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李渔美学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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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序篇(4)

对于杜先生的提议,我颇感意外。时下多的是老师为学生写的书作序,名流为初出道者写的书作序,领导为下属写的书作序,为书写序这件事承载了不少非学术的因素。同一课题的研究者之间超越上述三层关系,易位而为序,非纯粹追求切磋交流学术者而不能。杜先生与我其实有师生之谊。大约是在1980年,杜先生应邀到当时的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作美学讲座,其时我是一个1977级的大学生,坐在一间凭有线广播传达主会场声音的教室里,聆听他精彩的报告。尽管三十年后,我与他成为了李渔研究的同道,但要为他的书作序,斟酌之间,我不免有虑,因为这不合世俗常情。在我委婉推托后,杜先生又给我发来一封言辞恳切的信:

黄强同志:你好!

我找人作序,都是找我的好友,我不管地位高低,只要是我所尊敬的有学识的学者好友,即请作序,一是有益学术交流,二是记录友谊。这是我请你作序的初衷。如果你因为有其他工作或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实在时间太紧,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你有繁重教学工作,或许也有自己的项目,所以我提出请你作序时,也怕打乱你的安排。你看时间和手头工作是否能够调配得开?如果实在调配不开,我不勉强。如果能够调配开,我将非常高兴你作序。不过,说到“不足以增色”云云,你就不必客气。我在所接触的李渔研究者,你是非常尊重的一位,我得益于你之处很多,再次感谢你。

书瀛

面对如此坦诚的学者情怀,我颇为自己原先世俗化的顾虑而感到不安。序者,其最佳功能本来就是同一课题的研究者或好友之间切磋交流学术、增进了解与友谊,岂有他哉?于是我细读《心解》,欣然命笔,撰此长序。文逢知己,下笔千言,不能自已,尚祈读者见谅。

黄强

2010年2月25日

于扬州虹桥西侧望湖楼

序二 鸟瞰李渔

《闲情偶寄》:一部美学小百科

李渔是我国清代审美文化中的一位大家,一位才子,一位多面手,他在审美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有重要贡献。然而,一般人多注意他的小说作品《十二楼》、《无声戏》,传奇作品《笠翁十种曲》,戏曲美学着作《笠翁曲论》(即《闲情偶寄》的《词曲部》和《演习部》)等等,并且对他在这些方面的成就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称赞他是杰出的小说作家、戏曲作家和戏曲美学家--这对李渔来说是当之无愧的;但是李渔作为审美文化的多面手,在其他方面也有重要贡献,例如他还是杰出的园林设计师和园林美学家,杰出的化妆造型设计师和仪容美学家,杰出的服饰设计师和服饰美学家,杰出的美食家和美食理论家,我国古代最重要的日常生活美学大师等等,其《闲情偶寄》被林语堂称为“生活艺术的指南”。遗憾的是,对李渔在这些方面的贡献,以往关注不够,研究不够。现在是深入研究李渔在审美文化各个方面重要成就的时候了。单就美学而言,李渔的《闲情偶寄》,再加上《笠翁一家言》和其他作品中某些片断的但也十分精彩的相关论述,简直就是清代初期的一部美学小百科。在仔细研读了《闲情偶寄》和其他有关作品之后,我对李渔美学思想的全貌有这样一个认识:如果把李渔美学比作一个由主殿和许多配殿组成的建筑群,那么,其主殿无疑是他的戏曲美学,配殿则有园林美学、诗词美学、饮食美学、仪容美学、服饰美学、日常生活美学等。如果用现代观念和术语来解释,那么:在其戏曲美学里,李渔深入论述了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戏曲表演、导演、角色选择和组合、舞美设计、舞蹈、化妆、道具、声音效果、戏曲欣赏和接受(即今天人们常说的所谓“观众学”)以及戏曲教育……中的所有美学理论问题;在其园林美学里,李渔所论最主要的当然是园亭构思和建造,此外还包括有关园林中的花草种植、建筑物中的室内陈设和装饰等等美学理论问题;在其诗词美学里,李渔论述了诗、词、文、楹联、对子和其他文学体裁的创作中的美学理论问题,也包括戏曲文学的美学理论问题;在其饮食美学里,我们看到李渔是一位带有浓厚平民色彩的真正的美食大家,可以说在“饮馔”方面,他几乎无所不晓,而且对每一种美味食品,都能说出一番道理来;在其仪容服饰美学里,李渔考察了人的身体容貌的自身之美和化妆之美,内在美和外在美,衣服穿着之美和首饰佩戴之美,以及这些审美现象在人们意识里的各种表现,等等;在其日常生活美学里,李渔讲述了包括日常生活起居、颐养、旅游、用具、器玩……之中的各种各样的美学理论问题。李渔最突出的成就当然是戏曲美学,同时也应高度重视其园林美学、文学美学、饮食美学、仪容服饰美学以及日常生活美学等等方面的价值。顺便说一句,今天人们在热炒所谓“日常生活审美化”,其实,李渔是日常生活审美化在中国古代的热情倡导者和鼓吹者,尤其是它的理论阐发者和积极实践者,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古代日常生活美学大师。

李渔撰写《闲情偶寄》下了很大功夫,运用了大半生的生活积累、审美经验和学识库存。他在《与龚芝麓大宗伯》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庙堂智虑,百无一能。泉石经纶,则绰有余裕。惜乎不得自展,而人又不能用之。他年赍志以没,俾造物虚生此人,亦古今一大恨事。故不得已而着为《闲情偶寄》一书,托之空言,稍舒蓄积。”“稍舒蓄积”一语当然是故作谦逊之词,事实上李渔是相当自负的--倘若我真的不写《闲情偶寄》,岂非“古今一大恨事”!实事求是地说,李渔写作此书用力之重、之深、之勤,要超过其他着作。

《闲情偶寄》不但内容厚实,且力戒陈言、追求独创。在《闲情偶寄》卷首《凡例》李渔自陈:“不佞半世操觚,不攘他人一字。空疏自愧者有之,诞妄贻讥者有之。至于剿窠袭臼,嚼前人唾余,而谬谓舌花新发者,则不特自信其无,而海内名贤,亦尽知其不屑有也。”其实这也是李渔一生全部艺术活动和学术活动的宗旨和座右铭。李渔《一家言释义》(即他为自编的《笠翁一家言》初集所写的自序)中这样说:“凡余所为诗文杂着,未经绳墨,不中体裁,上不取法于古,中不求肖于今,下不觊传于后,不过自为一家,云所欲云而止,如候虫宵犬,有触即鸣,非有模仿希冀于其中也。模仿则必求工,希冀之念一生,势必千妍百态,以求免于拙,窃虑工多拙少之后,尽丧其为我矣。虫之惊秋,犬之遇警,斯何时也,而能择声以发乎?如能择声以发,则可不吠不鸣矣。”这段话可以看作是李渔的美学宣言。对这个美学思想,李渔在其他文章中作了多方面的阐述。如李渔在《闲情偶寄·居室部·房舍第一》这样说:“……性又不喜雷同,好为矫异。常谓人之葺居治宅,与读书作文,同一致也。譬如治举业者,高则自出手眼,创为新异之篇。其极卑者,亦将读熟之文,移头换尾,损益字句,而后出之;从未有抄写全篇,而自名善用者也。乃至兴造一事,则必肖人之堂以为堂,窥人之户以立户,稍有不合,不以为得,而反以为耻。常见通侯贵戚,掷盈千累万之资,以治园圃,必先谕大匠曰,亭则法某人之制,榭则遵谁氏之规,勿使稍异。而操运斤之权者,至大厦告成,必骄语居功,谓其立户开窗,安廊置阁,事事皆仿名园,纤毫不谬。噫,陋矣。以构造园亭之胜事,上之不能自出手眼,如标新立异之文人,下之至不能换尾移头,学套腐为新之庸笔,尚嚣嚣以鸣得意,何其自处之卑哉!”李渔在赠给友人佟碧枚的一首七古长诗中曾作过这样的自我评价:“渔也何人敢匹君,才疏学浅驰虚闻。惟有寸长不袭古,自谓读过书堪焚。人心不同有如面,何必为文定求肖。着书自号一家言,不望后人来则效。誉者虽多似者稀,尽有同心不同调。”李渔还在给他的朋友李石庵诗文集《覆瓿草》所作序中称赞其“大率清真超越,自抒性灵,不屑依傍门户”。综合上引有限的几条资料,即足以看到李渔所阐发的,是从自己艺术创作和学术活动总结出来的一些最基本的美学经验:第一,一定要独创,一定要“创为新异”,要“上不取法于古,中不求肖于今”,坚决反对“雷同”,坚决反对“模仿”,坚决反对“依傍门户”,坚决反对“袭古”,坚决反对“剿窠袭臼,嚼前人唾余”;第二,一定要有独特的个性,要“自为一家”,要“自出手眼”,要“自抒性灵”,要张扬自我而绝不“丧其为我”;第三,一定要如“候虫宵犬,有触即鸣”,有感而发,绝不无病呻吟;第四,一定要自然天成,反对人为的刻意造作、“择声以发”,要提倡艺术家如“虫之惊秋,犬之遇警”那样发自天然的本真鸣叫;第五,为了达到这种本真状态和自然效果,李渔提倡宁“拙”勿“工”,所谓“窃虑工多拙少之后,尽丧其为我矣”,他甚至认为可以“未经绳墨,不中体裁”,即不守成法--这样离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艺术创作境界就不远了。

对于李渔的这些主张,他的同时代人及后人大都予以热情肯定和赞扬。李渔的朋友丁澎在为《笠翁诗集》作序时说:“一家言者,李子笠翁之所着书也。李子家贫,好着书,凡书序、传记、史断、杂说、碑铭、论赞,以及诗赋、填词、歌曲不下数十种,其匠心独造,无常师,善持论,不屑屑依附古人成说,以此名动公卿间。”李渔逝世50年后,芥子园主人在重新编订《一家言》后所写的《弁言》中赞其《一家言》、《耐歌词》、《论古》、《闲情偶寄》等“皆不傍前人之一篱,不拾名人之一唾”。最初镌刻并发行《闲情偶寄》的“翼圣堂主人”也在该书扉页写下这样一段话:“先生之书,充塞宇宙,人谓奇矣、绝矣,莫能加矣,先生自视蔑如也,谓生平奇绝处尽有,但不在从前剞劂中,倘出枕中所秘者公世,或能真见笠翁乎?因授是编,梓为后劲。”对于李渔倾半生心血撰写的《闲情偶寄》这部力作,他的朋友们评价甚高,并且预计此书的出版,必将受到人们的欢迎。余怀在为《闲情偶寄》所作的序中说:“今李子《偶寄》一书,事在耳目之内,思出风云之表,前人所欲发而未竟发者,李子尽发之;今人所欲言而不能言者,李子尽言之;其言近,其旨远,其取情多而用物闳。漻漻乎,俪俪乎,汶者读之旷,塞者读之通,悲者读之愉,拙者读之巧,愁者读之忭且舞,病者读之霍然兴。此非李子偶寄之书,而天下雅人韵士家弦户诵之书也。吾知此书出将不胫而走,百济之使维舟而求,鸡林之贾辇金而购矣。”此书出版后的情况,恰如余澹心所料,世人争相阅读,广为流传。不但求购者大有人在,而且盗版翻刻也时有发生。可以说,这部书的出版,在当时逗起了一个小小的热潮,各个阶层的人都从自己的角度发生阅读兴趣,有的甚至到李渔府上来借阅。此书自康熙十年(1671)付梓,三百多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注目。在有清一代,凡是谈到李渔的,一般都会提到他的《闲情偶寄》,并加以称道。直到现代,《闲情偶寄》也不断被人提起。例如,大家很熟悉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帮忙到扯淡》和《集外集拾遗·帮忙文学和帮闲文学》中谈到李渔及帮闲文学的一些话,在那里,鲁迅称李渔等人为“帮闲”文人。但鲁迅对李渔批评中有肯定。鲁迅说,历史上的“帮闲文学”和“帮闲文人”并不都是“一个恶毒的贬词”,文学史上的一些重要作家如宋玉、司马相如等,就属帮闲文人之列,而文学史上“不帮忙也不帮闲的文学真也太不多”,如果“不看这些,就没有东西看”;而且,“清客,还要有清客的本领的,虽然是有骨气者所不屑为,却又非搭空架者所能企及。例如李渔的《一家言》,袁枚的《随园诗话》,就不是每个帮闲都做得出来的”,因为李渔等人确有真才实学。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说:“十七世纪李笠翁的着作中,有一重要部分,专事谈论人生的娱乐方法,叫做《闲情偶寄》,这是中国人生活艺术的指南。自从居室以至庭园,举凡内部装饰,界壁分隔,妇女的妆阁,修容首饰,脂粉点染,饮馔调治,最后谈到富人贫人的颐养方法,一年四季,怎样排遣忧虑,节制性欲,却病,疗病,结束时尤别立蹊径,把药物分成三大动人的项目,叫做‘本性酷好之药’,‘其人急需之药’,‘一心钟爱之药’。此最后一章,尤富人生智慧,他告诉人的医药知识胜过医科大学的一个学程。这个享乐主义的剧作家又是幽默大诗人,讲了他所知道的一切。”林语堂大段引述李渔的文字,赞曰:“他的对于生活的艺术的透彻理解,可见于下面所摘的几节文字,它充分显出中国人的基本精神。”此外,文学家梁实秋、周作人、孙楷第、胡梦华、顾敦鍒、朱东润等,园林学家和建筑学家童嶲、陈植、陈从周等,也对《闲情偶寄》十分推崇。

闲情闲事与杂家魅力

李渔自称《闲情偶寄》是一部所谓寓“庄论”于“闲情”的“闲书”。他在《闲情偶寄》卷首之《凡例七则》中说:“风俗之靡,犹于人心之坏,正俗必先正心。近日人情喜读闲书,畏听庄论,有心劝世者正告则不足,旁引曲譬则有余。是集也,纯以劝惩为心,而又不标劝惩之目,名曰《闲情偶寄》者,虑人目为庄论而避之也。”又说:“劝惩之意,绝不明言,或假草木昆虫之微、或借活命养生之大以寓之者,即所谓正告不足,旁引曲譬则有余也。”我看,李渔的这段表白,半是矫情、半是真言。

所谓矫情者,是指李渔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故意说给当政者和正人君子者流听。因为李渔的着作文章在当时已经受到某些人的指责。李渔的友人余澹心(怀)在为《闲情偶寄》作序时就说:“而世之腐儒,犹谓李子不为经国之大业,而为破道之小言者。”所以,李渔预先就表白:我这本书虽名为“闲情”,可并不是胡扯淡,也无半点“犯规”行为;表面看我说的虽是些戏曲、园林、饮食、男女,可里面所包含的是微言大义,有益“世道人心”。李渔这么说,对于当时的统治者和满口“仁义道德”,“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腐儒”们,不无讨好之意。当然,《闲情偶寄》中所言,也并非没有出于真心维护封建思想道德者;但是,书中大量关于观剧听曲、赏花弄月、园林山石、品茗饮酒、服饰修容、选姬买妾、饮食男女、活命养生等等的论述描绘,难道其中真有那么多微言大义吗?明眼人一看便知,李渔所说的,大半是些“聪明人”的“聪明话”而已。正如李渔的另一友人尤展成(侗)在为《闲情偶寄》所作的序中说的:“所着《闲情偶寄》若干卷,用狡狯伎俩,作游戏神通。”不管作序者这几句话的原意如何,但用“狡狯伎俩”来形容我们在《闲情偶寄》中所看到的李渔,还是贴切的。在统治者对舆论钳制得比较紧、时有文字狱发生的清代,李渔以及像李渔那样的文人耍点小聪明,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文革”时许多知识分子的做法不也是如此吗?

所谓真言者,除了上面所说李渔确有自觉维护封建思想道德的一面之外,从艺术形式和文章的审美作用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李渔也真想避免“庄论”、“正告”而采用轻松愉快的“闲情”笔调来增加文章的吸引力。也就是说,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大谈“草木昆虫”、“活命养生”的“闲情”是他的真心话。他深知那些正襟危坐、板着面孔讲大道理的文章,令人望而生畏,令人厌倦,不会有多少打动人的力量。现代的情况也是如此。“文革”时报纸上那些冷似铁、硬似钢、字字绝对真理的大块文章,有几个人真心要读?所以,李渔有意识地寓“庄论”于“闲情”,使这本书变得有趣、有味,可读性强。单就这个方面而言,李渔的确获得了成功。从总体上说,他的文章,他的书,绝不枯燥、乏味,至少在形式上是如此。只是有的地方世俗气太重,有的地方略显油滑,有的地方有点媚俗,这是不足。然而,优点是,绝不板着面孔教训人、讲大道理。即使本来十分枯燥的理论问题,如《闲情偶寄》的《词曲部》和《演习部》等专讲戏曲理论的部分,他也能讲得有滋有味,风趣盎然,没有一般理论文字的那种书卷气,更没有道学气。这是《闲情偶寄》的一个突出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