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年，我和赫伯特·斯宾塞，还有他的朋友劳特先生结伴从利物浦前往纽约。我有一封莫利先生写的关于他的介绍信，但是我之前在伦敦就已经认识这位哲学家了。我是他的门徒之一。作为一个旅行老手，我担负起了照顾他和劳特先生的责任。整个航程期间，我们坐在一块。
有一天，我们谈起了第一次见到伟大人物时的印象这个话题--他们是不是和我们想象中的一样？每个人都谈了自己的经历。我自己的经历则是我想象中的和亲眼见到的差别很大。
“噢！”斯宾塞先生说，“以我为例吧，也是这样么？”
“是的，”我答道，“你与我想象中的导师差别很大，我觉得你应该是沉着冷静的哲学家，像佛一样，对所有的事情都无动于衷；我做梦都想不到你在柴郡奶酪还是切干奶酪的问题上是如此的激动。”那天，他暴躁地推开柴郡奶酪，向乘务员大喊：“切干奶酪，切干奶酪，不是柴郡奶酪；我说的是切干奶酪。”这是一个圣人不可能发出的叫声。他在他的《航海传记》中提到过这件事（47）。
斯宾塞喜欢听故事，而且很爱笑。尤其喜欢与美国有关的故事，我也给了他不少，经常能引起他的爆笑。他非常渴望多了解美国西部的事情，那时这个地区正吸引着欧洲人的关注。我给他讲过一个有关于德克萨斯州的故事，让他乐不可支。有一个移民失望地从得克萨斯州回来，被问及关于那块当时还很贫瘠的土地的情况时，他说：
“我对德克萨斯的所有感觉就是如果我拥有了德克萨斯的爱，我就……把它卖了。”
今时不同往日！得克萨斯现在拥有超过400万的人口，据说1882年它的棉花产量比全世界其他地方的总产量还要多。
我和斯宾塞在匹茨堡散步，当我们快走到家的时候，我想起了另一个关于美国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在美国游玩的游客正要到花园散步的时候。他刚打开花园的门，一只狗就向他扑了过来。他赶忙退后并把门关起来，然后就听到房子的主人大声地说：
“它不会伤到你的，你知道会叫的狗都不会咬人。”
“是啊，”游客声音颤抖地喊，“我知道，你也知道，但时这狗知道吗？”
有一天，我们在房间里聊天，我的大侄子悄悄地打开房门往里偷看。后来他妈妈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那个11岁的男孩说：
“妈妈，我想看看那个在书上说学习语法是没有用的人。”
听说这个故事后，斯宾塞非常高兴，还经常提起。他相信我侄子说的是真的。
有一天，他跟我说起他在反对在法国的加来和英国的多佛之间修筑隧道的抗议书上签字了，这件事情让我感到很惊讶。他解释说他本人和其他任何人一样，也都非常地渴望有这样一条隧道，他也不相信任何反对这个提议的人。但是，他在抗议书上签名是因为他了解他的同胞们，会像傻瓜一样以至于英国的军国主义分子会吓倒他们，使他们恐慌，让他们变得穷兵黩武。然后我们国家就要扩军了。他提到曾经引起的一次恐慌，导致花费了好几百万去建造防御工事，最后却是一点用处都没有。
一天，我们坐在酒店的房间里，向外看特拉法尔加广场，看见皇家禁卫队骑兵团经过，我说：
“斯宾塞先生，在19世纪，在最文明的民族中，我们自己是这样认为的，我从来没有看到人们穿得像个小丑一样却不感到悲伤和愤怒。我发现人们还很乐意把此当成一个职业--直到最近成为了只有绅士才能从事的职业--学习如何更有效地杀死别人。”
斯宾塞先生说：“我也有同感，但是我要告诉你我是怎么压制我的愤怒的。无论什么时候我感到怒气渐起，我就用爱默生的这个故事来使自己冷静下来：他曾经在法纳尔大厅被听众的嘲笑和吹嘘从讲台上轰赶下来，因为他敢于公开反对奴隶制。他描述自己在回家的路上感到非常的愤怒，直到他打开他的花园的门，透过门前榆树层层叠叠的树枝看到闪闪发亮的星星，在给他说：‘怎么了？那么激动？我的孩子。’”我笑了，他也笑了。我很感谢他给我讲的这个故事，我经常在激动的时候反复地对自己说：“怎么了？这么激动？我的孩子。”这让我很快就平静下来了。
斯宾塞先生美国之行的高潮发生在德谟尼克家为他举办的宴会上。我开车送他赴宴，看到这个伟大的人非常地紧张。他对什么事情都不记得除了他要演讲。我觉得他以前很少在公共场合讲话。他巨大的恐惧将使他说不出任何对美国人们有利的东西，而第一个对他的作品表示欣赏的正是美国人。他可能参加过很多宴会，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有那么多卓越的社会人士来参加。这是盛大的聚会。这些杰出人士给斯宾塞的赞美是独特的。宴会在亨利·沃德·比彻的总结致词中达到了高潮，比彻转向斯宾塞，说：
“我的父亲和母亲让我拥有了生命；而你，先生，你让我拥有了智慧。在关键时刻，你给我指明了通过充满沼泽的泥地的安全道路；你是我的老师。”
这些话是用在缓慢的、庄严的语调中说出的。我不记得曾经又注意到内心深处的感觉；明显地，他们都是深受影响的人。这些话让斯宾塞先生非常地感动，就此大家给予了许多评价。后来不久，在一次布道过程中，他发表了自己对于进化论的看法。这一系列的结论正被热切地探寻着，因为他承认斯宾塞对他的影响，这些他的老师斯宾塞曾经在教堂中提醒过。在结论中，就像在他的演讲中所说的，如果我记得不错，比彻先生说虽然他相信进化论（达尔文主义）是一个可靠的观点，但是当一个人已经达到人类的最高水平时，造物主会给他赐予圣灵，从而带他进入神的世界。这就是他给予他的批评者的回答。
斯宾塞先生对机器设备非常感兴趣。当我带他参观工厂时，这些新设备令他大开眼界。在此后的几年，他有时会提到这些并说他曾经对美国会发明和推广东西的估计现在完全得到实现。他自然对他在美国得到的这些尊重和关注感到非常高兴。
我到英国一般都会去看他，甚至在他搬到布赖顿码头之后也一样。从他在布赖顿的房子里往外看就可以看到大海，他很喜欢大海，因为大海可以舒缓他的情绪。我从来没见过像他这样的一个人，对每做的一个行为，每说的一句话--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小事--都要在他的良知指导下经过仔细斟酌和反复掂量。他向来不是宗教行为的嘲笑者。
然而，对神学领域，他只是出于礼貌而关注。在他看来，神学是一个不完善的体系，它阻碍现实的发展，而赏罚的观念是作为对低级种类的讨好。
当一些旧的观念仍处在讨论状态时，他仍然从不会像坦尼森在某个场合中表现得那么深入。
诺勒斯告诉我坦尼森非常地愤怒。诺勒斯说他对他的诗人儿子感到非常失望，因为他没有真实地描述他的爸爸对苛刻的神学的抗议。
斯宾塞总是一个冷静的哲学家。我相信从小到大，他都没有做过一个不道德的行为或者不公正地对待一个人。他从出生以来就对他所要做的事情非常小心谨慎。很少有人希望了解一个人就像我想要了解斯宾塞那样迫切，因为他和达尔文两人对我的影响甚深。
一些少年时期周围都是信徒的人们对神学持反对态度。这些教徒们完全地相信真理和信仰是未来幸福生活必不可少的，而真理和信仰只源自于最严厉的达尔文教派的信条。充满着想法的青年自然让人佩服，但被限定只能赞成这些信条。他只能思索，直到必然地发展到某个时期--周围受到高等教育的人们所相信的--那些他找到的例子和说明--肯定都是真实的。他忍住不去怀疑，因为魔鬼会搜猎并且肯定会夺走他的灵魂，只有信仰才能将其解救。不幸的是，他很快发现信仰并没有对他召唤。他认为原罪必定会从根本上不可避免地让他看到他想看到的，让他相信他想相信的。看起来他好像已经比那些充满迷茫的人好些。他肯定不能参加任何选举，因为这些必定是牧师、长者和非常正统的人们。
这个年轻人很快慢慢地产生叛逆的想法，设法假定自己像其他人一样对神虔敬，表面上勉强认可这些信条和所有的教义，但在内心却完全不能接受他在表面上同意的那些信条。如果他是个有智力和道德的人，他只有一个可能的结果，就是，卡莱尔在经过痛苦的挣扎和几个星期的忍受后的话：“如果它是难以置信的，以上帝的名义，那么，就让它不可信吧。”在怀疑和恐惧的压力下，他永远地“堕落”了。
但我和三四个小伙伴讨论对神学理论产生怀疑的问题上，包括其中的神话成分和通过赎罪拯救灵魂等等，我非常幸运地接触到达尔文和斯宾塞的著作：《社会静态学》，《物种起源》，《人类起源及性的选择》，《综合哲学》，解释了人类是怎样吸收精神食粮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不仅摆脱了神学和超自然力量，而且我还发现了进化的真理。“所有的都是好的因为所有的都会变好”成为了我的座右铭，我激励自己的真正源泉。人类生来就是不断地从低级形式走向高级形式的发展规律，不存在任何绝对的完美。
人是有机体，天生地拒绝所有有害的、错的东西，吸收经过检验后的有益的、对的部分。如果是这样的积极向上，我们可以设定“宇宙的建筑师”可以使世界和人类是完美的、自由的，没有邪恶和痛苦，就像天使在天堂一样；虽然尽管这不可能实现，人还是被赐予了进化的权力而不是退化。就像其它宗教经典一样，《旧约》和《新约》作为对过去的纪录，有其值得学习的地方。写作《圣经》的作者们是在古代，我们的思想应该立足于现在的生活和职责。孔子有句话，大意是，做好自己的本分职责，不给别人造成烦扰，是最根本的智慧。他是伟大的圣人和导师。对于另外一个世界和它的职责，应该在我们到了那个世界再去考虑它。
我作为尘土中的一个斑点在太阳上，甚至是在这个严肃的、神秘的、不可知的宇宙中。我很渺小但我坚信一个真理。富兰克林是对的：“对上帝最高的崇拜就是为人类服务。”然而这些都阻止不了我们对永恒和不朽的憧憬。生来为了来生相比生来为了今世，是更大的奇迹。当一个人被造出时，为什么不是另外一个人？所以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去期望永生。让我们怀抱希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