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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章 阳关区域古迹新探(2)

文献记载如此,如今实际情况如何,必须进行实地考察验证。余从1986年到1989年间,曾四次前往,分别沿西土沟两岸反复进行全程踏察,得知西土沟泉水初始出露之处在“石棺材”西南1里许,东北距寿昌故城(破城子)约十里。此处涧道,上宽约4米,底宽仅1米余,自此始初见泉水少量渗出,细流向北,一路汇集众多底泉,北行约五百米许,水量更增,水势更盛,涧阔亦大大加宽。因知《图经》及其他三件文献所说此涧源在寿昌县西南十里,当即指此泉水初露之处。

然而今所见西土沟之涧道,并不自此泉水渗出处为始,它继续向东南延伸,与南部黑山泄洪沟(亦名西土沟)及更南党金山泄洪沟(今名阿克赛沟)皆可相通,长百余里,大大超过了《图经》关于此涧长度的有关叙述,与《图经》绝难相合。

査西土沟自泉水初始渗露点以上通向南部山中的涧沟,平时干涸无水,只在每年七、八月份山水暴发时才有洪水泄下,流入干沟,始成通流之水,但仅为时一天洪水即可泄完,次日,复成干沟。据此而言,无水干沟当然并非无卤涧之源,无卤涧的源头,仍应是“石棺材”西南泉水出露处。这样,同《图经》中关于无卤涧源头的记载实质上是一致的。

今之西土沟泉水出露处,在寿昌故城(破城子)西南十里。北流约里余,折向西北,其转折处正北3里直对墩墩山烽燧(根据前弓丨《图经》的记载推断,敏墩山烽燧,应即“石门烽”)。涧水又西北流,过黄鸭洞北,又西流,折向北流,至馒头山西侧,此处正东约4里,直对墩墩山烽燧,即《图经》所谓“至石门烽西”是也。近年在其下方修建钢筋水泥闸门一道,自闸门以下,分为二渠,一渠向北,过阳关林场,至卷槽,渗入沙碛;一渠向东北,灌溉阳关林场东部田园。但根据《图经》所载,唐代大约在闸门以南不远处本向西流,进人西寿昌城界内。后世由于向西的涧道全被流沙埋没,并形成髙大沙梁,西寿昌城故址亦被埋在沙梁下。如此,涧水西流受阻,不得不改变流向逍北而下,即今所见水泥闸门以下北流的废涧道。此段涧道,当形成于元明时期。今就涧道东侧修建卵石干渠,引水入渠,涧道遂因干涸而废。

这样,《图经》关于无卤涧“正西入寿昌古城界”的记载,尽管今因地貌改变,涧道填湮,仍然可以予以落实。

现在,我们可以来谈谈“古阳关”的故址所在了。

P.5034《沙州图经卷第五》载:

阳关,东西廿步,南北廿七步。

右,在县(指寿昌县)西十里。今见破坏,基趾(址)见存,西通古于阗等南路。

以在玉门关南,号曰阳关。

本条关于阳关关址的规模大小、方位、残存情况、交通以及得名由来,都作了简明扼要的记述。

第一,关于关址规模,记云“东西廿步,南北廿七步”。唐代每步5尺(大尺),则关城东西宽约为100尺,折合公制为33米,南北长135尺,折合公制为41米,二数相乘,为1353平方米,是为关城平面面积。这是我国文献关于阳关关城面积大小的唯一记载。除了接触过这件文献的人之外,多数人还不知道这个数据。

第二,关于阳关的所在方位,向有寿昌城西“十里”及“六里”二说。P.5034《图经》记云“在(寿昌)县西十里”,《新唐书地理志八》引贾耽记四夷道里云“一路自沙州寿昌县西十里至阳关故城”,二者所载相合。而《括地志》、《元和郡县志》、《旧唐书》、《太平寰宇记》及《舆地广记》等书谓在寿昌县西六里,与当地地志及《新唐书》之说不同。P.5034《沙州图经》出自本地人之手,得之于亲历目见,最为可信。二者相较,吾取《图经》之说。

第三,关于关城存毁情况,P.5034《图经》云今见破坏,基趾(址)见存。”本卷撰于武周时期,当时阳关故城已“破坏”,只存“基址”。此后进一步破坏,到晚唐及五代时,甚至连“基址”亦不存在。故晚唐时的S.788《沙州志》和S.367《沙州、伊州志》及五代后晋时的《寿昌县地境》与后汉时的《沙州都督府图经略抄》(P.2691)都不再把已经消失了的阳关故址虚挂在志书之内。因此之故,阳关故址在当地亦渐失其传。大约五代末或北宋初的《敦煌录》竟别出异说云:

州西有阳关,即故玉门关。因沙州刺史阳明诏追拒命,奔出此关,后人呼为阳关,[西]接鄯善城,乏水草,不通人行。其关后移州东。

阳关、玉门关分别为敦煌西边的两座关城,自古以来分得很清。《汉书地理志》敦煌郡龙勒县条班固自注云有阳关、玉门关,皆都尉治。”所谓“皆”者,明非一关及一都尉治,实云阳关、玉门关二关、二都尉所治。清末至今所出汉简中,亦分别发现明载“玉门都尉”和“阳关都尉”的简文,可为班固原注分作二关二都尉治之说作证。三国时学者孟康亦明言阳关、玉门关“二关皆在敦煌西界”(见《汉书西域传》“东则接汉,扼以玉门、阳关”句注)。唐李贤注《后汉书西域传》云“玉门、阳关,二关名,在敦煌西界。”与李贤同一时代,敦煌当地编撰的《沙州图经》(P.5034)列有“二关”专条分别记述阳关、玉门关遗址的规模、位置、残存情况,又在石城镇“六所道路”条记述了由石城镇至沙州分别通过玉门关和阳关的南北两条道路。唐宋地理着作如《括地志》、《通典州郡典》、《元和郡县志》、《旧唐书地理志》、《舆地广记》等书,也都分别记述了二关的有关情形。然而从来没有“阳关即玉门关”之一说,五代以后,即《敦煌录》之说出现之后的宋、元、明、清地理着作如《太平寰宇记》、《新唐书地理志》、《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元一统志》、《明一统志》、《读史方舆纪要》、《清一统志》等都不取《敦煌录》这种异说,表明宋以后学者亦视《敦煌录》这种说法为无稽。我们根据出土汉简的记载,可以认定阳关、玉门关为分设于南北的两座古关,并各置都尉分别管辖。至于阳关故址,自应在寿昌城(敦煌市南湖乡破城子)西南十里一带寻找。根据“无卤涧”条的记载,则在此涧源头之东北附近,即P.5034指出的无卤涧“源出古阳关城西南”是也。

今见无齿涧源头东北三百米许,有长方形青石一块,当地俗称“石棺材”,长约2米,厚约60厘米,其宽度,因侧埋于沙土之中,未知为数几何。仅露出地表部分已宽约70厘米。而此处为沙地地带,非山非陵,不产石头,附近百里之内虽有石山,皆非青石;而且形状规整,显系经过人工凿制之物,据此推测,此石当是从远方运来之加工石料。可能是建筑构件或界碑界碣之类。余颇疑为阳关城之遗物。若然,则古阳关或当在此。以往学者,或以为阳关在红山口(即石门谷口),或以为在墩墩山烽燧(石门烽)南之古董滩,或以为在古董滩西。以为在红山口者,了无遗址可证;以为在古董滩或占董滩西者,见有瓦砾、陶片、箭镞、五铢等遗物之大面积分布;以为在古董滩西者,又有大面积建筑遗址可见。但与唐人记载阳关城本甚狭小局限之况不合;与P.5034卷子所说阳关在无卤涧源头东北之说亦不合。故余颇疑焉。今余又提出在石棺材附近,与P.5034无卤涧的有关记载相合,但除石料一块外,别无他物为证。故以上诸说,皆有待探査发掘,方可最后定论。

三、渥洼水

渥洼水又名渥洼池。北魏时于此地建立寿昌郡随郡名之变,此水又改名为寿昌海。汉武帝元鼎三、四年间,一位南阳刑徒名暴利长,于此水边捉得一匹与众不同的野马,谎称“神马”,献给汉武帝。汉武帝假戏真做,借以大肆张扬,遂成为西汉历史上一件大事(参见拙撰《渥洼水天马史事综理》)。此事最早见载于《史记乐书》,百余年后,班固又载入《汉书武帝纪》及《礼乐志》。此后,东汉李斐、李奇、苏林、应劭、孟康,刘宋裴絪、唐司马贞、颜师古等相继为之作注,成为汉史着名掌故。不少文人写诗作赋,又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的着名题材。

关于渥洼水具体地址,唐以前史注家往往泛言在“敦煌界”,唐以后之地理家,亦泛承旧语,莫能确指。至清道光年代以来,敦煌文人附会为敦煌城南七里之月牙泉,以为“月牙”即“渥洼”之音转,赋诗着文,信以为真;又在月牙泉畔树立古迹碑,大书“汉渥佳池”四字以示游人。

幸有敦煌莫高窟石室封藏的唐五代敦煌乡土志残卷数种重新出世,渥洼水的所在才有了可靠的着落。

敦煌石室发现的P.5034号《沙州图经卷第五》载:

寿昌海右出寿昌县东南十里,去(沙)州一百廿里,方圆可一里,深浅不测,地多芦芄(蓟)(经询作者,原文“定”,作者初释为“溯”,后在1998年版《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中改释,为“蓟”之俗体。——编者注)。其水分流二道:一道入寿昌县南溉田;一道向寿昌东溉田。旧名渥洼水。《(汉)书孝武本纪》:元鼎四年秋,马生渥洼水中,作(天)马之歌。李斐云南阳新野有暴利囷,武帝时,遭刑,屯田敦煌界,圈囝S困囹圔H0B,中有奇异者,与凡马异,来饮此水,利IS先作土人,将鞞勒于水旁。后,马玩习久,人代土人持胖勒,收得其马,献之。[欲]神异其马,云从水[中]出。渥洼水即此海也。”

本卷撰于武后时。此后,晚唐及五代,敦煌又有多种当地地志,亦载此水,皆祖据本卷而加删省,现辑录于下:

寿昌海,县囵田圔,I图围水,屈曲周回一里余,深浅不测。汉得天马处也。

——S.367《沙州、伊州志》

寿昌海,源出县南十里,方圆一里,深浅不测。即渥洼水也,[暴利]长得天马之所。——敦煌祁居温旧藏后晋天福十年写本《寿昌县地境》

寿昌海,县南十里,方圆一里。——P.2691《沙州归义军图经略抄》

上引诸卷,明确记载在寿昌城南十里的寿昌海,即汉代的渥洼水,为暴利长得“天马”处。同敦煌城南七里的月牙泉,一西一东,相距百余里,本非一处,不得牵合为一。清人不知早在北魏时渥洼水已改名为寿昌海,唐、五代至宋,皆沿用寿昌海之名,强以“月牙”之音释为“渥洼”之音变异写,实属无稽。其实,不仅清人对此不明,即使唐宋时期非敦煌土着的外地学者对此亦甚为隔膜。例如杜佑《通典》、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及宋乐史《太平寰宇记》等书,皆在沙州敦煌县条内着录渥洼水,后二书又在沙州寿昌县条内说明寿昌县本汉龙勒县,因县南有寿昌海而改名寿昌县,却对寿昌海即渥洼水只字不提,表明他们也并不知道寿昌海即渥洼7JC,不然的话,就不会把渥洼水记在敦煌县境内了。

唐杜佑、李吉甫和宋乐史等人的失误,可能是导源于东汉史注家李斐。刘宋时史学家裴驷着《史记集解》,于《史记乐书》“又尝得神马渥洼水中”句下引李斐曰“南阳新野有暴利长,当武帝时遭刑,屯田敦煌界,人数于此水旁见群野马……利长先为土人持勒干于水傍,后,马玩习久之,代土人持勒绊,收得其马,献之,欲神异此马,云从水中出。”李斐本来讲的是发生在汉武帝元鼎四年秋之前渥洼水“得神马”的故事。那时,敦煌郡尚未建立,敦煌县仍属酒泉郡。龙勒县也未建立,渥洼水一带属敦煌县,即李斐所说的“敦煌界”。渥洼水出了“神马”并献给汉武帝后,即元鼎四年之后的某年,才把敦煌西部地区划分出来建立龙勒县,从此渥洼水才归属于龙勒县,即后来的寿昌县。李斐讲述元鼎四年以前的事,说渥洼水在“敦煌界”并没有错。但唐代杜佑、李吉甫及宋代乐史等人仍沿用李斐之说,不知渥洼水早已改属龙勒县,依旧把渥洼水记在敦煌县境内,就未免导人以谬了。清代人把敦煌城南月牙泉推断为渥挂水,其实主要是受了杜佑、李吉甫及乐史等人的错误“启发”而作出的错误推断。

这个错误一直延续了一千多年。直到20世纪40年代莫高窟所出敦煌地志数种渐次披露,考古家方据以重新探寻渥洼水原址。最早要数向达、阎文儒二公。向达着《西征小记》,阎文儒着《敦煌史地杂考》,皆以为渥洼水即敦煌南湖乡破城子(即汉龙勒城,唐寿昌城)南“十里”许之南湖(旧名黄水坝水库,今名南湖水库,又名阳关水库)。向、阎之说,纠正了千余年来将渥洼水记在敦煌县境的错误,厥功大矣。向、阎之说出,遂为海内外学人所接受。敦煌当地亦从之,1984年敦煌扩建南湖水库,即于水库西南涵洞题楣云“渥洼池”三字,左右各刻一天马图像,以坐实渥洼水在此。不少书、刊文章,皆据向、阎之说,指明渥洼水即今敦煌市南湖乡南湖水库。近年中外游人,络绎来此,摄影留念,遂广传中外,殆成定论。

然而近年来笔者多次踏查,发现破城子至南湖水库北沿,不足6里,其南沿距破城子亦不足8里,与唐代地志未能契合。因疑向、阎新说,仍非确论。

为了确定渥洼水真正的故址,我从南湖水库南沿,继续向南查找,在水库以南2里许,见一沼泽遗址,沮如泛碱,方圆一里有余,四周髙起,中间渐低,形似仰盆。遗址之内,腐殖层厚达50厘米,当地农民切块挖取,晾干堆积,以作薪炭,火力虽不甚强,亦可用来煨炕取暖。就中残存四所大泉:当地俗称北曰亩半泉;中有2泉大体东西相对,形似车之两轮,当地称车轴炉泉(五万及十万分地图误标北曰车轱轳泉,中曰亩半泉);最南一泉,名大泉,直径约15米。泉内一方形腐殖质结块,长约1.5米,宽约50厘米,厚约30厘米,其上满布沙土。初疑为泥质板块,不上不下浮悬于水中,甚觉稀奇。稍稍注视之,发觉此物缓缓移动,更诧其异,以为下有怪物驮负。以木杆探剌,方知为腐殖质结块。审视水底,见有底泉上涌,因悟乃因底泉涌力,推动此物,浮游缓移。当地老农告余,此处40余年前仍为苇湖,芦苹茂密,水深不测,牛马人内,荫蔽不可见。常有牛马陷人泉中,被水草缠绕而溺死者。自1944年扩建南湖水库,为了增加蓄水量,自此苇湖向北开沟,引水入库。此后,多次将水沟掏深并逐渐向南延伸,直通大泉,因而苇湖不能存水,湖底暴露,才发现几处泉眼,现除4处泉眼有水,仍旧往南湖水库送水,其余湖底已退化成沮洳滩涂。原来茂密的芦苇,屡经芟刈,难得再生,已成光滩。

此苇湖在故寿昌城东南十里,方圆里余,与P.5034《图经》所载渥洼水方位、里程、形状、大小俱合。因而推断渥洼水故址,当在此处,比向、阎二公所定之南湖水库向南移远2里。渥洼水之古迹指示标记,亦应改移于此。

至此,渥洼水故址之考订,差可谓得其实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