希冀之念一生，势必千妍百态，以求免于拙，窃虑工多拙少之后，尽丧其为我矣。虫之惊秋，犬之遇警，斯何时也，而能择声以发乎？如能择声以发，则可不吠不鸣矣。”这段话可以看作是李渔的美学宣言。对这个美学思想，李渔在其他文章中作了多方面的阐述。如李渔在《闲情偶寄·居室部·房舍第一》这样说：“……性又不喜雷同，好为矫异。常谓人之葺居治宅，与读书作文，同一致也。譬如治举业者，高则自出手眼，创为新异之篇。其极卑者，亦将读熟之文，移头换尾，损益字句，而后出之；从未有抄写全篇，而自名善用者也。乃至兴造一事，则必肖人之堂以为堂，窥人之户以立户，稍有不合，不以为得，而反以为耻。常见通侯贵戚，掷盈千累万之资，以治园圃，必先谕大匠曰，亭则法某人之制，榭则遵谁氏之规，勿使稍异。而操运斤之权者，至大厦告成，必骄语居功，谓其立户开窗，安廊置阁，事事皆仿名园，纤毫不谬。噫，陋矣。以构造园亭之胜事，上之不能自出手眼，如标新立异之文人，下之至不能换尾移头，学套腐为新之庸笔，尚嚣嚣以鸣得意，何其自处之卑哉！”李渔在赠给友人佟碧枚的一首七古长诗中曾作过这样的自我评价：“渔也何人敢匹君，才疏学浅驰虚闻。惟有寸长不袭古，自谓读过书堪焚。人心不同有如面，何必为文定求肖。着书自号一家言，不望后人来则效。誉者虽多似者稀，尽有同心不同调。”李渔还在给他的朋友李石庵诗文集《覆瓿草》所作序中称赞其“大率清真超越，自抒性灵，不屑依傍门户”。综合上引有限的几条资料，即足以看到李渔所阐发的，是从自己艺术创作和学术活动总结出来的一些最基本的美学经验：第一，一定要独创，一定要“创为新异”，要“上不取法于古，中不求肖于今”，坚决反对“雷同”，坚决反对“模仿”，坚决反对“依傍门户”，坚决反对“袭古”，坚决反对“剿窠袭臼，嚼前人唾余”；第二，一定要有独特的个性，要“自为一家”，要“自出手眼”，要“自抒性灵”，要张扬自我而绝不“丧其为我”；第三，一定要如“候虫宵犬，有触即鸣”，有感而发，绝不无病呻吟；第四，一定要自然天成，反对人为的刻意造作、“择声以发”，要提倡艺术家如“虫之惊秋，犬之遇警”那样发自天然的本真鸣叫；第五，为了达到这种本真状态和自然效果，李渔提倡宁“拙”勿“工”，所谓“窃虑工多拙少之后，尽丧其为我矣”，他甚至认为可以“未经绳墨，不中体裁”，即不守成法--这样离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艺术创作境界就不远了。
对于李渔的这些主张，他的同时代人及后人大都予以热情肯定和赞扬。李渔的朋友丁澎在为《笠翁诗集》作序时说：“一家言者，李子笠翁之所着书也。李子家贫，好着书，凡书序、传记、史断、杂说、碑铭、论赞，以及诗赋、填词、歌曲不下数十种，其匠心独造，无常师，善持论，不屑屑依附古人成说，以此名动公卿间。”李渔逝世50年后，芥子园主人在重新编订《一家言》后所写的《弁言》中赞其《一家言》、《耐歌词》、《论古》、《闲情偶寄》等“皆不傍前人之一篱，不拾名人之一唾”。最初镌刻并发行《闲情偶寄》的“翼圣堂主人”也在该书扉页写下这样一段话：“先生之书，充塞宇宙，人谓奇矣、绝矣，莫能加矣，先生自视蔑如也，谓生平奇绝处尽有，但不在从前剞劂中，倘出枕中所秘者公世，或能真见笠翁乎？因授是编，梓为后劲。”对于李渔倾半生心血撰写的《闲情偶寄》这部力作，他的朋友们评价甚高，并且预计此书的出版，必将受到人们的欢迎。余怀在为《闲情偶寄》所作的序中说：“今李子《偶寄》一书，事在耳目之内，思出风云之表，前人所欲发而未竟发者，李子尽发之；今人所欲言而不能言者，李子尽言之；其言近，其旨远，其取情多而用物闳。漻漻乎，俪俪乎，汶者读之旷，塞者读之通，悲者读之愉，拙者读之巧，愁者读之忭且舞，病者读之霍然兴。此非李子偶寄之书，而天下雅人韵士家弦户诵之书也。吾知此书出将不胫而走，百济之使维舟而求，鸡林之贾辇金而购矣。”此书出版后的情况，恰如余澹心所料，世人争相阅读，广为流传。不但求购者大有人在，而且盗版翻刻也时有发生。可以说，这部书的出版，在当时逗起了一个小小的热潮，各个阶层的人都从自己的角度发生阅读兴趣，有的甚至到李渔府上来借阅。此书自康熙十年（1671）付梓，三百多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注目。在有清一代，凡是谈到李渔的，一般都会提到他的《闲情偶寄》，并加以称道。直到现代，《闲情偶寄》也不断被人提起。例如，大家很熟悉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帮忙到扯淡》和《集外集拾遗·帮忙文学和帮闲文学》中谈到李渔及帮闲文学的一些话，在那里，鲁迅称李渔等人为“帮闲”文人。但鲁迅对李渔批评中有肯定。鲁迅说，历史上的“帮闲文学”和“帮闲文人”并不都是“一个恶毒的贬词”，文学史上的一些重要作家如宋玉、司马相如等，就属帮闲文人之列，而文学史上“不帮忙也不帮闲的文学真也太不多”，如果“不看这些，就没有东西看”；而且，“清客，还要有清客的本领的，虽然是有骨气者所不屑为，却又非搭空架者所能企及。例如李渔的《一家言》，袁枚的《随园诗话》，就不是每个帮闲都做得出来的”，因为李渔等人确有真才实学。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说：“十七世纪李笠翁的着作中，有一重要部分，专事谈论人生的娱乐方法，叫做《闲情偶寄》，这是中国人生活艺术的指南。自从居室以至庭园，举凡内部装饰，界壁分隔，妇女的妆阁，修容首饰，脂粉点染，饮馔调治，最后谈到富人贫人的颐养方法，一年四季，怎样排遣忧虑，节制性欲，却病，疗病，结束时尤别立蹊径，把药物分成三大动人的项目，叫做‘本性酷好之药’，‘其人急需之药’，‘一心钟爱之药’。此最后一章，尤富人生智慧，他告诉人的医药知识胜过医科大学的一个学程。这个享乐主义的剧作家又是幽默大诗人，讲了他所知道的一切。”林语堂大段引述李渔的文字，赞曰：“他的对于生活的艺术的透彻理解，可见于下面所摘的几节文字，它充分显出中国人的基本精神。”此外，文学家梁实秋、周作人、孙楷第、胡梦华、顾敦鍒、朱东润等，园林学家和建筑学家童嶲、陈植、陈从周等，也对《闲情偶寄》十分推崇。
闲情闲事与杂家魅力
李渔自称《闲情偶寄》是一部所谓寓“庄论”于“闲情”的“闲书”。他在《闲情偶寄》卷首之《凡例七则》中说：“风俗之靡，犹于人心之坏，正俗必先正心。近日人情喜读闲书，畏听庄论，有心劝世者正告则不足，旁引曲譬则有余。是集也，纯以劝惩为心，而又不标劝惩之目，名曰《闲情偶寄》者，虑人目为庄论而避之也。”又说：“劝惩之意，绝不明言，或假草木昆虫之微、或借活命养生之大以寓之者，即所谓正告不足，旁引曲譬则有余也。”我看，李渔的这段表白，半是矫情、半是真言。
所谓矫情者，是指李渔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故意说给当政者和正人君子者流听。因为李渔的着作文章在当时已经受到某些人的指责。李渔的友人余澹心（怀）在为《闲情偶寄》作序时就说：“而世之腐儒，犹谓李子不为经国之大业，而为破道之小言者。”所以，李渔预先就表白：我这本书虽名为“闲情”，可并不是胡扯淡，也无半点“犯规”行为；表面看我说的虽是些戏曲、园林、饮食、男女，可里面所包含的是微言大义，有益“世道人心”。李渔这么说，对于当时的统治者和满口“仁义道德”，“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腐儒”们，不无讨好之意。当然，《闲情偶寄》中所言，也并非没有出于真心维护封建思想道德者；但是，书中大量关于观剧听曲、赏花弄月、园林山石、品茗饮酒、服饰修容、选姬买妾、饮食男女、活命养生等等的论述描绘，难道其中真有那么多微言大义吗？明眼人一看便知，李渔所说的，大半是些“聪明人”的“聪明话”而已。正如李渔的另一友人尤展成（侗）在为《闲情偶寄》所作的序中说的：“所着《闲情偶寄》若干卷，用狡狯伎俩，作游戏神通。”不管作序者这几句话的原意如何，但用“狡狯伎俩”来形容我们在《闲情偶寄》中所看到的李渔，还是贴切的。在统治者对舆论钳制得比较紧、时有文字狱发生的清代，李渔以及像李渔那样的文人耍点小聪明，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文革”时许多知识分子的做法不也是如此吗？
所谓真言者，除了上面所说李渔确有自觉维护封建思想道德的一面之外，从艺术形式和文章的审美作用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李渔也真想避免“庄论”、“正告”而采用轻松愉快的“闲情”笔调来增加文章的吸引力。也就是说，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大谈“草木昆虫”、“活命养生”的“闲情”是他的真心话。他深知那些正襟危坐、板着面孔讲大道理的文章，令人望而生畏，令人厌倦，不会有多少打动人的力量。现代的情况也是如此。“文革”时报纸上那些冷似铁、硬似钢、字字绝对真理的大块文章，有几个人真心要读？所以，李渔有意识地寓“庄论”于“闲情”，使这本书变得有趣、有味，可读性强。单就这个方面而言，李渔的确获得了成功。从总体上说，他的文章，他的书，绝不枯燥、乏味，至少在形式上是如此。只是有的地方世俗气太重，有的地方略显油滑，有的地方有点媚俗，这是不足。然而，优点是，绝不板着面孔教训人、讲大道理。即使本来十分枯燥的理论问题，如《闲情偶寄》的《词曲部》和《演习部》等专讲戏曲理论的部分，他也能讲得有滋有味，风趣盎然，没有一般理论文字的那种书卷气，更没有道学气。这是《闲情偶寄》的一个突出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