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马明方与马文瑞共同主持中共陕北特委工作的这一时期，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带领陕甘游击队英勇转战在陕北、陕甘边广阔的山峦原野上，猛烈地打击着敌人，给地方党的秘密工作以有力的配合。游击队在安塞真武洞一带行动，打土豪，袭民团，没收了一笔银元，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马文瑞正在安定瓦窑堡一带活动。谢子长得知陕北特委活动经费困难，就派回陕北搞扩大武装活动的杨庚武、雷云廷两人带了一千块银元来找马文瑞，表示将银元上交特委，作为活动经费。杨庚武、雷云廷二人找到马文瑞，说明了情况，并告诉他，银元暂时存放在距瓦窑堡几十里的杨庚武亲戚家里。马文瑞立即派人取回，暂存师尊贤的小商店里。过了几天，小店里来了两个人。其中有一个个子不高，目光和善热情，脸上生着麻子的，马文瑞认出是神木的王兆卿。另一个黑脸大个子，留着长发，眉脸板性性，眼睛直愣愣瞪着，看着像个二杆子。王兆卿介绍说，这人叫王孟珠（小名年年〕。王兆卿是绥德师范学生，大革命时期曾担任过校学生会的农运委员，经常深入绥德、米脂一带农村，搞宣传，做调查，开展农民运动，在周家捡同文瑞相识。他离开绥师，曾受党组织派遣，去甘肃冯玉样部和西安于右任、邓宝珊部及宁夏石子俊部搞兵运，后到陕甘游击队。他这次离开部队，是按照谢子长、刘志丹的指示，以回家探亲为名，同陕北特委联系。王兆卿找到马文瑞，两人都很高兴。只是马文瑞见他带的那个人，獐头鼠目，东张西望，便警觉地小声问：“你带的这个王孟珠是谁？”王兆卿说：“是我的一位本家族叔。”晚上，大家睡在郝醒民（师发直）家的一条通铺大炕上。王兆卿那位族叔睡到半夜，突然大喊大叫，把大家都惊醒。第二天，等那人不在场时，马文瑞说：“兆卿呀，你怎带着这么个人出来？我看这人带些二百五气色，不可靠。”王兆卿解释说：“唉，这人出身还不错，就是本人性子不好，在村里打光棍，整天串女人，胡捣蛋，留在地方上影响不好。因此，我想把他带到部队去扛枪。”马文瑞说：“眼下特委领导力量较薄弱，很需要懂军事的负责干部，你考虑能不能留在特委工作？
”王兆卿说：“留下来可以，只是游击队那边……”文瑞沉吟了一下，说：“我看这样吧，眼下子长派人给特委送来一笔银元，作为活动经费，你先把这笔钱送到米脂特委机关，把我的意见转达给马明方，他如同意，就以特委的名义正式通知部队。”那时候，在部队整天真枪实弹地跟敌人干，虽然危险，但很痛快。地方工作，却是整天东藏西躲，赤手空拳同全副武装的敌人兜圈子，既危险又艰难。因此，许多部队的同志不愿意到地方工作。王兆卿是个党性很强的同志，他二话没说，就同意了。第二天，就和王孟珠背上两口袋银元上路了。一路避开大道，专拣山路，好容易走到米脂城外的无定河畔。按照马文瑞告诉他的地址，过了无定河，再进一条沟，大约三十多里路，就到了中共陕北特委机关所在的姜家兴庄了。王兆卿心里很高兴。在过河之前，他坐下来说：“年年，咱缓最后一歇，就要到了。你到人家那里，可不要乱说乱问。出了门，可要学规矩。这可不同在咱后王家沟，由你胡捣，谁也把你没办法。”那个眉脸板性性的王孟珠听着，只是心不在焉地点头，一双死鱼一样的眼睛却在王兆卿身边的银元袋子上溜来溜去。这个平时好吃懒做的家伙，还从未见过这么多白花花的银元。“这么多的银元，能买多少大烟，能串多少女人呀！”这个肮脏的念头在他阴暗的灵魂中像一条毒蛇一样闪现出来。顿时，那一双直愣愣的死鱼眼死死地停留在河畔一块不大不小的石头上。二十四岁的王兆卿也许还太年轻，他万万没料到，这个一再向他表示要改邪归正、随他出来投奔红军闹革命的本家族叔，却是恶根未除，见财起意。那歹徒乘王兆卿毫无防备，溜到他身后，举起石头，朝他头上狠劲砸下来……王兆卿当即头破血流，昏倒在地。那家伙一看左右无人，急忙把已经昏迷的王兆卿推到无定河中，企图毁尸灭迹。遂背起两口袋银元，逃之夭夭。王兆卿经冷水一激，才慢慢苏醒过来，空手挣扎着找到特委机关，见到马明方，说明了情况。马明方同意马文瑞的意见，把他留在特委工作，后来担任了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张达志就是王兆卿后来到葭县巡视工作时认识，并建议特委派去神府南区担任区委书记的。再说那个歹徒王孟珠，行凶抢了银元，便一路逃回神木后王家沟。仗着有了钱，变本加厉，胡作非为。不久，地方党组织决定除掉这条恶棍，故意向敌人告发说他曾外出当过“红军”，结果王孟珠被国民党驻军抓去处死，结束了罪恶的人生。
陕北重镇榆林，原本是一座富饶美丽的古城。城池坐落在长城脚下的榆溪河畔。秀丽的榆溪河由北边的大沙漠中蹒跚而来，河水清澈。有渠自上游引进城中，水质甘甜滑润，汲以洗面，白皙细嫩。城中又有“桃花泉”水质柔滑，用以做豆腐，可用秤钩子钩了叫卖，故称之为榆林“桃花水”，实乃优质矿泉水。由于接近陕蒙晋交界地带，榆林自古在军事上和各民族之间的贸易往来方面，具有重要地位，历代统治者均派重兵镇守。
1933年早春。塞上古城榆林，仍被茫茫风沙袭裹着。草木没有发芽，河湾背阴地的冰雪尚未消融。远远望去，高高的古城墙和青灰色的古典式屋宇，全都淹没在一片苍凉的荒寒中，使这座长期被反动军阀井岳秀盘踞的所谓陕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越发显出一派毫无生机的萧条。
在城内东北角上，一片桑树林边，有一座被高墙和铁丝网围着的院子，院门紧闭，外面布着密集的岗哨，使得周围的气氛显得更加森严，这就是“榆林第三监狱”--井岳秀关押重要政治犯的地方。另外还有一个榆林看守所，也关押着许多共产党人。井岳秀在陕北的反动军事统治是残酷的，他对待被捕的那些企图推翻他的统治的共产党人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监狱里的生活暗无天日。为了指导榆林城内地下党团组织的活动，设法营救狱中的同志，鼓励他们坚持斗争，马文瑞代表中共陕北特委，冒着被捕的危险秘密来到榆林，视察榆林的党团工作，探望狱中的同志。
这是他头一次去榆林。步行至镇川堡一带，道路完全被流沙埋没了，根本无法行走，只得雇骑骆驼。拉骆驼的女人是个大脚“蛮婆”，这使他记起了那年去绥德投考四师的情景。人骑在高高的骆驼背上，像乘坐一只小船在惊涛骇浪中漂游。前面是黄沙茫茫，背后是茫茫黄沙。拉骆驼的女人，弓着背在没有路径的沙地上艰难地行走着，这使他记起了那个邂逅相遇的乌曲木纳，兵荒马乱也不知道她是否还平安健在。骑在颠簸的骆驼背上，望着迷茫的远方，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革命征途的艰险。榆林城里的斗争形势很复杂，敌人近期公开或秘密地杀害了不少共产党人。“此次前往，务必胆大心细，谨慎从事，沉着应付。”他默默告诫自己，像即将深入虎穴的勇士，义无反顾地朝前走去。
天将黑时，马文瑞进了榆林城。南关街上有个很不显眼的小客店，他就在这客店里住下来，同许多住不起大店的穷人睡在一盘通铺大炕上。
当时榆林城里的党团组织都在学校。榆林省立第六中学、职业中学、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都有党团组织。马文瑞一到榆林，首先分别同这几所学校的党团组织取得联系。榆林刚才发生了耸人听闻的“东山惨案”。原来井岳秀86师炮兵营工兵连地下共产党员张怀树、何格兰、杨德厚、赵经昌、魏志仁、边临雍等人准备举行暴动。因叛徒出卖，暴动未遂，被井岳秀下令逮捕，秘密杀害于榆林东山。“左”倾盲动主义给革命造成不必要的惨重损失，令人痛心疾首。当马文瑞只身来到榆林时，此事刚刚发生不久，正是城里人们偷着议论的中心话题。他得知此事，心情格外沉重，默然伫立在涌流不息的榆溪河畔，仿佛看到河水中依然漂流着烈士的鲜血。
刚到榆林，他像一个忙忙碌碌的商人，白天出去活动，晚上就歇在小店里。他虽是初次来到这座闻名陕北的塞上古城，却没有半点心思来顾盼古城风貌。许多名胜古迹，譬如城南的三观庙，城北的红石峡、镇北台，城东驼峰山上的古刹戴兴寺，城东南角巍然耸立的凌霄塔，他都只能远远地望上几眼。城门洞、城墙上、街头巷尾，到处可见气势汹汹的井家兵。在刺刀的寒光下面，街市也是空前的冷落，行人都是匆匆忙忙由街上走过，寒风在空旷的街巷里肆虐着。风沙遣漫中的榆林城，笼罩着反动军事统治的恐怖气氛。马文瑞在榆林城里的活动，也就十分艰险。
一天，文瑞外出归来，很觉疲惫，刚刚躺在那盘通铺大炕上，一群凶神恶煞似的警察破门而入。他心想自己可能被捕，就做好应付一切的精神准备。不料冲进来的瞥察只抓了他不远处睡着的一个人。后来才知，那人是个小偷，在城里偷东西被人发觉了。虽是虚惊一场，也觉得继续住下去很不安全，当即移住东山坡上“戴兴寺”旁边的榆林中学。
榆林中学党支部书记叫曹士荣，保安县人，是一位工作十分认真负责的同志。长期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开展工作，使他养成了做事谨慎的习惯。为了隐蔽身分，曹士荣把马文瑞安排住进榆中学生宿舍，于是他的那副商人打扮又变成了一个学生的模样，出入学校并不引人注意。
别看马文瑞平时给人的印象是性情内向温和，在大庭广众中绝少豪言壮语、慷慨陈辞或者高谈阔论，但实践证明，他的革命的坚定性和对敌斗争的胆略和气魄却是非凡的。他这回只身赴榆林，不光在各校党团组织中做了大量工作，还千方百计同狱中的同志取得了联系。在当时情况下，敌人四处搜捕共产党人，作为中共陕北特委的负责人，只身到监狱里做工作很危险。马文瑞不顾个人安危，毅然设法前往。关在这座魔窟中的共产党员有王贵宾、石作奇、景仰山（后叛变）等许多人。他们被捕后，精神上很孤独，很希望准同党组织接上关系，以便在狱中坚持开展对敌斗争。党组织的营救计也急需转达狱中的同志，以便得到积极配合。特别是当时有相当一些人虽被捕了，但真实身分并没有暴露，外面和狱中的情况很需要沟通。另外，听说狱中的同志急需要一些钱。可借敌人警戒森严，高墙内外很难打通联系。好在榆林第三监狱中有一位同情革命的看守人员，马文瑞在曹士荣的帮助下，同这个人拉上关系，选择了适当时机，由这人带着进到狱中看望被捕的同志。
这天，马文瑞带着事先准备好的几十块现大洋，随着那位同情革命的看守，来到警备森严的榆林第三监狱。这是深入虎穴之举，唯有把个人的安危完全置之度外的人，才能在这种时候，保持镇定自如，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马文瑞的表现，使那位内线都有些吃惊。从一个个凶神恶煞的军警面前走过，军警的目光像锥子一样盯着他，他若无其事地走着，越过了几道关卡，深入到监狱的铁窗前，这才看到，狱中阴暗潮湿，在一个不足二十平方米的小房间里，关押着二十多人。厚厚的墙壁上只有升子底大小的一个小窗口通气，空气污浊，令人透不过气来。他们进去时，正遇开饭。伙食糟透了，每人每天只供应六七两发霉的谷米。饥饿难耐，还得忍受严刑拷打和各种常人意想不到的非人的折磨。马文瑞隔着铁窗握住王贵宾的手。这位忠实可靠的党内军事交通员，长年累月为党的兵运工作而四处奔波，不幸被捕后，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毫不畏惧。此刻，在不期而至的亲人面前，他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他们的谈话，在避开敌人看守的情况下轻声进行着。
“……你们吃苦了！”“狱中的同志们很想念党。”“同志们还好吧？”“还好。”“请转告大家，一定要挺住。党组织正在设法营救你们……”两人正说着，敌人的看守走过来了。马文瑞改口说：“家里人都很想你，盼你早日回来。”看守感觉无聊，走开了。马文瑞乘势将钱包递给他。
“这是一点钱，分发给狱中的同志们，到时候会有用的。”贵宾很感动，双手颤抖着接过了钱。文瑞看见他的十指，因钉竹签而肿胀溃烂，有几个指甲盖也坏死脱落了，心里十分难过。传递消息，送钱，要是让敌人发现，会立即成为像土贵宾一样的“阶下囚”。但处境危险的马文瑞，此刻所想的，却是如何尽快设法营救狱中受难的同志。荷枪实弹的敌人近在咫尺，稍不留意便可能引起怀疑，被捕入狱。那种大无畏的革命气魄，使他始终表现得从容不迫，竟然使敌人毫无觉察。
随后，马文瑞由曹士荣陪引又到榆林县看守所，看望了曹力如、王子宜、赵耀先等人。这是一次富有戏剧性的会面。文瑞抬起头，看见自己的面前站着一个备受折磨的人。那人面色蜡黄，头发胡子乱蓬蓬的，戴着沉重的脚镣，一步步吃力地朝自己走过来。那是一幅令他终生难忘的、触目惊心的情景。马文瑞感觉到，在那个瘦羸不堪的人身上，有一股不可战胜的威武气概，那是敌人用任何手段也无法征服的、渗透在共产党人骨子里面的东西。他想，敌人的愚蠢，也就在于他们无论如何都看不到这种东西。他突然意识到那咣当作响的脚镣声，带给人的不是悲凄和恐怖，而是振作和昂奋，顿时觉得自己周身的热血沸腾起来，仿佛受到了一种极大的鼓舞。曹力如的目光里，显然是一种尽量掩饰着的惊喜。方才看守通知他说“家里来人探监”，他就觉得有些奇怪。他没有想到会在这种场合见到马文瑞。特委来人看望自己了，他心里那股高兴劲儿就别提了。他们几个是受刘志丹委派，为发展武装，秘密购买武器，被敌人发现逮捕入狱的。好在敌人尚未弄清他们的身分。马文瑞见了曹力如，压低嗓子说：
“你们万不可暴露身分，组织正在积极设法营救你们。”曹力如会意地点一点头，见看守的敌人踱过来，故意提高嗓门说：“家里人放心，咱们是本分生意人，无故被捉了来，相信井大人不会冤枉好人。”马文瑞说：“真金子不怕火镰点，随后事情总会有个水落石出。”看守的敌人瞪起眼睛听着，脸上泛出同情的神色，无精打采地走开了。
马文瑞忙从怀里掏出一包银元，小声说：“这点钱，请你分发给狱中的同志们，要耐心挺住。外面一有情况，会设法通知你们的。”此后不久，第三监狱营救工作因景仰山叛变而失败。中共陕北特委军事交通员王贵宾身分暴露。敌人威逼利诱，严刑拷打，要他供出党组织名单。王贵宾面对酷刑，坚贞不屈，被敌人秘密杀害于城西门外。关押在榆林看守所的曹力如、王子宜、赵耀先等一年之后，终于在党组织的积极营救下出狱。
敌人的血腥镇压像一股狂风，反倒把革命者心中的怒火吹得更旺。组建红军游击队，以革命的暴力反对反革命的暴力，己经刻不容缓地摆在中共陕北特委面前。此时，西北地区的革命武装除了活动在陕甘边一带的红26军，陕北延川也拉起一支游击队。正如马文瑞在清涧“马记饭馆”所听说的，1932年3月，高朗亭、刘善忠等人带领一些勇士，由民团手中夺得武器，组织起一支数十人的小队伍，自发定名为“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这支武装开始组建，党组织并不知道。队伍拉起后，遇到不少困难，急切地想同党组织取得联系。此时，马文瑞代表中共陕北特委正在清涧、安定一带巡视工作。特委赵伯平、马明方得知这支武装的情况后，十分重视，专门把高朗亭召到特委开会，研究急需解决的问题，并派遣艾龙飞任政治委员。为了迷惑敌人，定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九支队”。
1933年2月底，安定籍的强世清、师发直由红26军回到安定，同九支队取得联系。当时井岳秀指派的安定县县长刘述民反动气焰十分嚣张，民愤极大，强世清等人决心为民除害。2月25日这天，刘述民骑着高头大马，耀武扬威出了安定城去瓦窑堡。强世清等人埋伏在途中必经的栾家坪河湾一座石桥附近，等刘述民过桥时，突然开枪将其击毙，缴枪两枝，并以“九支队”的名义发了布告。这件事震动了陕北。此后不久，陕北特委决定把九支队改为“红一支队”，由高朗亭任队长，强世清任副队长。人员也由二十多人扩大至三四十人，基本由延川和安定两县青年组成。
这是中共陕北特委领导下，土生土长的一支革命武装，是继晋西游击队之后，陕北革命武装斗争最初燃起的又一支火炬。陕北特委对这支武装的发展壮大十分关注。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不该发生的事情。游击队在延川一带活动，由于正、副队长之间意见分歧，发生对抗。性情暴躁的强世清和年轻莽撞的白德胜一气之下，竟然带领安定籍战士下了高朗亭及其部属的枪，随后安定籍战士都跟随强世清离开延川去了安定方向，动机不明。
消息传开，正在清涧巡视工作的马文瑞听到后，心中十分焦急，生怕强世清、白德胜他们一时糊涂，携枪投敌。绝不能眼看着这支新生的革命武装垮掉。平日总是镇定自若的马文瑞，显出少有的不安，忙对身边的马万里（原名惠世文）说：“此事刻不容缓，得马上把部队追回来。”马万里说：“眼瞅天不早了，明天再动身吧。”马文瑞说：“那不行，事情刻不容缓，得立即出发去追。”于是，由马万里带路，马文瑞当天下午从清涧出发，翻山越岭来到延川。见了高朗亭，知道队伍已由强世清带着往安定方向去了。此时已近傍晚，高朗亭右手负伤，情绪非常低落。马文瑞安慰他几句，要他安心养伤，随即出发往安定方向追赶。山路崎岖不平。黑暗中，两人凭借微弱的星光，高一脚低一脚地匆匆赶路，几次失足踏进天窑，挣扎着爬上来继续急行。一夜的狂奔，也说不清是汗水还是露水，浸湿了身上的衣服。天将亮时，气温更低，雾气弥漫在山间，道路完全看不见了。人被浓雾裹着，冷得直打哆嗦。近旁的山畔上，有一个拦羊人避雨的小山窑。马万里建议说：
“在山窑里打堆火，烤烤衣服，暖一暖身子，等天明再走吧。”马文瑞说：“不行，一定要赶在部队早起出发前追上。不然，等到天明雾气一散，就赶不上了。”于是两人强忍着饥饿和寒冷，咬紧牙关在浓雾中摸索前行。蜿蜒的山路再次由沟底里盘上一座山梁。等他俩相互拉扯着气喘吁吁爬上山顶，发现天已大亮。东方天际已经透出红光，太阳即将出山，脚下的晨雾在慢慢地消散着。浮起在大海一样的茫茫雾气之上的无数高山群峁，被晨曦映照得通红通红，仿佛正有一个伟大的生命即将诞生于这乳白与殷红的交欢吻合之中。那种庄严而气势恢弘的高原日出的景象是过去从未见到过的。但是此刻，两个浑身湿淋淋的疲惫不堪的赶路人，无心领略这大自然的瑰丽奇观。马文瑞焦虑地往西北方向望去，眼前仍是连绵不断的群山，哪里有部队的踪影？就在他茫然不知所措的那一刻，连续奔波一天一夜的疲劳，突然乘机袭来。他顿时觉得双腿像灌了铅，沉甸甸的再也扯拉不动了，双眼也沉重得抬不起眼皮。他就势背靠着一棵杜梨树站着，稍事休息。根据山形地貌判断，已经到了安定西区一带，再往前走，翻不了几座山，就到了敌人盘踞的瓦窑堡了。“难道他们真是要去投敌？”这个可怕的念头刚刚在脑海中一闪，马文瑞突然感到胸中涌起一阵难以名状的痛苦。他不忍心再想下去了。为了建立一支革命武装，这些年来，多少人冒死东奔西颠，奉献了多少心血，付出多大的牺牲！难道就眼睁睁看着这支革命武装落入敌人手中？想到此，马文瑞突然感到像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召唤着鼓舞着自己挺直了疲惫不堪的身子。“不行，一定要把他们追回来！”他暗自下了最后的决心。扭头一看，同他空肚子奔跑了半天一夜的马万里已经累得躺在树下睡着了。他顾不得许多，急忙上前，摇醒马万里，两人又匆匆朝前赶路。
半前晌时，两人追到安定县西区和北区交界的一座山头的村子。看见村口布着岗哨，才知道总算追上了他们。当时，强世清已因病离队休养，队伍由白德胜带着，情绪很不稳定。白德胜还不是共产党员，他究竟要把队伍带到哪去？连白德胜自己当时也说不清。客观来看，当时摆在这支徘徊不前的队伍面前的道路无非有三条：一条是投敌叛变；一条是占山为匪；再一条就是接受中共陕北特委的领导，继续革命。当下，哨兵给马文瑞带路，在一孔老百姓的窑洞里见到了白德胜。白德胜自知理亏，见了特委负责人后，只是低头不语。马文瑞尽量心平气和地问：“老白，你们把队伍拉过来，打算到哪里去？”“……”白德胜仍是低头不语。
“听说强世清同志病了？”文瑞故意把“同志”两字，念得很重。“嗯，不晓怎啦，猛猛得了伤寒，病来得凶猛，把老大人挺倒了。”“他人呢？”“队伍急行军，不能带着他，只得安顿到一户老百姓家里养病。”“有人照顾吗？”“有，留了两个人。那个独庄小村村很僻静，保准没外人知道。”马文瑞沉吟半晌，说：“老白，延川发生的事情，老强应负主要责任。
他是共产党员，又是红26军的老战士。队伍内部发生了矛盾，应当及时报告特委派人来解决。你们收高朗亭的枪，还开枪打伤了他，这个做法不对。红一支队，这是咱陕北特委直接领导的第-支武装。队伍刚刚建立不久，本身力量就小，立足未稳，就闹了分裂，这是很危险的，弄得不好，很容易被敌人吃掉。”马文瑞讲这些极为严肃的话时，面部的表情却是温和的。也许正因为是和风细雨，才使得听话的人，于平心静气之中，更加掂量出这些话的分量。
当过土匪平素性情简单鲁莽的白德胜，起初听说特委有人追上来了，心想一定是高朗亭跑到特委告了他们的“黑状”，心中很是有些抵触情绪。然而当他面对这位稳稳当当的陕北特委负责人，却感到有些惶恐不安，感到对方有一种令你不得不心悦诚服的威严，心里反倒想：那个高朗亭要有人家这两下子，又何必逼着我们下他的枪呢？
白德胜正暗自寻思着，只听马文瑞压低嗓音问：“眼下，你们打算怎么办？”白德胜迟疑了一下，说我们完全听特委的。”“那好！”马文瑞立即表示：“我今天代表特委赶到游击队，就是要求你们听从党的指挥，继续干革命。”白德胜忙说：“那好。我们从前闹分裂不对，今后一定在特委的领导下好好干革命。”像一潭被污泥淤积停滞下来的流水，终于在清除了淤障后又开始流淌起来。周围的战士们听了，都哗哗地鼓起掌来。
马文瑞被白德胜和战士们的诚恳态度感动了，站起身来，紧握住白德胜那一双大手，充满感情地说在强世清养病期间，特委相信你能把队伍带好。”不知是感动，还是因为惭愧，白德胜这条钢打铁铸般的硬汉子，眼睛里霎时聚满了泪水。他低下头去，紧紧地把颤抖着的身子，靠在马文瑞身上。马文瑞也很动情地抚摸着他的肩头说：“革命战士，不是不犯错误，只要知错能改，吸取教训，今后的事情就好办了。”白德胜说：“特委今后看我的行动！”就这样，这支几乎走偏方向的队伍，终于重新回到革命道路上来了。后经中共陕北特委研究决定，正式任命强世清为红一支队队长，李成荣为政委。高朗亭调回特委分配工作。以后的曰子里，红一支队活动在安定、延川一带，还曾经两次南下，配合红26军作战，在攻打合水的战斗中担任主力。总之，这支队伍在陕北特委的直接领导下，一直表现很好，不断发展壮大，成为陕北地方红军游击队中的一支劲旅。
这天，马文瑞风尘仆仆由南路返回特委机关所在的葭县南孤村。按照工作惯例，过一段日子各路特派员就得汇报交流一次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段的工作。葭县南孤是张达志的家乡，属葭县南部店镇乡所辖。这个紧靠黄河西岸的偏僻小山村，仅有二十来户人家。除了刘、高两户外，其余都姓张。这个村子最显着的社会特点是没有地主，全是贫雇农，村里人几乎全都拥护革命。加之地方党组织的努力，使南孤成了一个很可靠的“赤色村庄”，中共陕北特委机关设在这个村子很安全。
初夏正午的太阳，晒得人脸上火辣辣的，身上的夹衣，已经热得穿不住。马文瑞翻过最后一座山，攀上南狐村脑畔的槐树峁。峁梁上翻种过的庄稼地里，糜谷苗苗已经有了一虎口高，正是间苗锄地时节。他走到山巅那株独立的老槐树下面。每次归来，他都要习惯性地在这株树下小歇一下。这株一搂多粗的老槐树，也说不清是哪朝哪代何人所栽。在这方圆几十里都是光秀秀的山峁的环境中，显得十分特别。苍黑斑驳的树身上，有许多奇怪的疤痕，也不知是电打雷击还是兵灾所致？唯那巨伞一样朝天撑开着的硕大的树冠，格外地枝叶繁茂、生机蓬勃。马文瑞对于这株不无神秘色彩的大树，有一种特别亲近的感觉。每次来到树下，他都像那些在山里劳作累了的农民一样，脱下一只鞋垫着，背靠树身坐下来，守望远山近村。静寂之中，听得见耳畔有蚊蝇飞动吟嗡。阳光雪亮，把山间的一切都照耀得清晰极了。山下沟道里驮水的毛驴子，对面山坡上游动着的黑白两色的羊群，山梁上戴着草帽却光着脊梁锄地的受苦人，再往远处，则是连绵不断、无穷无尽的山峦，一直延展到天际。他真怀疑自己是刚刚由那望不到尽头的重山叠岭间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个人，要征服这么多的山，该要具有多大的毅力，付出多大的艰辛。参加革命的这些年来，他已经记不清自己翻越过多少座山梁，磨穿了多少双鞋子。然而，往前去的路，还是一望无际的遥远。坐在这株树下，一眼便能看见亲切的南孤村。
村子像一串槐树叶子，落在狭窄的沟道里。由于干旱，除了山畔、小河沟边上长着一些低矮的毛头柳和红沙柳，两面山坡便只有一些蒿类植物。
村里时近晌午，家家户户的烟洞已经开始缭绕青白的柴烟。对面山梁上受苦的人们开始垫着锄把坐下来歇晌吃干粮。这使得远道而归的人感到有些饥饿。他开始起身轻松愉快地朝山下走去，像迫不及待地想回家一样，转眼下到了沟底。他站在小路分岔的地方，略微迟疑了一下，便拐向东，朝那个套门朝南斜着的小院走去。岔路朝西进去，则是特委机关驻地柳沟阳狐。东边这院门外面，有四棵小枣树，枣花己经开谢，花蒂上生着米粒大的小枣胎。几只迟到了的野蜂，依然嗡嗡嘤嘤地围绕着树枝不肯离去。这一切都令他感到亲切。
套门虚掩着。他推开门，院子里的狗只例行公事似的叫了一声，见是熟人，便摇着尾巴，避到一边去了。院中一线五孔碎石接口的窑洞，窑面子裹泥得光洁。东边窑里有人拉着风箱烧火。听见有人来，中窑里出来一个戴黑瓜皮帽的上了年纪的人，瘦瘦的，骨器较大，目光倒显精神。他一见门里进来的马文瑞，显出很热情的样子说：“快回窑。”马文瑞进窑脱了鞋，坐到炕上接过老人递过来的旱烟袋，装烟点着火，开始慢慢地抽。
这个老头儿，就是张达志的父亲。他识字不多，也不是党员，但对儿子“闹红”心里支持。早在儿子刚由绥师辍学回来那会儿，他嘴里不说，眼里也看得明白。那阵儿，儿子拦着几只绵羊成天在山里转游，这个村子出，那个村子进，实际是秘密串联穷人“开会”。后来把羊卖了，又拾掇起个卖花椒担子，到处跑，赚不来钱，还要家里贴钱。他就看明白了，那是偷着“闹红”哩。他知道“闹红”是为穷人好。因此家里来了找儿子的人，他都接待。
此刻，马文瑞坐在炕上，同老人拉着节气庄稼之类的家常话。没过多久，张达志的母亲，一个善良贤惠的农妇，把热腾腾的豆钱钱饭和一碗枣拌糠炒面端了上来。这是青黄不接时节，这一带贫苦农民最扛硬最富营养的饭食。陕北特委的同志们在张达志家吃饭是常事。张达志的父亲常说：“伲们出门人，背上没背锅灶，走到哪搭吃到哪搭，不要客气，咱的家也就是伲的家。”正吃着饭，张达志回来了，还带来了好逗笑的胖子常学恭。两人一见马文瑞，都很高兴。几人一道吃了饭，就来到村后不远的柳沟阳抓。特委机关就在半坡上那三孔久无人居的土窑洞里。特委的同志们回来，就都住在这里。窑洞上面不远就是山梁顶子了。根据经验，敌人出来“剿共”，一般都是走沟道。坡底一有情况，人便可以顺梁上山。万一敌人由大峁上来，他们一溜就下沟跑了。他们选择的这个地形，既隐蔽又便于走脱。冬季，这三孔窑洞就成了冬学的教窒。他们把村里的贫苦农民召集到这里，扫盲识字，也讲革命道理。靠东边的窑里，安放着特委唯一的一架油印机。特委的许多文件，都是在这窑里刻写印刷。笔者1993年秋季到该村采访，有老年人（当初的儿童〕还记得他们油印文件的情形，说：“手里拿个黑滚子，一滚一张，一滚一张，娃娃们觉得稀奇，一天价站下看哩。马文瑞滚那东西滚得最好。”三个人回到窑里，马文瑞照例坐在炕上看文件。是一份中共陕西省委新近下发的文件，蝇头小楷，刻印得十分工整清晰。长期以来，每逢阅读文件时，文瑞心中就暗暗佩服那个刻写蜡版的人，时常情不自禁地指着文件对大家说：“咱们党内真有人才，刻写文件的这个同志真不简单。”阅读这类油印文件，对于他是一种特殊的享受。他可以一连数小时，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地读下去。每有新文件来，会上传达过了，他总还要仔仔细细再看几遍。久而久之，养成了一种习惯，一有空闲，他就坐下来阅读文件。
此刻，他正全神贯注地看着文件，没留心常胖子不动声色地在圪里讫速翻寻什么。窑掌墙角，放了一个装满谷糠的麦草筒子。常胖子把手伸进谷糠里摸了一阵儿，突然喊道唉呀，发现了！发现了！”马文瑞和张达志都莫名其妙地问发现什么了？大惊小怪的？”“马大（马明方）的恋爱信！”他说着，由米糠里面抓出一沓纸，兴致勃勃地翻看起来，随即拣出一封信让马文瑞和张达志看。果然是一位镇川堡的女学生写给马明方的求爱信。马文瑞说：“常胖子，你不要乱来，宽宽放回原处，这是人家私人信件，不要看。”常学恭平时爱和马明方开玩笑，但是嘴笨，老说不过马明方。这下可有了攻击马大的材料啦，哪里肯轻易放手。他听了马文瑞的话举起那些信，跳上炕，公然展开一封，高声念起来：
“亲爱的马明方老师……”刚刚念了一句，自己先脱笑得念不下去，一边捂着肚子笑，一边说：
“唉呀，徒弟看下师傅啦，徒弟看下师傅啦！”他正闹腾着，窑门开了。马明方居然立在窑门口说：“常胖子，你胡喊叫甚哩？”“谁胡喊来，你的秘密我发现了！”马明方一听，脸呼地涨红了，朝麦草筒那边一瞅，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却镇定自若地说：“好你个常胖子，快把东西还给我。”常学恭不给，两人就在炕上打闹着争夺。常胖子爱笑，最怕搔胳肢窝儿，马明方就专搔他的痒痒肉。他笑得在炕上直打滚，早求告着把信还给了马明方。青年人到一起，斗争环境虽然那么险恶，但大家仍然很乐观。整大除了工作，只要聚到一起，一有空儿还是有说有笑，打打闹闹，亲热得像亲兄弟一样。过了几天，代表陕北特委赴西安、天津汇报请示工作的崔逢运、鲁贲二人回来了。大家才知同行的原特委书记赵伯平已留西安，由省委另行分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