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爱国主义教育丛书-中国古代爱国名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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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富国强兵社稷为重(1)

富国才能安民,强兵方能保国,故古人云“治国者,以富国强兵也。”“富国强兵”是古代许多爱国名人的共识,也是他们毕生所追求的理想。

运筹自如称为武库

——杜预

西晋时期,曾出现过一位名叫杜预的著名军事家,由于他博学多才、精通典籍,长于谋略、通晓兵法,无论治国理财、指挥作战,还是修订历法、阐释律令,都多有建树,因此,时人誉之为“杜武库”。

杜预,字元凯,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生于公元222年,卒于284年。杜预出身世宦之家,名门望族。曹魏时曾任参相府军事,西晋时任度支尚书、司隶校尉等职,因其在政治、军事等方面才华出众,官至镇南大将军,为西晋政权的稳固及其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

杜预外表平常、相貌一般,作为将帅,却不善骑射,自谓“武非其功”(《晋书·杜预传》,下同)。因而他不属于冲锋陷阵一类的骁勇猛帅,而是以运筹帷幄、料敌制胜而闻名于世。故每议军国大事,他都能在其他将帅之先。史载:“凡所兴造,必考度有终,鲜有败事。”

泰始六年(公元270年),晋武帝司马炎任命杜预为安西军司、秦州刺史,协助安西将军石鉴出兵陇古(今甘肃、青海部分地区),退敌安边。当时,鲜卑族首领拓跋树机能乘着草肥马壮屡犯边境、骚扰边民。石鉴兵至塞外,急欲进攻。杜预审时度势,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认为晋军孤军深入,军粮匮乏,而且是远道而来,兵疲马乏,如若仓猝出兵,必败于“乘胜马肥”的敌人之手。于是急忙上书石鉴,陈述了自己“五不可、四不须”的意见,主张“待机出兵”,反对立即开战。石鉴因与杜预有隔阂,便想乘机报复,于是一边上奏皇帝说杜预贪生怕死、贻误战机,一边出兵进攻,结果大败。“陇右之事,率如预策”。后来又有匈奴右贤王刘猛举兵作乱,杜预立即上书晋武帝陈述平叛方略,主张“立田籍,建安边,论处军国之要”,不须劳师远征。晋武帝采用杜预之策,果然烽火平息,边民安居乐业。

咸宁四年(公元278年),杜预继羊枯任都督荆州诸军事、镇南大将军,策划灭吴方略。杜预上任后,出镇襄阳,“缮甲兵,耀威武,乃简精锐”。当时孙吴以张政为西陵督,杜预桃选精兵奇袭吴军,大获全胜。张政亦为名将,据要险之地,认为自己在无准备的情况下被偷袭,难以启齿上报,便不以所丧之实奏于吴帝孙皓。杜预认为这是一个离间吴国君臣关系的好机会,便将俘获的吴军将士悉数送还吴国,还给孙皓写了一封信。孙皓一见,果然大怒,立即撤换张政,削弱了吴军的守备力量,为晋军突破吴西线防御创造了良机。

咸宁五年,东吴边防松弛、内政腐败,而晋军兵精气盛,大举征伐,统一国家的时机已经成熟。杜预三次上书晋武帝,促其早日伐吴,以免贻误战机。是年冬,在杜预的再三敦促下,晋武帝终于下令代吴。杜预在指挥灭吴战争中,不仅善于根据天时、地利及敌我双方的形势,捕捉克敌制胜的战机;而且在作战用兵上,极其重视运用计谋,出奇制胜。当时,晋国发兵20万,分六路向东吴发动全面进攻。杜预亲率一路自襄阳南下江陵(今湖北江陵)。针对吴国大将各自为守的状况,杜预采用攻敌要害的作战方针,先陈兵江陵城下、围而不攻,以断绝上游吴军的退路和下游吴军的西进,动摇其整个西部防御。在攻打江陵的战法上,杜预又灵活地先以轻兵奇袭江陵上游的乐乡(今湖北松滋东北)生擒乐乡守将孙歆,拔除江陵的犄角,然后挥军猛攻江陵,斩守将都督伍延,一举攻克江陵。这时上游晋军王□得以东进,击杀吴水军都督陆景,吴军失去西线统帅,整个荆州地区的防线完全崩溃。一时间,沅江、湘江以南,直至交、广(今越南北部及广西、广东)各州郡都望风归降。

平定长江上游后,晋军中有人提出,东吴已建国百年,根基较深、不宜拔除,时值春天发水多病季节,应罢兵休战,待来年征讨为宜。杜预从军事全面出发,认为“缓兵势必功亏一篑”,指出“我兵威已振,尤如破竹,数节以后,其余皆可迎刃而解”,力主趁势直下江东。在作战指挥上,杜预根据吴国失守荆州后,孙皓重点对付北面陆上作战,而建业(今江苏南京)水面防御空虚的情况,命王□顺流直取吴都。咸宁六年(公元280年)三月王□率军进抵牛渚(今安徽当涂西北),一时兵甲满江、威势很大。孙皓临时拼凑2万人抵抗,未及出战就已溃散了。王□水师浩浩荡荡进至建业,孙皓被迫出城请降,吴国灭亡,晋实现了统一大业。

杜预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也是一位颇有建树的政治家和学者。

杜预为官不久,曾和车骑将军等人一起制定律令。他认为制定法律法令,是告诉人们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因此,文字应简捷明了,案例应寻常所见。为使律令的内容容易被一般人了解和掌握,他又为之详细注解。完成后深受皇上嘉许,随即颂诏天下。

泰始年间,杜预受诏为黜陟使,负责考核升降官吏。他根据自己为官多年的体会,建议实行官吏考核选拔制,即由国家任命考核官,各考所统官吏,官吏为官一年,优者为上第,劣者为下第,“因计偕以名闻。”6年过后,“其优多劣少者叙用之,劣多优少者左迁之。”这种考核政绩、选拔官吏的制度,对于清明国家政治,加强行政管理具有积极意义。

孟津(今河南孟津)一带河水湍急,而历代皆以摆渡行人运货,常有覆没之虞。杜预请建河桥于富平津。这一建议刚提出,就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有人说,孟津地属殷周右都,历代圣贤不做的事,现在怎么能做呢?杜预反驳说,造舟为梁,乃为民造福之事。遂执意建桥。

咸宁四年秋,连日暴雨成灾,蝗虫蜂起,庄稼深受其害,难民四处逃散就食。杜预多次上疏备陈农要,就灾民生活、治灾措施、恢复生产等作了安排。此外,他还就边地形势,提出了排新田、兴平仓,定谷价,较盐运,制课调等内以得国外以救边者凡50余条,皆为皇帝所采纳。

咸宁六年灭吴后,杜预认为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于是勤于讲武,修立泮宫(讲武学9堂),在江汉、沿海一带置军屯营,分据要害之地,以固维持之势。又修筑水利设施,溉田万顷。南方荆蛮之地古无通途,杜预便开扬口、起夏水,达巴陵千余里,筑通一条内泻长江之险,外通零桂之漕的水上通道。南方有首民谣说:“所世无叛由桂翁,孰识智名与勇功。”

杜预为人接交待物,恭而有礼;问无所隐,诲人不倦。敏于行而慎于言。晚年从不居功自傲,而是耽思经籍,为《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又参考众家谱策,为之《释例》,备成一家之学。当时人王济善相马、又爱马;和峤喜聚敛,杜预便戏曰:“济有马癖,峤有钱癖。”晋武帝听了,对杜预说:“卿有何癖?”回答:“臣有《左传》癖。”《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是一部历代学者推崇的学术著作,一直流传至今。

匡扶社稷详练物务

——李吉甫

唐代中期,曾有一位使国家“戎备完辑”、藩镇惮威、百姓称颂的宰相,他就是“匡扶社稷,详练物务”(《旧唐书·李吉甫传》)的李吉甫。

李吉甫,字弘宪,唐赵郡赞皇县(今河北赞皇县)人,生于758年,卒于814年。李吉甫好学能文,知识渊博,27岁为太常博士,后久任外官,曾任忠州、彬州和饶州刺史。宪宗元和二年入为宰相,三年九月出为淮南节度使,六年正月再入为相。李吉甫为政多年,两度入相,在唐代历史上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

爱怜百姓,匡扶社稷。李吉甫在做外官期间,曾滞留江淮十余年,详备民间疾苦,因而把百姓得失、社稷安危摆在国家决策的重要位置。早在淮南节度使任上,他发现属地水利失修、旱涝为害,便组织当地民工在高邮(今江苏高邮)筑富人、固本塘,可灌溉田地上万顷;又根据一些漕渠不能蓄水的情况,筑平津堰以“防不足,泄有余”,江淮百姓深受其惠。有一年江淮遇大旱,浙东、浙西尤甚,田畴荒废、民生难继,但是一些地方官却不为上报,使得民不得恤、饿殍遍野。李吉甫得知后,立即上书皇帝,及时遣使分道赈贷,方解灾民燃眉之急。

元和六年,李吉甫再度入相,他认为国家贫弱、百姓日困的原因,一是官吏不精、流品庞杂,“存无事之官,食至重之税”;二是商贩、佛寺,杂人科役者人数多;再加上常备军80万人,使得“天下常以劳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七、八。”遂向宪宗建议应裁减政府官吏,平制不纳税的佛寺发展。他说,汉初置郡不过60,而今列州300,县14OO,以邑设州,以乡分县,官吏哪有不增之理。在李吉甫的主持之下,前后减省了冗官800名,吏1400名;并收回长安周围佛寺祠田入官,接济贫下无生的百姓。

元和七年,京兆尹元义方奏请为“稚年夭枉”的永昌公主盖祠堂。这种事前朝有例,德宗时曾经为义阳、义章两公主修建过祠堂120间,费钱数万。宪宗于是同意以旧制一半的费用修建永昌公主祠堂。李吉甫听说后,认为这件事既不合古礼又浪费钱财,力谏宪宗收回成命。他对宪宗说,小公主去世,皇上当然是很悲痛的;但皇上以减旧制之半费用修建祠堂之事臣以为不可。因为祠堂之设,礼典无文;德宗皇帝的做法,当时人议论就很多。过去汉章帝时,打算为光武帝、明帝陵墓各起邑屋,东平王刘苍上疏反对。东平王是光武帝刘秀的爱子、明帝刘庄的弟弟,贤王之心哪里能惜费于父兄呢?人君当然要慎重从事。宪宗一听,恍然大悟,随即说,我以为只是费点钱财,所以只考虑酌减一些用费。阅览爱卿所陈,方知无据。并决定收回成命。同时要求李吉甫以后遇到此类事,但“勤匡正,无谓朕不能行也。”

力削藩镇,以保社稷。宪宗嗣位时,征拜李吉甫为考功郎中,旋召入翰林学士,转中书舍人。时藩镇割据已从“尾大不掉”发展至公开与中央政府作对、甚至叛乱滋事的地步。因此,如何对付藩镇,能否有效地抑制藩镇势力,成为宪宗面临的首要问题。不久。西川节度副使刘辟叛乱,李吉甫坚决支持宪宗武力诛讨,并积极参与策划讨平之计。根据刘辟兵力部署情况,李吉甫密请广征江淮之师,由三陕路入川,以分刘辟之兵力,继而一举讨平。史称“刘辟平,吉甫谋居多。”

元和二年李吉甫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职),又策划讨平镇海节度使李琦叛乱。当时,如何对待李琦叛乱,意见不一,为李琦游说的人也很多,宪宗一时拿不定主意。李吉甫说,李琦不过是个庸才,他手下的人多是亡命群盗,没有什么斗志,讨之必克,终于使得“帝意决”。后果果如其言,李琦为部将所杀,叛乱之军全部归降朝廷。唐朝中后期的藩镇割据是个心腹大患,尤其德宗后帝姑息优容藩镇,助长了骄兵悍将的气势,有的藩镇终身不易地方,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俨然是个“独立王国”。李吉甫为相1年多,便采取措施改换了36个藩镇,大大削弱了藩镇势力。元和六年再任宰相对,又使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听命朝廷,由于田弘正忠诚朝廷,“魏人乐卿(田弘正)之政,四领畏卿(田弘正)之威”。宪宗皇帝很高兴,称田弘正为“朕之长城。”

著录图表,造福社稷。李吉甫为官期间,感于秦楚之际汉高祖攻下咸阳后,将军们争趣府库、掠夺败物,只有萧何收取秦丞相御史图籍,因而得出山川关隘险要、户口物资虚实,终于佐汉胜楚、取得天下。认为“成当今之务,树将来之务,则莫若版图地理之为切”。而“审户口之半耗,辨州域之疆理”,又为编撰地志的主要内容。因此,他以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大簿规划的十道为纲领,配合当时的47镇,每镇一图一志,分镇记载府、州与属县的等级,户、乡的数目,四至八至的方里,开元、元和的贡赋以及沿革,山川、盐铁、垦田、军事设施,兵马配备等项,凡42卷,其中图和志40卷,目录两卷。图的部分在北守时佚失,现虽仍称《元和郡县图志》乃习惯称呼。

《元和郡县图志》的体例,和初唐李泰《括地志》相同,是正史地理志的补充,为后来的《太平寰字记》等书开创了先例。李吉甫反对以往重古略今,传疑失实的地理书,着重于“兵饷山川,攻守利害”方面。这种适用的见解,使《图志》不仅成为唐代一本风格独特的地理名著,也是我国现存最早又较完整的地方总志。

此外,李吉甫还曾辑录两汉、魏晋、周隋故事,记成败得失为《六代纪略》30卷,著有《十道图》10卷,《古今地名》3卷,《删水经》10卷,又录当代户、赋、兵籍为《元和国计簿》10卷,均为珍贵的历史、地理著作,惜散佚未传后世。

举废饬驰肩劳任怨

——张居正

明代中叶以后,官僚机构臃肿,吏治腐败,财政收入窘乏,边备废驰。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也日益尖锐,形成全面危机。到了嘉靖、万历年间,明王朝的政治已是风雨飘摇,这时候,出现了一些以天下为己任,“举废饬弛,肩劳任怨”的封建士大夫官僚,张居正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生于1525年,卒于1582年。张居正自幼聪明过人,15岁考中秀才,26岁中进士,46岁进入内阁,48岁到58岁任内阁首辅(宰相)。他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爱国者;也是一位坚定的改革家。针对万历年间存在的种种社会弊端,他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得明中晚期出现了少有的太平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