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晚上，马明方主持召开了特委会议，听崔逢运传达中共北方局代表指示精神，马文瑞被指定做会议记录。崔逢运、鲁贲刚从外面回来，留了偏分头，穿着也很洋气，语调之中，还有几分“京味”。这两位同“二马”的风格很不相同，他们即使在陕北，也很少下乡村去，多数情况下都是穿着长袍马褂在县城里活动。鲁贲的家是横山城里有名的大财东，整个横山县城，半条街都是他家的，人称“鲁半街”。在陕北的穷乡僻壤中闹革命，也真难为了这两位。因此，他俩一有机会就想往大地方跑。
会开了很久，崔逢运的传达报告还没有结束。他讲的情况不少，但是有些东拉西扯，中心游离，马文瑞觉得记录很不好做。常胖子干脆窝在炕圪速里打起盹儿来。马明方强打精神听着。好容易等他讲完了，鲁贲又不厌其烦地做了一番补充。到结束会议时，已经是深夜。大家都感到肚子饿了，窑里却什么吃的东西也没有，每人打算喝一瓢凉水睡觉。不料，张达志说：“今儿个前庄里一户人家杀了猪，我给咱割几斤猪肉打平伙。”一听说有猪肉吃，大家来了精神。除过刚由外面回来的崔逢运、鲁贲二人，其他人都是好几个月没闻肉味了，只是担心没人会做。张达志出了门，庄子里传来一阵狗叫声。没过多久，精瘦机灵的张达志手里果真提着一条子猪肉进了门。他放下猪肉，二话没说，就生着了火，洗肉，切肉，动作十分麻利。其余几个人坐在炕上拉话。没过多久，窑里便飘出猪肉的香气儿。肉炖烂了，张达志给每人舀了一大碗。大家端起碗，也没有什么主食，就大口吃了起来。常胖子吃到高兴时，还逗笑说：“亲不过的姑舅，香不过个猪肉；姑舅来了，猪肉贪了。看来咱革命的同志比姑表兄弟还要亲哩。”大伙吃得正香，连笑声都是从鼻孔里哼出来的。
这件小事过去了六十多年，马文瑞回想起那次打平伙吃猪肉的情形还说：“谁也没想到张达志还会做猪肉，更没想到那个会做猪肉的实受后生，日后会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那一碗猪肉，可是吃香啦！”1933年，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正处在十分艰难困苦的阶段。蒋介石调集重兵围攻革命武装，陕北军阀井岳秀派兵“清乡”、“剿共”，实行保甲政策，妄图将革命力量全部消灭，出现了继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又一次疯狂的白色恐怖局面。而革命队伍内部，由于当时担任红26军政委的杜衡“左”倾盲动，强令26军离开照金根据地，南下出击，惨遭失败，几乎全军覆没。不久，杜衡叛变投敌，出卖了党组织和许多共产党员。一时间，黑云漫天，狼烟遍地。但这一时期，陕北地区的革命形势较为特殊。“立三路线”之后，党的工作重点完全转移到农村。经过艰苦的努力，农村革命形势迅速发展。革命者由被动逐步转为主动，敌人的行动却非常困难。中共陕北特委领导各级党团组织和群众团体努力创造了一个有利于革命发展的“小气候”。党团组织已经完全适应了农村特殊的斗争环境，特委机关可以阵时搬到一个村庄开展工作。乌龙铺、神堂沟、丁家畔、樊家圪坨等村，都曾是特委机关驻地。
2月，中共陕北特委机关迁到群众基础较好的葭县乌镇。
葭县地处黄河西岸，山大沟深，危岩叠嶂，交通十分不便。乌镇又称乌龙镇，距离黄河畔上的县城葭芦镇仅有四十华里。乌镇虽是城镇，但只有百十来户人家，街道被三山两沟夹持着。沟里有一条小河，河床深深地陷落在凹形石槽中，河上不晓哪个朝代建起一座石桥，把由米脂去葭县的必经之路连接起来。石桥的两边搭起一些商号和店铺，就形成了略具雏形的镇街。镇上逢十遇集，周围来赶集的农民倒是不少，远至米脂、绥德，甚至连河东山西的商客也有来乌镇做生意的。因此，这个乌镇，虽是地处偏远的弹丸之地，因为商旅会聚，土产集散，倒是并不冷清，消息也较灵通。
这天，年节尚未到来，乌镇街上突然响起一阵热闹的鞭炮声。原来是新开张了一家杂货铺子。店主是离乌镇三十里的高起家孤村高禄孝、高禄忠兄弟二人。新开一家店铺，这在乌龙镇上是件寻常事情，并没引起人们多大注意。此后不久，更是无人知晓，中共陕北特委机关秘密迁到乌镇，驻在这新开的杂货铺中。
高禄孝时任陕北特委秘密交通员。这个新开张的杂货铺，是他遵照陕北特委的指示，变卖了家中的十垧土地筹资办起来的，表面上以染布为主，兼卖烟酒副食。马明方、马文瑞时常住在店里，领导特委工作。
另外，镇上还有个老孔（真名张书信〕开的一家“晋太饭馆”，成了秘密联络接头的地方。这个化名“老孔”的大块头农民模样的人，是一位地下党员，担任陕北特委联络员，兼管特委机关安全保卫工作。老孔虽没念过书，但大革命时期曾在榆林中学当过堂夫，榆林中学党团组织宣传民主进步思想，开展革命活动，对他产牛了积极影响。他经常与共产党员接触，并帮他们做事，不久入了党，是一个朴实乐观而又十分可靠的同志。特委机关到来后，为了便于开展活动，老孔还说服动员父亲和叔父，将家里的饭馆一分为三，让二叔父和三叔父分别在金明寺、店镇开了分铺。这样一来，特委在葭县南、中、北就有了三个秘密联络站。
冬去春往。初夏的一天傍晚，老孔的饭馆将要关门时，门外进来几个人。老孔认出其中有特委负责人马明方和马文瑞，另外还有两位不认识。
他即把手中的毛巾一甩，搭上肩头，指着靠墙的一张桌子，小声说：“诸位入座。”马文瑞一看，这间小饭馆门面很小，陈设也简陋，里外收拾得倒很有条理。老孔头戴白帽壳，腰间系着白围裙，一个人既是掌柜又是伙计，还是个亲自掌勺炒菜的厨师。不一会儿，香喷喷的饭菜端上来了。马文瑞说嘿，你这个厨师手艺不赖嘛。”老孔说：“也就只会做个蒸馍粉汤家常便饭。”大伙说笑着吃饭。马明方轻声说唤，忘了给你介绍，这是崔田民，这是张达志。最近三两天，你要注意留心各地来的同志。特委要开个会。”老孔听得，脸上顿时消失了方才轻松愉快的笑容。马明方又说：“有人来了，你就通知高禄孝兄弟。”1933年7月23日，中共陕北特委第四次全委扩大会议召开。会址在高起家抓村特委交通员高禄孝家里。这是一个革命的家庭。高禄孝二十二岁，是一个对党无限忠诚、对敌斗争机智勇敢的同志。他的祖父高振烈是方圆百里有名的老中医，拥护共产党，支持儿孙们跟上共产党闹革命。高禄孝的三叔高钧仰、堂兄高禄忠都是共产党员，堂弟高禄贤小小年纪也加入了共青团。加之高起家狐村，又是一个党的工作基础很好的村庄，会议放在这里开，很安全。
7月的陕北山区，四野的庄稼和坡孤上的荒草长得很茂密。高起家孤村家家户户窑院里外全掩映在一片碧翠的枣树林中。村庄中心的高禄孝家窑院里，一线六孔石窑。居中的一孔大窑掌炕上有个小套窑，窑口很小，仅半人高，平时用立柜堵着，外人不易发现。在陕北，许多光景较好的殷实人家，都有这种套窑。原本是用以藏匿粮食和贵重物件以防土匪盗贼的。高家的套窑，窑口虽小，里面却很大，可容一二十人。为了会议绝对保密，会场设在套窑里面。多数代表化装成高禄孝家雇请来锄地的短工，进入会场。
几天之内，各地参加会议的同志分头到齐。中共陕北特委代理书记马明方宣布开会。特委委员马文瑞、王兆卿、毕维周、崔逢运、鲁贲及各地党的代表崔田夫、崔田民、张达志、高朗亭、高长久、赵福祥、张岗、贾怀智等二十多人坐在铺着沙毡的套窑里参加了这次在西北革命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马明方代表特委做工作报告。
大白天，套窑里光线太暗，只得点上油灯。昏暗的灯光下，每一张年轻的脸，都显得格外冷峻，目光都是那样的专注有神。马文瑞盘腿坐在马明方的身边。他被指定为会议记录，不停地往小本子上记着。他的原本就是庄重的表情此刻更加严肃。仿佛是历史的印记，正在由那枝小小的自来水笔笔端上流淌出来，变得永不消失：仿佛是那不寻常的时间和空间都浓缩变成了一个个隽秀的方块汉字，永远地留存下来。马明方那低沉中透着干练的话语，显然吸引住了每一位到会者的注意力，鼓舞着每一个人的斗志。人们一边听，一边回顾着自己所经历过的艰难困苦的战斗历程，回顾着从1927年至1933年间所发生的血雨腥风的日子和如火如荼的斗争。下一步，就是如何组织、武装工农群众，成立党领导下的红军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
会议夜以继日地进行着。保卫工作安排得很周密，村子的对面梁上、村中的场愣圪垛和脑畔山上都布着暗哨。村里的共产党员高步书、高均跃等人，装扮成拦羊的，赶着羊群整天在村子周围的山坡上转游。为了保密，白天连饭也在套窑里面吃，可谓万无一失。时令虽在夏季，长年累月见不上阳光的套窑里依然透着寒气。二十多人挤在不足五平方米的低矮的空间里，点着麻油灯，又有人抽烟，时间一久，空气变得污浊起来。但全神贯注于崇高事业的这一群陕北早期共产党的精英人物，并不觉得困苦。会议时间抓得很紧，讨论问题十分热烈。
二十多个人要吃要喝，这下可忙坏了房东一家人。见天都像过大事情一样忙碌，却又不能像过事情那样声张或请人帮忙。做饭的任务落在了高禄忠的妻子崔鹏英和他的母亲肩上。人手少忙不过来，高禄孝时常主动承担起帮忙的任务。吃饭的人多，饭量也大。常常是蒸一笼谷米馍馍，高禄孝亲手端了往套窑里送。端进一荆片，吃完了；再端一荆片，又吃完了；一连五荆片进去，转眼工夫儿就光了。吃荞面饴铬，每顿需二斗荞面。外面円头很红，饴铬床子支在二尺口面的大锅上，高禄孝只穿着一件白布褂子坐在床子上压，他的母亲在锅上忙，崔鹏英背着个娃娃在灶前烧火。锅里的水得不停地翻滚才行，没有石炭，烧火的人就得不停地往灶膛里填麦草，烤得满头大汗。马文瑞坐在套窑口子上，看着背着娃娃烧麦草火的崔鹏英太辛苦，心想把那个媳妇烤坏了，当下给马明方建议，大家凑钱买了三驮子石炭，解决了烧的问题。
会议整整开了三天三夜。夜间，村子里的人睡定以后，大家才走出外面透气儿。
在讨论武装斗争问题时，马文瑞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强调了加强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和军队密切联系群众的问题。长期搞军事工作的王兆卿就如何武装群众、打击敌人，提出了好的建议。会议经过热烈讨论，确定了陕北开展武装斗争的方针，并确定开辟安定延川、绥德清涧、葭县吴堡及神府南区等四个游击区；扩大和建立游击一、二、三支队；创建革命根据地；进一步恢复完善县区党团组织，加强党的领导；普遍成立农会、互济会、赤卫队、妇女会、少先队等群众组织。
会议在选举特委书记时发生了争论。根据中共北方代表的指示精神，要求特委书记必须由工农分子担任。因此，崔逢运说：“我看，最好选一个工人，无产阶级革命性最强，阶级立场最坚定。”这个崔逢运，一开口说话，总脱不了那股子学生腔。他刚讲完，鲁贲立刻接过来说：“我同意。”他讲起话来，很容易激动，言辞激烈，有一种不容分说的咄咄逼人气势。会场上出现了一阵沉默。在当时，北方代表的指示，没有人敢怀疑它的绝对的真理性，更不会有谁会公开提出不同意见。但马文瑞心中对这个笼而统之的指示有些不大理解。他觉得，工农分子革命性强，立场坚定，这当然是对的，但出身贫苦农民家庭，只是念了几年书，认识些字，读了马列的书，也能提笔写文章，这样的人参加革命难道就都不可靠吗？就拿代理特委书记马明方来说，难道他就不能担任特委书记？他对此实在有些想不大明白，但也不好在会上公开提出来。这时，鲁贲打破沉默说：
“我们的党员中，工人成分人数太少。绥德城里有个木匠，名叫贺牛，我看就叫他担任特委书记吧。”“可以嘛，怎不行。”并不认识那个贺牛的崔逢运立即不假思索附和道：“又是工人，又是党员，真正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再合适不过了。大家的意见如何？
”他无形中成了会议的主持人。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显出很为难的样子。这个贺牛，多数人谁也不认识，不知是个光脸还是麻子，他能担起党的特委书记这副担了吗？
一直保持沉默的马文瑞说：“我看不行。这个贺牛我认识，没有文化不说，说话办事都有些冒失，更谈不上有什么组织领导才能，根本担当不起。”他话语不多，声音不高，但旗帜鲜明，透出一股雄辩的逻辑力量。
鲁贲一听，有些坐不住，急切地说：“马文瑞同志，我们不能借口工农党员没有文化，就不贯彻北方代表指示精神！”“是呀，”崔逢运附和道。“应当看到，在我们党内，工农分子是比知识分子文化低一点，但他们的共产主义觉悟不低。不要老是瞅着他们的弱点不放，老觉得我们自己比他们强。我看鲁贲同志提的那个贺牛，就很好嘛，为什么他就不能当特委书记？”马文瑞说：“特委书记必须由工农分子担任，这是北方代表的指示，但陕北党内的工农分子也不是光有个木匠贺牛，我看崔田夫同志就比贺牛强。他是农民，又是个长工汉，是农村中的无产阶级。他入党较早，又担任着基层领导工作，有一定的组织领导能力。”“我同意马文瑞同志的意见。”一直沉默不语的马明方突然表态道：“就选崔田夫同志。”坐在角落里抽旱烟的崔田夫忙摆手说：“哎，可不敢选我，还是叫马明方当。”固执己见的鲁贲、崔逢运仍然坚持要选贺牛。马文瑞、马明方坚持要选崔田夫。最后经过表决，多数同志同意“二马”的意见，选崔田夫为中共陕北特委书记。同时还选举马明方、马文瑞、毕维周、王兆卿、张达志、崔田民、常学恭、鲁贲、崔逢运、高长久等为特委委员。会议还确定：派毕维周到红一支队任政委，派王兆卿代表特委前往该队巡视丄作，同时派特委交通员高禄孝去部队取款。决定马明方、马文瑞、常学恭三人到米脂姜家兴庄整理会议文件，崔田夫返回绥德南区。崔逢运、鲁贲对选举特委书记不满意，加之多时也没回家，便各自回家探亲去了。
正当中共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在高起家孤召开时，党内出了叛徒。
当时，井岳秀部驻扎米脂县城一个连。该连原先驻葭县木头峪村。这是一个紧靠黄河畔的村子。这个连的司务长名叫董培义，关中道人，自称参加过渭华暴动。他在驻木头峪时，娶一名姓苗的女共青团员为妻。他表现进步，当地党组织就把他发展为共产党员。那时很注重兵运工作，对在敌军内部发展的党员也很重视。董培义得到党组织的信任，掌握了不少党内秘密。
部队移驻米脂县城后，该连有个镶金牙的大个子排长，是风月老手，玩弄女人很有一套。他不知几时，就和董培义的老婆勾搭上了。二人姘居，如胶似漆，无话不讲，结果暴露了董培义的共产党员身分。后来董培义得知排长占了自己的妻子，便吵闹起来，嫖客排长一翻脸，假公济私，将他抓起来拷打审问。董培义哪里招架得住，随即叛变，带着敌人到处抓共产党。此时，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刚刚结束，叛徒董培义带着白军先在米脂县城北关街的中共米脂区委机关，抓走了区委负责人王守义、高庆恩，随后又到镇川堡的党内联络点去抓人。这个联络点设在米脂区委书记崔明道家里，恰巧会后派往南路的王兆卿、毕维周、高禄孝三人也在，结果四人一同被捕。此后，董培义又带领敌人直奔特委另一联络站姜家兴庄抓人，形势十分危急。
姜家兴庄是米脂县城东北三四十里路外的一个偏僻小山村。如果走小路，由米脂县城和镇川堡之间的沟里进去，走一段路就到了。
这天亮红晌午，姜家兴庄农民姜纯富戴顶破草帽，光着身子在山地里作务西瓜。他家种的这片西瓜，是在村子的脑畔山上，为的是到米脂、镇川街上卖瓜方便。他正用泥匙给瓜蔓压土，猛然听见远处有人声，抬头一看，对面山湾里灰乎乎来了一队白军。那一哨溜三四十人，个个手里提着枪，一路扬着黄尘小跑而来，他想躲已经来不及，便硬着头皮蹲在地里继续干活，假装什么也没看见。不一会儿，队伍到了近前。为首的一个厉声问：“老乡，姜家兴庄怎走？
”他说：“山下就是。”队伍也不停留，也不走正路，沿着通往山下的一道无路但却很隐蔽的山渠往下溜。沟渠里长满了蒿草和柳树，人走在渠中，山卜村子里的人根本看不见。姜纯富这才意识到，这些人是来抓“闹红”人的。他慌忙跑上山顶朝山下望，村里发生的一切都看得一清二楚。队伍已经下到沟底，戏楼前面的地坪上净是端着枪的白军，还有几个急急冲过河沟上的小桥，直朝姜浩兴（外号姜秃子）家坡孤冲上去。他知道姜浩兴和他的兄弟姜浩石都是“闹红”的，他家窑里时常有一搭共事的人，心想这下可要遭殃了。就在这时，姜浩石猛猛地由窑里出来，持枪的人已经冲上检畔。他急中生智，忙把手往东邻家那边一指，敌人以为要抓的人在那一家，便端着枪蜂拥进那一家的龙门。有几个还爬上驴圈房顶警戒，有两个守住了龙门。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马明方、马文瑞、常学恭三人正在姜浩兴家靠西边的小土窑里整理中共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文件。敌情来得突然，直至敌人到了门外，他们竟毫无觉察。直到敌人已经进了邻家的院子，三个人还在窑里高声争论问题。窑门大开着。脱了鞋盘腿坐在炕桌前执笔书写的马文瑞突然看见姜浩兴的老母亲慌慌张张跪在门外地上假装扫地，急忙爬到门口压低嗓子朝门里喊：“快！娃娃们不敢吼喊了，白军来了！”常学恭是本地人，地形熟悉。一听白军来了，二话没说嗵”的一声跳下炕就跑。马明方见状，也跟着就跑。马文瑞一看，也要下坑冲出去，刚立起身，见桌上的特委文件散乱丢着，又趴下身，急忙把文件收起来藏入炕讫递的投灶里盖起来，刚反身跳下炕，就听见外面喊声一片，枪声哗然。他也顾不得犹豫，奋力冲出门去慌乱之中，扫见村子对面站满了敌人。东邻家院里的敌人也己知上当，端着枪冲了出来，相距仅仅十来步远。前后都是敌人，显然己是很难逃脱了。危难之际，他一咬牙，朝右一折，由一丈来高的土崖上跳下去，就地一滚爬起来，顺着沟道朝东飞跑。
后面喊声一片，枪声哗然。他感到枪弹在头上、身边和脚下嗖嗖乱窜，便不顾一切地猫着腰，跑得更快。好在沟道里河渠很深，两边又长着许多柳树，多数敌人被阻隔在河沟对面。飞跑中，他觉得呐喊声和枪声渐渐远了。跑出大约二里来远，河沟转了一个急弯子，马文瑞才见马明方跑在前面不远处。他奋力赶上明方，两人并肩跑着。明方较文瑞岁数大，体力明显差些，跑得脸色苍白，上气不接下气把鞋也跑丢了。文瑞正想给他打个招呼，就听见后面的枪声又追上来了。跑动中，他看了看周围的地形，发现顺沟道前去，是很长一段直路，如继续沿沟跑，必定会被追上。正急着却见左面不远有个长满梢柴的拐渠。他便紧跑几步，赶上马明方说：“快，进前面那个拐渠！”说着带头朝拐渠里冲去。马明方随后也赶上来，两人顷刻消失在拐渠里面的梢柴林中。那个拐渠很窄，坡也较陡，茂密的蒿草和马茹棵子像一条通道，一直延伸到山梁上面的焉口。熟悉陕北地形的马文瑞一边双手拨开蒿草向上爬，一边想，只要坚持翻过焉口，就可以四通八达。显然，面前的地形对他们很有利。两人拼命揪扯着面前的蒿子灌木，不顾一切地朝上爬。马文瑞终于上到焉口，稍稍放慢手脚，就听后面有人小声喊：“文瑞，文瑞，等一等我。”他停下来一看，是马明方在喊。这里回望，能看见沟道里的情况。他停下来蹲在一棵马茹棵子后面，一边观察敌情，一边等马明方赶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