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教团来到以后，以突击的精神开始了青年工作，大别山下的救亡空气更加活跃起来。地方上负责的工作同志和方中允们经过了一番切实研究，决定让战教团的工作重心放在训练青年方面。他们的方法是避免训练班一类形式，每天下午和晚上举行两次大规模的座谈会，地点在罗明们的讲习班中，由方中允和余新之分别主谈，讨论“统一战线”和“抗日游击战术”等问题，每一个问题都写有详细提纲，分做两次或三次讨论完毕。罗明们的讲习班的结束日期延长了；每天上午仍照常上课，下午参加座谈会，有时也请方中允或余新之在上午抽时间作专题演讲。每次座谈会参加的人都非常踊跃，把一个大教室拥挤得满满的。有许多在乡下工作的也都抽时间跑来参加，在城里工作的更没有一个人肯漏掉这个机会。除和同学会有关系的各青年团体之外，参加的还有青年军毕业的学生，部队的政工人员，教育界的进步分子，以及县政府和别的机关的少数小公务员。那些参加者是那么兴奋愉快，使你到处可以听到他们讲说着会场上的争论情形，讲说着某人某人的深刻意见，讲说着方中允和余新之，讲说着每一次参加座谈会所得到的益处胜读十年书，还热情地讲说着抗战问题和中国的前途。
吴寄萍本来已经同意随母亲赶快下乡，但一听说座谈会是那么令人兴奋，她临时又坚执不肯走了。“妈，”她恳求说，“我们再留几天，你让我去听一听他们的座谈会。我现在精神很好，要是去听一听，心中一高兴，也许就完全好了。”她用力忍着咳嗽，装做健康的样子，但手指却不由自主地隔着衣服捺一捺左边奶头上边的两根肋骨，因为她感到那里边，又像在肋骨缝，又像在较深的什么地方，有一阵刺疼。她明白，这是经常咳嗽引起的，但是就在这片刻，她一边注视着母亲的眼睛，脸上露着乞求的微笑，一边心中感慨说：“唉！我如果能活到抗战以后多好啊！”她母亲紧抓着她的又瘦又黄的手，把她拉到身边，打量着她脸上的神色说：
“你的身子还虚弱，不能久坐，也不能劳心，听妈的话别参加，咱们快一道下乡吧。”“不，我一定要去听一听。妈，你要是不让我去听一听，我死也不下乡！”“我的天！你又说不吉利话！”母亲叫道。“我有你这样任性的女儿，一句话也没有听过！你的病不是小病，难道你自己不晓得”“我晓得，妈。可是你要不让我参加，我就要生气，一生气就立刻病重……”母亲赶忙截断她：“今儿下午你去听一听，明儿咱们一道下乡好不好？”“听说一个题目得讨论两三次，起码你让我再留三天。”“不，咱们明儿一定得走。”“不，三天！三天！”“你的病……”“不，一定留下三天！”母亲怕惹她生气，又劝说几句，只好答应了她的要求。整整的一个上午，母亲没离开过她的女儿，照料她吃药吃饭，陪她晒太阳。她们俩的心上同样笼罩着一团阴影，时时沉人于不幸的和偶然侥幸的胡思乱想的烟海之中。
因为感觉自己的精神稍微好一点，咳嗽的次数也比往日略少，吴寄萍对于自己的身体产生了强烈的希望，几乎完全相信她的病会休养好，会恢复两年前的健康情形。她想着，纵然这病不是一年半载可以医好的，但只要一年两年能支持，那时候抗战已经结束，中国社会也变得合理了，人人都生活得比现在愉快，同丈夫和女儿已经团圆，不再有什么苦恼了，那时候，她住进北平西山疗养院，胡天长隔一两天带着他们的女儿到西山看她一次。那时候，小孩子已经四岁，非常好玩了。那时候，科学上的奇迹可能出现，医治肺病的手术或特效药已经可以使任何沉重的肺痨病患者起死回生了……她愈想心中愈宽慰，觉得头顶的晴空非常地空阔爽朗，眼前的阳光格外地灿烂可爱，树上的鸟声格外地婉转悦耳，连张嫂和春喜也都比往日活泼多了。
除张茵之外，冯永青和罗兰都在午饭前来看过她的病。
她们都劝她不要参加座谈会，但她不仅不感谢她们的好意，反而招惹出她的反感。“她们都觉得我活不久了，”她想道，“她们都不肯多对我了解一点！”当大家同意她去参加以后，她立刻又高兴起来，觉得她们也看出来她的病不要紧了。她把冯永青留在身边，向她打听地方上最近发生些什么新闻和妇女会这几天的工作情形。知道了这几天妇女会为前方将士募捐布鞋的成绩很好，吴寄萍忽然带了一点伤心和嫉妒的心理说：
“青姐，这个病使我少做了许多工作。近来我常常觉得我好像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上，和你们离得很远了。”“不要胡思乱想，我们不是仍然同你经常在一块吗？”“青姐，你没有害过这样的病，不能够懂得我这种感觉。”她用手指按一按隐隐作疼的肋骨缝，继续说道：“真的，我同你们生活在两个世界上：一个是春天，一个是秋天；一个有阳光照射，充满生气，一个弥漫着黄昏的灰色暮霭，充满寂寞，阴森森的。”“我懂得你的心理，这心理是不健康的。从前陶春冰也吐过血，现在不是好了么？肺病在中国并不算了不起的病，正像沙眼和痔疮一样普遍，为什么要看得那么严重？”病人虽然知道冯永青故意用减低肺病的严重性的话来安慰她，但她的心中感到舒服了。她咂了一下嘴唇说：
“我也晓得害肺病不一定就会死，可是我常常神经过敏，总觉得自己一天比一天更接近死亡。”“所以心理治疗非常重要。”看见病人两颊发红，眼窝深陷，冯永青心中感到凄凉，随即又迟疑地加上一句：“你必须时时刻刻地相信自己会好起来，不要神经过敏。”“是的，你总要把自己的心放宽，”母亲沉默了半晌，忽然也劝解说，“只要心放宽，身体自然就会一里一里地结实了。”“可是我不能不想得很多，”病人心里说，又想到她的爱人和孩子，感到很难过。她对母亲苦笑了一下，又向冯永青说：
“假若我的病好了，你猜我打算做什么？”“我知道，你打算继续研究文学，还要写小说，做一个作家。”“除学写小说之外，我还想做许多事情。”吴寄萍轻轻地咳嗽了两声，向痰盂中吐了一口痰，接着说道：“首先，我要使自己的身体变得非常强壮，然后我打算旅行：到关外，到蒙古，到江南，有机会还要到外国走走，尤其是日本和苏联不能不去。
我去过八达岭，上过长城，青姐，你简直想象不到那气派是多么雄伟！如果能力允许的话，我将来一定要写一部上百万字的长篇小说，表现这一次伟大战争，背景呢，有北方的大草原，万里长城，童山秃岭，没有边的平原，奔腾澎湃的黄河，还有南方的秀丽山水。啊，可惜我还没有到过江南！我做梦都在想着江南！”母亲听见病人说的话，稍微快活起来，担心地责备说：
“萍，你别说得太多，小心累着了！”她随即又转向冯永青：“她要是能够常常像这样往好处想，我也不发愁她的病了。”冯永青也分得了病人和母亲的快活，向病人说：“我想东北一定很有意思，你将来最好到东北多看看。”“那当然！”病人兴奋地叫道，“在东北有些地名，像松花江、鸭绿江、黑龙江，都带有无限诗意！无限魅力！南方的富春江，这名字本身就是诗！”病人因为说得太猛，止不住连续地咳嗽一阵。为希望别人认为她的病并不严重，她用手巾捂住嘴，尽量使咳嗽声变得轻微，并且把一口痰偷偷地咽下肚里，仅仅把一点儿痰沫子吐进痰盂，好在母亲和冯永青并没因她的咳嗽改变了笑容。她的心仍然包含着乐观而天真的幻想。她告诉冯永青，假若十年之后，她能在写作上有了较好的成就，在旅行和写作之外，她还打算在她的推动下，在乡间办一个试验农场，一个医院，一个小学；农场同时也就是医院和学校的花园。每年她要到北平或上海看一看，然后回到乡间来读书写作。她相信那时候中国的农村已经有质的改变，集体农场到处出现，机器被普遍使用，人压迫人和人剥削人的制度被肃清了。
“单单为了这希望，”她最后结束说，“我也应该活下去，活下去！青姐，假若我的希望都能实现，我是多么幸福啊！”当座谈会快要开始的时候，罗兰和冯永青都赶来照顾吴奇萍。病人在半个钟头前就下了床，换上一件紫色布旗袍，外加一件黑绒茄克。春喜替她把蓬松的长发梳成两个小辫，用黑色绸条子扎着辫梢。虽然她是那么病弱，仿佛只要风一吹就会吹倒，但在罗兰的眼睛里，她变得像清水中的白莲花一样美丽。看见罗兰目不转睛地端详着她的脸孔，吴寄萍把一只手放在她表妹的肩上问道：
“你端详什么？是不是我比半月前瘦得很多了？”“不是。我觉得你很像--”罗兰不肯说出来林黛玉，忙改口说，“很像一位潇洒幽静的女诗人。”病人笑了。她转向冯永青说：“兰这丫头，她总是有许多奇奇怪怪的想法！时间到了，咱们现在就走吧？”“你让春喜跟你一道去，”母亲不放心地望着她说，“你扶着她的肩膀走。唉，春喜，”她又向旁边叫道，“快跟你萍姑一道去！”“妈，你别让她去，我还不需要人扶呢。”“唉唉，你千万听妈的话，别累着你了！”“不，我真是很硬棒，别让她去。”“大娘你放心，”冯永青从旁插嘴说，“有我同小罗哩。”“有我哩，姑妈别操心！”罗兰也说道，把肩膀紧贴着寄萍的肩膀。
春喜本来正希望参加座谈会，一听见姑太太的吩咐就笑嘻嘻跑到病人身边，用乞求的眼光在病人和罗兰的脸上转来转去。吴寄萍完全懂得了她的愿望，轻轻地拍了一下她的头顶，像是哄孩子一样地柔声说道：
“你去又听不懂，何必去白占地方？我今天放你半天假，愿看书就留在屋里看书，不愿看书就出去玩吧。”“我要跟萍姑一道去！”春喜羞怯地恳求说，“我去听一听试试，听不懂再回来。”“说你不懂你真不懂，你要去我就不去了！”小女孩子知道再坚持吴寄萍可能会生起气来，便转望了罗兰和冯永青一眼，希望她们肯允许她去。看出来她两个都无意让她去，她又转向姑太太，用眼光恳求说：“你再说一句让我去吧！”姑太太忧虑地叹口气，说：“你不去也好，春喜，看你的书吧。”春喜心中忽然很难过，但不敢露在脸色上。她眼珠上浮着怅惘的神色，脸上挂着残余的笑影，默默走回自己的房间去。
吴寄萍同罗兰、冯永青刚出屋门，想起来忘记带铅笔和笔记本，马上又勾回头来。罗兰跟回来站在门槛里，望着她从窗台上找到一支铅笔，又看见她打开抽屉，从里面拿出来一个长久不用的笔记本，但没有看清有一件什么东西落下抽屉里，病人的眼光也随着落下去，久久地不再抬起头来，仿佛忘掉了开会似的。罗兰踮着脚尖儿到寄萍背后，发现她正在出神地望着那张可爱的婴儿相片。罗兰的心中一动，小声催促说：“还不走么？”吴寄萍像从梦中被突然唤醒，用力把抽屉合上，扭转身拉着表妹就走。她母亲已经从箱子里拉了一条朴素好看的米黄印度绸头巾出来，追着她说：
“你把这围到脖子里，小心街上有风呀！”“我不要，”吴寄萍一边走一边拒绝说，“越打扮越像病人啦。”母亲执拗地在后边追着，劝着，一直追到大门口。她倚着门框，不放心地望着她们的背影，望到不能望见时还依然向她们走去的街上凝眸。她们走到会场时座谈会已经开始，大教室里已经没有位置可坐了。罗兰和冯永青只好到寝室找到两只小凳和一把椅子放在门口，让寄萍在椅子上坐下，她们分别坐在她的两边。暖的风丝从屋檐下徐徐吹过，冯永青和罗兰都感到十分快适，但病人不由得脖颈里起一阵鸡皮疙瘩，喉头一痒，轻轻地咳了几声。吴寄萍拿眼睛向全场看了一圈，发现有很多不认识的人，另外有些是从乡下来的。战教团的同志们挤在一堆，脸孔都带着健康的风尘颜色。因为大家正热烈地讨论问题，所以几乎没有人对她注意，只有张克非紧挨在她的前边，回头来向她点点头，笑了一下。罗兰凑近她的耳朵咕哝一句，用下巴向中间一指。她随着罗兰这一指，发现了黄梅和小林在一起坐着。但她没有多留心观看她们，跟着把视线注射在方中允教授的脸上，仿佛要从他的清瘦的脸孔和学者的风度上去研究一颗高尚的灵魂。过一会儿，她又把视线移到发言的人脸上。会场上不时地引起争论。发言的人十分踊跃，往往这个没说完那个就向方中允举起手来，要求发言。有时两个人同时立起。会场中的一切都使吴寄萍感到兴奋，于是就把自己的病完全忘了。
冯永青传过来一份油印的讨论提纲。吴寄萍看了一下，对于提纲的内容感到惊叹。因为大家正争论得非常热烈，她便暂时把提纲放下，摊开笔记本，注意听着人们所发表的不同意见。黄梅站起来发言的次数最多，她对统一战线上的“妥协派”的意见激烈反对，有许多话在措辞上显得过火，甚至还不很恰当地运用些革命标语。杨琦支持她的意见，而且态度也同样失去温和，兴奋得满脸通红。那被黄梅称为“妥协派”的人数也不在少数，他们坚持着一种意见，就是为着抗战工作要顾全大局，不妨尽量地委曲求全，对“顽固派”尽量容忍，慢慢进行说服工作。他们认为统一战线的斗争是一种最艰巨的韧性斗争，而送给黄梅们的评语是犯了“左倾幼稚病”。这两派的意见在原则上并没有大的距离，但争执得越来越凶，双方面都有人离开原则说话，谁都不肯冷静地注意对方的基本立场。
吴寄萍感觉出两派的意见只有一点点不同之处，但又不知道到底有什么不同，正在用心听，忽然喉头又一痒，而且气管的深处起一种沙沙响声，她赶忙用手绢捂紧鼻和口，低下头，尽可能使咳嗽声不要太大。为不愿周围的人知道她肺病很重（其实谁不知道呢？）和不愿把肺痨病菌传给别人，她又把一口咳出的带有臭味的痰块咽下肚里。等她擦干嘴唇重新抬起脸孔时，她看见鲁辉扬从凳子上跳起来，大声抢着说：
“我认为不能太强调说服工作。有些根本反对进步、反对抗战的死硬派是没法说服的。既然不能说服，就不需要对他们容忍，更不需要同他们讲统一战线，而且……”“你误解我的意思！你误解我的意思！”被称为“妥协派”的方面有人叫着，不肯让他继续说下去。“我的意思是……”但这个人也没有说下去，黄梅就坐在凳子上大声截断了他的话，说道：
“在抗战中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抗战的，一种是不抗战的。
不抗战的就是汉奸！是汉奸就应该消灭掉！”有几个声音同时叫：“没有那么简单！没有那么簖单！”有几个声音同时很坚决地说：“不抗战的就是汉奸！就是汉奸！”有几个人同时向方中允举起手，纷纷呼叫：“主席！主席！”方中允用铅笔在桌面上连敲几声，使大家稍微地安静下来，随即他站起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