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顿吏治，改革腐朽政治。张居正认为，嘉靖、隆庆年间政局混乱，其症结在于吏治腐败，十多万官僚或“虚声窃誉”、或“巧宦取容”、或“爱恶交攻”。他还认为，造成明中叶以后农民起义的原因是明王朝统治腐朽，所谓“吏不恤民，驱民为盗”。指出，天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法制不行，是因为“人不力”的缘故。为此，张居正整顿吏治，于万历元年提出“考成法”。考成法的办法很简单：朝廷各衙门分置三本簿籍，一本登记一切公文及计划，留底以备查处；一本交中央六部的监察机关六科备案，实行一件，注销一件，如未实行，则须申明理由具奏候旨；一本呈送内阁以备随时考核。在用人上，张居正主张“观名察实”，认为“天下事岂有不从实干而能有济者哉！”有名无实的“名士”，也应当作“芝兰当路，不得不除。”通过考成法，即根据“功实”，任用官吏，裁汰了一批“腐儒不达时变”的官僚，为改革计划的实行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
清丈全国土地，推行一条鞭法。在推行考成法后，国家财政开始好转，所以张居正说：“考成一法，行之数年，自可不加赋而上用足。”但是，当时的赋役制度不能适应封建商品经济渐趋活跃的新变化，因为疯狂兼并土地的贵族大地主隐瞒土地，或倚仗官绅特权不向国家交纳赋税，把一切负担统统压在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身上，造成了民不聊生的政治经济危机。对此，张居正认为，只有使人民“足食”，才能做到“国富兵强”；只有改革赋税负担，才能使人民“足食”。而要改革赋役负担，减轻民生疾苦，必须从清丈土地开始。于是，他在万历六年（1578年）下令对全国各种类型的土地进行清丈。限3年完成。并规定凡是破坏清丈者，要“下诏切责”。清丈结果：垦田亩数达7亿亩，较弘治十五年（1052年）增加了28000万亩，说明把大地主豪强隐漏的土地清查出来一部分。同时核实了贵族豪绅的税款，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故张居正说：“清丈之议，在小民实被其惠，而于官豪之家殊为不便。”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张居正又实行赋税制度的改革，于万历九年（1518年）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的基本内容：赋役合并，“摊丁入亩”，“按亩征收”，“计亩征银”，按照土地实际占有情况向国家交纳赋税。一条鞭法虽然不可能彻底执行，但因为它减轻了无地农民的负担，简化了赋役名目和征收手续，使官吏不易与豪强地主通同作弊扰民，从而缓和了阶级矛盾，增强了国家经济实力，对于挽救社会危机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治理黄河，开发水利。明朝中叶以来，黄河不断决口，不但淹没了人民的田土房屋，还冲淤运河，阻塞漕运。万历三年（1575年），黄河、淮河相继决口，水患严重、修治不力，张居正“不忍坐视民之失所”，决定治理黄河，为国造福、为民解忧。他不是水利专家，缺乏治河的实际经验，便推荐水利专家潘季驯总理河漕。潘季驯以科学推算为根据，一反传统方法，提出“以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河方针。由于张居正的支持，方案得以实施并取得成功。于是被淹没的土地田庐“皆尽已出，数十年弃地转为农桑”；而且畅通了运河，便利了漕运。既减少了人民由于水患所遭受的损失和痛苦，也对当时国家的财政好转及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改善民族关系，巩固边防。明代最重要的边防是辽东、蓟门、宣化、大同一带。明初，为了防止蒙古贵族的骚扰。在永乐以后，陆续完成了北方设立辽东、大同等9个军事重镇。面临鞑靼（蒙古族的一支）贵族的骚扰，张居正力主抵抗。隆庆年间，明政府调抗倭名将谭纶、戚继光等主持蓟辽防务。蓟门是京师屏障，乃军事上的要冲，张居正任命戚继光为总兵官，守卫蓟州、永平、山海关等处。戚继光“积钱谷、修险隘、练兵马、整器械、开屯田、理盐法”，并修缮长城，增筑空心敌台，全面加强了西北边防的防务。张居正对戚继光等人的活动，给以了很大的支持，凡“欲为继光难者，辄徙之去”。经过数年的努力，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明政府多次击退鞑靼贵族的进攻，其中特别突出的是：万历二年（157年）戚继光一举打败兀良哈朵颜部酋长董狐狸的入掠并迫使其投降，“终戚继光在镇”，“不敢犯蓟门”。张居正还积极采取与蒙古族加强联系的政策，接受鞑靼的臣服，开展互市，促进了蒙汉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增进了各族人民之间的往来，发展了生产。使当时明北部数千里“无烽无惊”，“近疆水陆屯田，悉垦治如内地”。从此，约有二、三十年间，北地无战事，从而有效地保卫了国防和人民的生命财产。
整顿驿递，严肃学风。明代的交通邮政，主要依靠驿递制度，从北京到各省干线设有许多驿站，驿站按规定供应出差官吏以马匹、船只及食宿开支，而这一切负担均由沿线百姓负担。明初对驿递限制很严，非有军事大事，不许驰驿。这样人民的负担相应轻些。但中晚明年，制度遭到破坏，无论什么官吏，不管公差私事，都可随意驰驿，而且对驿站敲榨勒索、无所不为。为整顿驿递，张居正于万历三年作出了严格规定：非公差或军务不许驰驿，即使是官吏丁忧、起复、调任，也不许驰驿；出差官吏所需“轿杠车马”有一定限制，超过现定一律“不许应付”；驿站只供应旅途生活必需的“廪粮蔬菜”和“油烛柴炭”，如果另有科敛，一律追究治罪。为使政令畅通，张居正以身作则：他儿子嗣修回江陵考试，自己雇车；父亲过生日，命仆人背寿礼骑驴回乡祝贺；弟弟居敬病回江陵调理，保定巡抚发给驰驿介绍信，张居正立即谢绝，并去信说自己“欲为朝廷行法，不敢不以身先”。这样做，既维护了国家制度，又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明代地方教育比较发达，府州县皆有学校，各有一定名额的廪膳生员，这些生员由国家供给米粮鱼肉，一人入学，三人免役。到中晚明以后，增广生员、附设生员等众多名目出现，生员大增，享受特权，不少人素质很差，成为横行乡里、包揽词讼的恶霸。张居正认为，国家需要的是富有实干精神的人才，而不是浮夸之徒。因此他要求认真选择主管学校的官吏，沙汰生员，肃清学霸，这样既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又为地方百姓除了害。
总之，张居正的改革在当时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史载改革十年期间，明王朝的内忧外患基本平息，国家安定，经济发展，“太仓所储，足支八年”，太仆寺积金达4百余万，真正做到了“富国强兵”。尽管张居正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圣人，而且曾被皇帝在其死后削爵夺号。但他能顺应民心，锐意改革，于国于民有利，因而受到了后人的称赞与肯定。作为一代名相，张居正爱国为民、肩劳任怨、举废饬驰、造福社稷的功绩将永存。
富国必以本业强国必以正兵
——徐光启
1983年，上海市徐家汇附近的南丹公园易名为光启公园，公园里一座修葺一新的墓地，掩映地青松翠竹、绿草繁花之间，墓地前面矗立的墓碑上，由中国现代著名科学家苏步青手书的“明徐光启之墓”6个大字显赫夺目。这是上海市有关部门在徐光启逝世350周年之际，为纪念这位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者、爱国主义的科学家而作出的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
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上海徐家汇人。生于1562年，卒于1633年。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科学家、热烈的爱国者，也是一位著名的清官。
作为一位科学家，徐光启给后人留下博大精深的宏篇巨著，诸如我国农业科学“百科全书”的《农政全书》、贯通中西的大型历书《崇祯历书》、首次介绍西方的数学名著《几何原本》以及许多军事、水利、文学等方面的著作。这些都已成为我国古代文化的宝贵财富。其中，《农政全书》是徐光启毕生的最主要代表作，也是我国古典农业科学史中最完备的一部农业科学巨著。
徐光启生活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正值明朝统治日益腐败、政治黑暗、灾荒频仍，阶级矛盾极为尖锐的时期。为了拯救国家的贫弱、人民的困苦，缓和阶级矛盾、抵御外族入侵，维护大明江山，徐光启提出必须继承和发扬我国古代的“农本”思想。认为农业乃国家之本，“农者生财者也”，多次上疏陈说“富国必以本业”的政见。他还把自己的号叫做“玄扈”。“玄扈”原指一种与农时季节关的灰色雀类，古时曾将管理农业生产的官称为“九扈”。徐光启自称“玄扈先生”，意在重视农业生产，告诉人们在农业生产活动，他发愤要编撰一本农业百科全书。《农政全书》就是他辛勤劳动的成果。
《农政全书》脱稿于天启六年（1620年），正式校刻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全书分为12目、60卷，共60余万字。书中对我国悠久的农业传统如水利、作物栽培、土壤改良以及田间管理技术等方面，都作了比较详细的总结。尤其是提出了以积极的措施来防止自然灾害，结合合理施肥以改良土壤，推广种植南方水稻、甘薯等高产作物以增加粮食产量。这部书在我国农业科学的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首先，徐光启对前人所著的农书资料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农政全书》中“杂采众家”，为祖国的农学保留了极其珍贵的资料。为了写好《农政全书》，徐光启广泛涉猎资料，整天“目不停览，手不停毫”。据统计，徐光启注明引用的书籍就达225种之多，还有部分资料未注明征引来源。所引资料“大而经纶康济之书，小而农桑琐屑之务”。在内容上，有实用技术也有理论总结；有时期上，有前代也有当代；在篇幅上，有些是征引片断，有些是抄录全章、全篇乃至全书；在价值上，不少是罕见的或极罕见的，还有已经佚失的版本。所在这些，在农学史上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其次，徐光启不迷信、不盲目，经过自己亲自试验种植，纠正了前人的一些不正确的结论，如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认为种芜菁的节令应该是七月初种，六月、七月末种都不行。徐光启根据自己的试验发现：七月种的芜菁，虫害很多，收成甚微；而六月种的芜菁根株稍大，虫不能伤。因而芜菁应该在六月种。徐光启还亲自尝过许多植物的味道，并以此判断植物的功用。在《农政全书》中，徐光启记录了草木野菜凡414种，且大多注明了“叶可食”、“实可食”、“根可食”、“花可食”、“茎可食”，介绍了食用方法。据统计，他亲口尝过的野菜草木达57种之多。第三，注重社会调查，“虚访勤求”，不耻下问。徐光启的儿子徐骥说：“（父）考古证今，广咨博讯，遇一人辄问，至一地辄问；问则随闻随笔，一事一物，必讲究精研，不穷极不已。”徐光启“闻老农言，”记录了蝗虫的生长史；“闻老圃云”，悟出了棉花的种植方法。老农、老圃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够补充书本知识的不足，为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作为一位热烈的爱国者，徐光启给后人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徐光启早年攻研音律、书法、文学，造诣极深。踏上官途之后，深感国家的衰败、人民的贫困，于是“悉弃之”，改“习天文、兵法、屯盐、水利诸策，旁及工艺、数学，务可施用于世者”。这个方向的改变，是在其“富国足民”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写《农政全书》，徐光启正是立足于解决人民的生计和国家的富强。“对农业尤所用心，盖以为生民率育之源，国家富强之本。”在入仕为官时，他为了拯救贫民荒年之急，“令天下无饿人”，托人从福建带来甘薯种块，亲自在家乡种植，成功后又大力推广；为了解决江南人民的繁重赋税，减轻人民的负担，他主张种植棉花等经济作物；为了资民生日用，助国家课利，他又大力提倡广种茶树。也是为了让贫苦人民在荒年灾月能得到温饱，他亲尝了数十种救荒植物，并在《农政全书》中专门写了“荒政”篇，记录了数百种救荒植物。徐光启加入天主教，有人认为是单纯的宗教信仰，其实，他还有更重要的目的，那就是为了从西方传教士那里学到更多的科学知识，介绍给祖国人民，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他同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一起翻译《几何原本》（前六卷），是因为他感到数学“无不赖以为用，用之无不尽巧极妙者”，可以“济时适用”。例如数学与天文气象、测量和水利、音乐、军事制造、会计、建筑工程、机械力学、舆地测量、医学、钟表制造等存在极为密切的关系。他说，数学应于天文气象上，“则一切晴雨水旱，可以约略豫知，修救修备，于民生财计地大有利益”。数学运用于水利上，“可以测量水利，一切疏浚河渠，筑治堤岸，灌溉田亩，动无失策，有益民事。”因而他不仅致力于数学研究，还大力提倡人们学习数学。他与另一位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撰写的《泰西水法》，也是为了学习和运用西方水利学原理和工程学知识，来达到“富国足民”的目的。徐光启看到农民决心要创造一种先进的水利器械。当熊三拔为其真诚爱国、爱民所感动，向他讲授了西方的龙尾车、玉衡车、恒升车等器械之后，他便节衣缩食、反复试验，成功地仿造出来。如玉衡车“一人用之，可当数人，若以灌畦，约省夫力五分之四。高地植谷，家有一井，纵令大旱，能救一夫（百亩为夫）之田；数家共井，亦可无饥饿流亡之患；若资饮食，则童幼一人，足供百家之聚也”（《农政全书·卷十九》）他撰写《拟上安边御虏疏》等长篇军事论文，也是苦于倭寇践国土而提出的具有远见卓识的观点。徐光启的家乡上海，是遭受倭寇扰乱的地方，他青年时代就以天下为己任，“时览兵传”。入翰林院时，徐光启对国家前途无限关切，“时时窃念国势衰弱，十倍宋季。每为人言富强之术：富强必以本业，强国必以正兵。”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努尔哈赤在东北大败明军，京师震恐，徐光启满怀爱国热忱，痛切陈词，表示自己“志图报国”的决心，并提出“正兵”的措施，亲自担任兼河南道监察御史，直接管理练兵事务。在军费拮据、“兵欲哗为乱”的情况下，他倾其所有“捐俸金四百余两”，表现了他炽热的爱国之心。
作为一位著名的清官，徐光启给后人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徐光启晚年曾官至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又兼礼部尚书，相当于间相之职。尽管他职高位显，生活依然极其简朴，逝世后，“盖棺之日，囊无余资”，“官邸萧然，敝衣数袭外，止著述手草尘束而已”，“获视含殓，视笥中惟敝衣几袭，银一两而已”。这就是说，一两银子、几件旧衣服、著述手稿，就是徐光启留给他家人的全部遗产，就是一位宰相官为宦多年的全部家当。正如有人评价的那样：“古来执政大臣，廉仁博雅，鲜公之比！”
（许友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