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利是拥有阿克顿图书馆的最好人选，我给他这份礼物的原因是：当格莱斯顿先生告诉我阿克顿勋爵的情况时，在他的建议下，我同意买下阿克顿图书馆，并且允许他在他的有生之年仍然归他使用。不幸的是，仅仅今年之后，他就去世了，而图书馆就归我所有了。我坚信莫利能够最好的发挥这个图书馆的作用并且最终会把它留给合适的机构。我刚开始和他说我拥有一个图书馆，他打断了我，说：
“好了，我必须告诉你在你买了他的那天我就知道这件事了。格莱斯顿先生告诉我的，我对它能够安稳地陪着阿克顿勋爵度过一生感到非常高兴。”
这就是我和他的亲密关系，根本用不着和对方说明情况，但我惊奇的是莫利居然不感到惊讶。这个事件证明了格莱斯顿和莫利的亲密无间--唯一一个他无法控制地要与之共享世俗快乐之事的人。然而在神学的问题上，他们两个人的观点差别很大，阿克顿和格莱斯顿是类似的。
在我在苏格兰大学建立基金之后的那一年，莫里作为大臣要随同国王陛下出访巴莫拉尔。他给我发电报说在启程之前一定要到美国来看我。我们见面时他告诉我他的国王对我给大学的捐赠和我对家乡所作的其他贡献非常赞赏，并想知道什么是我想要而他又能赐予的。
我问：“那你怎么说的？”
莫利回答说：“我认为没有什么东西。”
我说：“你说得很对。除非是国王写封信给我说他很欣赏我所做的一切，就像他给你写的。我将会珍藏这封信并且把它当成传家宝留给我的子孙们。”
我的想法得到实现。这个国王亲笔写了封短信给我。我已经在上文给读者展示了。
对于莫利来说，斯基伯是最好的休养胜地之一，因为他的妻子陪着他每个夏天都要来我们这儿好几次，都成为我们家庭的一员了。他像我一样很喜欢驾游艇，这对我们俩来说，是最好的良药。莫利是，也必定永远都是“诚实的约翰”。他不搪塞别人，不说废话，在所有问题上和所有的紧急事件中都坚定得像块岩石；然而善于到处观察--纵向的和横向的，带着宽阔的胸怀从不同角度观察。他不经常显出和蔼亲切，偶尔在适当场合中展示他的在场和权威。在那之后，就保持沉默了。
张伯伦和莫利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都是先进的激进派人士。我在英国时经常与他们见面和商讨问题。当地方自治问题被提起时，引起了英国广泛的兴趣，风头盖过美国的联邦制。我被邀请在几个城市中作公共演讲，解释和支持美国的联邦制--最自由的地方管理产生最强而有力的国家管理。我还给张伯伦先生寄了安娜·L·戴维斯写的《国家的管理》一书。在他的要求下，他和莫利，格莱斯顿还有其他人都交谈过此问题。
我不得不写信给莫利，告诉他由于我所提及的理由，我不赞成《地方自治第一法案》。当我见到格莱斯顿先生时，他在这件事上向我表示了他的遗憾，然后我们进行了充分的交谈。我反对将爱尔兰成员从国会中排除，作为一个独立体存在。我说我们不会允许南方的各个州停止向华盛顿选派代表的。
“如果他们拒绝你要怎么做？”他问。
“动用所有文明的资源--首先，停止通信。”我说。
他停顿了一会，然后重复：
“停止通信。”他感觉到这个很棘手，然后就沉默了，接着我们就转换了话题。
在回答有关于我应该怎么做这个问题上，我总是指出美国有很多立法机构，但是只有一个国会。在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英国应该向美国学习--一个议会和地方性的立法机构（不是很多个议会）。他们应让地方政府像纽约和弗吉尼亚州一样。但是英国不像美国有最高法院，来决定法律的通过，不仅仅是被地方性立法机构来决定还要被国会所决定，司法机构应该代表最高权威而不是政治机构。英国应该拥有国会来代表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威而不是爱尔兰的规章制度。所以，爱尔兰地方性立法机构的法案应该经过国会下议院3个月连续的圆桌会议的讨论，考虑到议会中反对方的意见，但这会使得法案更具操作性（除非它不被通过）。议案将会是一封死板的信件除非有不一致立法意见的加入，但如果有了不一致的立法意见的加入，那么对这个议案是有益的。我说这个条款还必须要确保羞怯的人们没有脱离。
后来我力劝莫利接受这个观点，他告诉我这个观点曾经被帕内尔提议过，但最后没被通过。然后，格莱斯顿有可能会说：“非常好，这个议案不仅仅是被我自己和其他和我想到一起的人所支持，它也必须使得我们能够说服布莱恩站在我们这边。我现在已经不能继续这个问题了。这是你们的责任了。”
一天早上，格莱斯顿的妻子在哈瓦顿说：
“威廉告诉我他和你有非常特别的交谈。”
无疑是有的。他不经常听说，如果曾经有听说轻松愉快地就真正的共和制问题进行交谈，他也不理解我不能想象出不同的世袭阶级。对于我而言，它看起来很陌生，人们应该故意地丢弃他们父母给他们所起的名字，而那个名字是他们父母的名字。特别有趣的是有新头衔的人。老的世袭的贵族们很难不笑着向那些新成为贵族的人致意，那些人可能用了一万英镑去买这个头衔，或多或少的，用作党派基金。
有一次，我告诉格莱斯顿先生，布莱恩先生曾向我提过的他的惊愕和怜悯。在一次游园会上，布莱恩看到年迈的格莱斯顿冒着严寒，手拿着帽子，向那些虚有头衔的碌碌之辈致敬。由此，我们谈到了政教合一的问题，我预测未来我们的团圆应归功于英国群岛没有能力再扩张。我还是坚持认为英国消除政教分离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没有其他任何种族还坚持这个了。在其他讲英语的国家中，宗教是被鼓励发展的，但不是让他们享受特别优待。格莱斯顿问：
“你说我们的体制能存在多长时间？”
我的回答是这没有一个固定的日期，在政教分离的问题上，他应该比我更有经验。他微笑着点了点头。
我进一步提到，英国相比于其他有着辽阔领土的国家来说，英国的人口肯定会相对减少。他问：
“你能预测一下英国的未来么？”
我提到了希腊在古代国家中地位，并说也许乔叟、莎士比亚、斯宾塞、弥尔顿、伯恩斯、斯科特、斯蒂文森、培根、克伦威尔、华莱士、休姆、达尔文和其他的名人出现在英国也并非偶然。天才从来都不靠物质资源决定。许多年以后，英国可能不再是一个工业国家，并不是它衰落了，而是通过在其他领域的发展，我认为，它会变成一个现代的希腊，在其他国家中扮演“精神领袖”的角色。
他揣摩着我的话，反复地念叨着：
“精神领袖，精神领袖，我喜欢，我喜欢。”
我以前从来没有感觉到那么喜欢和一个人聊天。我在哈瓦顿时又去拜访了格莱斯顿。我最后一次见他是1897年的冬天在戛纳兰德尔的家中，当时他已经病得很重。但是他依然那么有魅力，对我的弟妹露西尤为殷勤。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他给露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我们离开时，露西感叹道：“一只病弱的鹰！一只病弱的鹰！”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那天我所见到的既苍白又脆弱的格莱斯顿。他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而且是一个真诚的好人，没有任何的私心杂念。他确实配得上“世界第一公民”的称号。
我的第3本文学作品《民主的胜利》的写作源于意识到见多识广的外国人极少了解美国，甚至英国人也是这样，而即使是了解到的那一部分也是受到歪曲的。那么优秀杰出的英国人居然没听说过美国的共和制，这是个严重的问题。我永远不会忘记1882年与格莱斯顿先生的第一次谈话。我说到现在大部分讲英语的国家都已经共和制主义者了，君主制主义者只是少部分，明显地处于劣势。他说：
“为什么，怎么可能？”
“好了，格莱斯顿先生，”我说，“在美国，讲英语的人们比大不列颠和她所有的殖民的人口都多，甚至它的讲英语的殖民地再多一倍也没用。”
“啊！是吗？你们的人口总数是多少？”
“6600万。而你们的还不到一半。”
“哦！是的，真让人吃惊。”
关于国家的财力问题，同样让他感到非常震惊，根据1880年的人口普查证实了这个有百年历史的共和国可以买下大英帝国和爱尔兰及其所有他们所拥有的资产和投资项目，并且还清英国的债务之后还绰绰有余。但这其中最令他吃惊的还是我提出的关于自由贸易的问题。我指出美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家。（后来的某天，我记得霍尔丹大法官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把英国称为世界第一的工业国家，他感谢我给他纠正了错误。）我引用了一组数据：1880年，英国工业的产值是8.16亿英镑；美国的工业产值是11.26亿英镑。他只说了一个词：
“难以置信！”
接着，我还说了其他一些令他惊异的事实，他问到：
“为什么一些写有关这方面主题的作者没有把这些事实用简单明了的形式告诉世界？”
事实上，那时我正在忙于给《民主的胜利》搜集材料，我告诉他，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起到他所希望的作用。
《环游世界》和《美国的四驾马车在大不列颠》没让我费多少劲，但是《民主的胜利》这本书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这本书的准备工作开始于1882年，它需要扎实的和艰苦的工作，因为要检验和整理数据。但是当我慢慢深入这个研究中后，我发现它越来越有意思。好几个月，我头脑里装满了各种数据。时间在不知不觉中逝去，都已经黄昏了，我还觉得是中午。但过度的劳累引发了我一生中的第二次重病，因为当时我还兼顾着料理生意。我经过再三考虑后，才确信自己能够重新开始这项令人着迷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