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百头毛驴，驮着沉甸甸的盐包一字排开行进在蜿蜒起伏的山路上。正午的烈日下，扬起的黄尘，像雾气一样升起在半天空里。天气燥热，令人干渴难耐。赶毛驴的人们不时把头上的羊肚子手巾抹下来擦擦汗，上身穿着的羊皮褂褂的皮襻儿也解开来，敞着怀，让热乎乎的山风吹着。
路边浑圆低矮的山包光秃秃地泛出白色的盐霜。唯有两山之间的下湿湾子里，生着一种小圆叶片灰白色的蔓生植物“苦豆”。间或有几株树粧粗壮的老毛头柳，用苦涩的绿色，点缀着边塞的荒凉。小路在山包之间盘绕穿行着。路边不时地会出现一汪静水，那水猛一看是清得发黑，但却是苦涩得连牲口也难以下咽。饥渴难耐的毛驴子，只能闷着头，不时地打一个响鼻，借以润润干燥的鼻腔，四蹄还是不停地行进。转过一道长长的山湾，山路跃上一座较大的山包，走在毛驴队伍中间的华池县县长李丕福，他的脸被塞外的风沙和烈日吹晒得同那些赶驴子的农民们一样粗黑。他脚上打着裹缠，头上挽着羊肚子手巾，穿着早晚御寒的光板山羊皮褂子，完全是一副长年累月由塞外往内地驮运食盐的赶脚汉打扮。他的口唇因干渴而像所有的人们一样干裂着，口半张着，喉咙眼儿里像冒着烟一样。谁也不愿意开口说话，唯有杂沓的驴蹄声伴着丁当的铃响，越发显出长途跋涉的艰辛与寂寞。李丕福赶着驴驮爬上山包，觉得有干热的风从背后吹过来。他仰起头，看一看灰白色的天空，太阳当顶照着，没有一丝儿云彩。回头朝北边望去，远远地可以看见一道望不见首尾的土脊像一条黄色的长龙在山峦和原野上腾跃蜿蜒，那就是长城。视线越过长城线，在阳光的反射下，可以看见一个青白色的亮点儿，那就是海子盐池了。就是这一段举目可见的距离，他们的毛驴驮盐队从天亮出发，人畜不停点地走了这大半天。他的目光又收回到眼前。面前的毛驴驮子的队伍，也像远处的长城一样，望不见头尾。他顿时感到胸中涌起一阵自豪，又记起了地委马书记在开始组织毛驴队时讲的一席话：“我们的运盐队，可不同于从前的脚夫，我们是在同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作斗争。我们的毛驴子，驮回来的不光是食盐，而是宝贵的布匹，是棉花，是药品，是纸张，是一切我们边区目前极其缺乏的重要物资。因为有了食盐，我们边区的贸易市场就有了吸引力，我们就能用食盐从国统区的商人和老百姓手中换回我们边区所缺乏的一切。我们有了这些物资，不光能实现自给，还能够运到延安和各地去，敌人的经济封锁，就被我们打破了……”这个农民出身的对党和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同志，一想起马书记的话，就感到浑身充满了力量。他深感信服的是马书记总能将一项具体的生产任务同党的总任务和大目标，同整个陕甘宁边区的前途和命运联系起来，使人觉得干好这一项工作，是那样的重要，务必全身心地投入。这便是他下决心亲自率领驮盐队的一个原因。他已经记不清了，这是多少次往返在这条艰难的路途上；也说不清有多少个夜晚，他们在荒山野岭中围着一堆堆篝火，数着天上的星星餐风饮露度过寒冷阴湿的长夜。每一天都是在黎明到来时，披着茫茫的雾气上路；每一天都是眼看着太阳由远处的山影线上冉冉升腾起来，又背着灼人的烈日朝前走呀走，直走到太阳沉落到西边的山背后去……
此刻，又到了每一天里最艰难的时刻了。烈日当顶，人困驴乏，行进的速度却不能减慢。李丕福心里明白，由于有了食盐，合水西华池的市场，空前地繁荣起来了。正像马书记预料的那样，从国统区带着布匹、棉花、药品和纸张一类边区紧缺物资的商客越来越多，盐的销量大增。为了保证供应，地区专门成立了盐业公司，盖起了大盐库，要求各县都成立运盐队，展开生产竞赛。上级下达的运盐任务又加重了，为了超额完成任务，李丕福要求华池县各区乡都成立运盐队，必须由乡长、区长带队，全县由他亲自带队。他的这支队伍，成为全地区最大的一支。他们披星戴月，运盐任务总是超额完成……
此刻，李丕福心情激动地站在山包上，望着浩浩荡荡的运盐队伍，心情格外激动。“边区的老百姓真不简单！”他用鼓励和感激的目光，迎送着每一个赶着驮于的人由自己身边走过去。他们有的赶着两驮，有的赶着三驮，还有少数赶着四驮。每个人黑瘦苦焦的脸上都挂着汗珠，每个人的脚走起路来都有点瘸，身体有些摇晃。他知道，他们和自己一样，脚上的血泡早磨破了，却咬牙硬撑着。他觉得这些平时由于长期从事个体小生产劳动难免显出狭隘的农民兄弟，当他们赶着自己饲养的毛驴子，一走进运盐队的行列中，懂得了运盐与抗日战争和自身解放的伟大意义，他们就完全变成了另外一群人。他们就像那些参加了八路军的老百姓，突然之间变得大公无私而又充满了自我牺牲和勇于奉献的精神。他深深感到，眼前这些人们，当他们走在运盐的队伍中，他们就不再是普通的老百姓了，他们就是革命的战士，他们的武器，就是手中赶毛驴的鞭子。
这时候，远远地走来一个身材高大的人，那是劳模张正才。他一个人吆着五匹驮子，背上还背着一布袋盐。他这个张大汉，干起力气活儿来总是与众不同。他带领着全村的队伍，几乎像一个乡的队列那么长。这个人是李丕福最赏识，也最感自豪的。他不论干什么，只要是共产党号召、人民政府动员的事情，他都会全力以赴、模范执行。他走过来，喘着粗气，笑嘻嘻地同李县长拉一拉手。两人都张了张口，谁也没说什么，就过去了。
这种情况下，不需要说什么。只要张一张口，他们相互就知道了对方要说什么。在共同的事业中，党的干部和老百姓的心是完全相通的，政府和人民是心心相印的。
这时候，队伍里不知哪个捣蛋鬼后生，唱起了酸曲儿。
哎一黄河岸上呀种白菜，干妹子擦粉干哥爱；丝线裤带解不开哟，急得那干哥呀拿牙解，哎呀花花干妹呀！这边酸不溜溜的歌声戛然而落，那边的歌声又像鸟儿飞起来啦：
月儿树梢挂，出门照冤家哟。
冤家不在对面洼，心里乱如麻。
冤家呀不见来，奴也不怪他哟。
三更半夜你再回来，奴还在这搭。
笑声随之哄然而起，运盐队伍的气氛活跃起来。说笑声随着黄尘扬起几架圪梁几道峁。李丕福一边笑一边高声说：“你们不要光唱老掉门牙的酸曲儿了，唱咱新编的那首《边区运盐队》吧。”于是有人带头唱起来，所有的人都跟着唱了起来。
边区运盐队，毛驴驴抖威风；一杆红旗把路引，鞭梢上挽红缨；不怕艰和险，咱们学八路军；“摩擦”加“封锁”，咱们都欢迎；驮来金山和银山，气死钟竟成；丰衣又足食呀，抗战要成功！第二天，太阳将落山时，华池县运盐队披着火红的晚霞，风尘仆仆地进了合水西华池镇街。街上的人们，都用惊异和敬慕的眼光注视着这些面容焦黑而疲惫的人们。那些身材低矮的毛驴子的腰，个个被沉重的盐包压得凹了下来，盐包沉沉地垂着，几乎要磨着卵石铺的街道。这包里的白色的食盐，在人们的眼睛里，是同金银一样的贵重。有了这些东西，就如同有了白花花的银元，什么东西都不愁了。
秋收过后，农村进入了农闲季节，全区大生产的重点便是运盐了。马文瑞再次来到西华池，亲自坐镇指挥盐业贸易。各县的运盐队伍剧增，运输量成倍增加，盐业市场上生意买卖十分兴隆。这天听说李丕福亲自率领的华池县运盐队要进镇，马文瑞亲自带人在盐库大门外迎接。他站在路边，同运盐队员挨个儿握手。当看到李丕福时，两个人都很激动。马文瑞没想到，几个月不见，这个老李变得又黑又瘦，几乎认不出来。他不知道该说什么话，只想着，眼前这个李丕福，真正是个好同志，心里琢磨着，这样的同志应该嘉奖，应当提拔重用。正想着，李丕福却转身指着后面说：“马书记，你看见张正才了吗？”他抬头一看，见那个大个子张正才，正背着一口袋食盐，赶着毛驴过来了。马文瑞急忙迎上去，不由分说，由张大汉的背上夺下那袋盐，自己背着，一路拉着话，披着满身晚霞，走进西华池盐库的大院……
这黄昏时节的一幕，发生在历史的瞬间。那时候，没有记者，更没有照相机及时拍摄。这感人的一个细节，像长河中间的一朵浪花，像那个睁嵘岁月里每天都要发生许多平凡而有意义的事件一样，平平淡淡地发生又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在场的人们，甚至连当事人自己都很快忘记了。唯有历史是不会消失的。整个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便是由数不清的这样美妙动人永不消失的波涛和浪花组成的。历史本身有着它的逻辑，有些事情，会在适当的情况下，被后人根据推断，重新显现出来，展示本来的美妙画面，发出动人心魄的悠远回响。
来年春天，为了展示军民大生产的成果，掀起新的大生产运动高潮，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举办了首届生产展览会，各县和驻军都派代表参加。这是一次空前规模的大会，数千军民聚集在临时搭起台子的广场上，锣鼓声和歌声此起彼落。
二月里来好风光，家家户户种田忙。
男女老少齐动员，幸福的光景万年长。
妇联会同志带领参加会议的各地代表唱道。军队的同志们不甘示弱，也唱道：
四二年呀嘛呼儿嗨，大生产呀嘛呼儿嗨，边区的男男女女西里里里丝鲁鲁鲁，纺线线呀嘛呼儿嗨！又能文呀嘛呼儿嗨，又能武呀嘛呼儿嗨……
婉转悠扬的歌声与雄壮有力的旋律交织成激动人心的声浪，把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卷入了进去。马文瑞、马锡五、王维舟、陈伯钧等党政军领导同志坐在主席台上，同大家一样，双手打着节拍，放声高唱这脍炙人口的歌曲。这两首歌都是陇东军民在大生产运动中创作传唱开的，已经唱遍了整个陕甘宁边区和各个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抗日根据地，成为当时人们最喜欢听、最喜欢唱的歌曲。
歌声落下，开幕式宣布开始。首先奖励劳动英雄。第一个上来领奖的是劳动英雄张正才。奖状是一个巨大的木匾，上面刻有马文瑞的亲笔题词：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首届生产展览会赠给生产模范首席张正才同志“劳动英雄”马文瑞题这块木匾至今陈列在庆阳县博物馆。第二位领奖者是率部在大风川开展大生产运动的三八五旅七七零团团长张才千……
劳动英雄，每个人胸前都戴着大红花。《陇东报》记者给每个人都照了相。第二天，劳动英雄们的照片，连同模范事迹登在《陇东报》的“光荣榜”栏目中。“我们这次规模空前的展览会，既是1942年的军民大生产总结会，又是1943年掀起更大生产高潮的誓师会。”马文瑞在会上的讲话中如是说。展览会上展示的丰硕的生产成果，令人们赞不绝口，深受鼓舞。
岁末，一场大雪覆盖了陇东原野。轰轰烈烈开展了一年的军民大生产，也暂时停息下来。静谧的清晨，窗户外面、院子里、墙头房顶上都是厚厚的一层雪。天空中还纷纷扬扬飘舞着雪花。不时地，从远处传来一两声鞭炮的爆响，提醒着人们年节快要到了。院中那株家槐的枝条上，有一群麻雀在叽叽喳喳地叫着。马文瑞醒来破例没立刻起身穿衣服，依然躺在炕上。接连不断的紧张工作，使他觉得有些疲惫。他意识到需要很好地休息调整一下，像田野里那生长了一茬庄稼的土地一样，未来的丰收，还等待着新的一年的努力。土炕很温暖，身边是熟睡着的孙铭和刚满两周岁的儿子小文。好些天了，总是忙忙乱乱，几乎还没顾得像眼前这样单独注视自己的儿子。此刻看着孩子那张红扑扑的小圆脸，他这才又一次意识到了一个人做了父亲的那种甜丝丝的滋味儿。来看过孩子的人都说，孩子长得很像自己。有人开玩笑说：“除了没长胡子，几乎一模一样！”王维舟还摸着小家伙的头说：“这个俊小子，我看是赛庆阳。”从此，“赛庆阳”倒像是娃娃的名字被叫开来。他记起当初给孩子起名字的情形来。两年前也是这样一个落雪的早晨，当他早晨醒来独自注视着自己心爱的儿子，一种当父亲的责任便催促着他。“对了，得给孩子起个名字。”正想着孙铭醒来了，一双眼睛望着他笑，透着一个年轻母亲的娇气和羞涩……“文瑞，你这当爸爸的，忙得一天不着家，也该给娃起个名字嘛。”文瑞说：“我这不是正想哩嘛，你说叫什么？”“我说不好，你看着起。”“都说这娃像我，就叫小文吧。”“小文？对呀，这个名字又好写，又好记。”“也算是移风易俗。按说父子的名字不该占字，我们父子俩共占一个文宇，很好。将来要供他上大学，咱们小文的文化，必定要超过大文。”孙铭笑了，说：“看把你美气的！”他正回想着两年前的往事，小文醒来了，一双眼睛很调皮地和父亲的眼睛对视着，轻轻唤一声：“爸爸。”父亲的心里便有一股甜丝丝的感觉涌起来。回想起刚做父亲不久的那天早晨，也是面对着刚刚由睡梦中醒来的儿子，心情也同眼下这般激动。他记得那天，自己是急忙坐起身，披上棉袄，把孩子捧在手里，噢噢地逗着笑个不停。只是他还不知道刚由生产的阵痛中缓歇过来的孙铭，在一边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父子俩，更不知在这同一时刻有无限的幸福涌起在她的心头。结婚三年多了，她总埋怨文瑞是看工作看得比家庭重要，甚至嫌他古板，太严肃。她生性活泼，喜欢唱呀跳呀，他总不以为然地批评她，又是强调学习呀，又是督催她努力工作呀，简直有些烦！可眼下倒是出乎意料之外，她没有想到平时总那么严肃认真的一个人，此刻抱着儿子，竟然像变成了另一个多情而缠绵的人。当他一心一意地逗着孩子笑的时候，他在她的眼里就再不是那个肩挑着一副重担整天严肃认真、日夜勤恳工作着的陇东地委书记，而是一位年近三十岁方才得子的父亲，一个知疼知痒、充满了宽厚的温情和令人感到可靠的有责任心的丈夫。这使得妻子平时对他的深深的钦佩又不无几分敬畏的感情里，更增添了爱慕的成分。她的心中，又一次为自己选择了他这个人而感到十分的满意。而这种令人欣慰的念头，在前一段日子里却似乎很少出现。她起先甚至对他身上那种特有的革命者的冷静和农民式的不露声色的激情很不理解。作为一个努力冲破旧式封建家庭的阻力、毅然走上革命道路的城市小知识分子，她感到自己和丈夫之间，还是存在着一道看不见的壕沟。这道看不见摸不着、但却又实实在在存在着的思想上的壕沟，使他们在感情上，总是不能达到水乳交融的境地。
而在她看来，两个立志成为终身伴侣的人，却又不能做到心心相印，是难以忍受的痛苦。说来也巧，她们一同来延安的好几位同学的婚姻，都经历了由盲目结合，到陷入痛苦的过程，有的人离异了。她起初听到这一类消息，就有些寒心。但冷静下来，又觉得自己的情况与她们有着本质的不同。她曾经反复想过了，她的马文瑞作为一个独当一面的领导者，他是强有力的，又是富有政治魅力的，总能吸引、团结同志们，工作成绩总是突出的。想到此，她不由地抬头朝墙上望去，那只任何时候看了都令她自豪的镜框，很醒目地悬挂在那里。那是一幅用毛笔写在普通白布上的奖状，那不寻常的奖状，他原本是要她收在衣箱中的，她却特意买了一个镜框把它装挂起来。
密切联系群众为马文瑞同志题毛率东一九四二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