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4年4月22日，根据英王威廉第四的敕令，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权与管理权，其中主要是垄断鸦片贸易和贩卖茶叶的特权被正式取缔，从此，东印度公司便中止和禁绝了一切商务活动。公司垄断权的被废除，使鸦片贸易向英国私人企业开放，任何英商都可到中国自由贸易，这就对他们敞开了“金果园的大门，在这种情况下，就开始了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鸦片贩子向中国猖狂走私偷运鸦片的时期。鸦片走私不仅在数量上呈现惊人增长速度，范围还由伶仃岛扩大到广州城外及东南沿海。马克思指出，1834年“在鸦片贸易史上，标志着一个时代。”这个猖狂偷运走私鸦片的时期一直持续到1839年3月28日英国总监督义律向中国钦差大臣林则徐递禀呈缴鸦片，才算告一段落，总共约有5年之久。
由鸦片贩子们组成的私人企业，自1834年东印度公司退出广州后，就像雨后春笋般增长起来，大有方兴未艾之势。如英国的商人团体，由1833年的66个增加到1837年的156个，在短短4年的时间里，便增加了90个。此外，英国人的洋行也增加了不少。当时广州有5家臭名昭著的私人企业，它们是怡和洋行、宝顺洋行、伦敦东印度中国协会、曼彻斯特商会、旗星洋行。这些洋行、协会等企业全部参加了鸦片走私贸易。
当鸦片贩子们涌向中国的同时，也在鸦片走私的方法上钻空子。首先，他们扩大走私范围，从伶仃岛到中国东南沿海，到处都有鸦片走私船。英国的鸦片贩子孖地倍是这方面的开拓者。他最早决定派遣“一个远征队去中国东海岸开辟鸦片走私新市场”。远在1823年，曾有一艘1200吨的双桅船驶向福建泉州。孖地倍在该船归来时写到“106天的辛苦果实虽然不大，可是却展开了一个充分鼓舞着我们冒险再干一番的前景”。果然，他的第二次冒险，给他带来了巨额收入。随后，他便命令停泊在伶仃岛的趸船吃船沿海驶向北方，进行鸦片走私买卖。从1828年起，差不多所有船只，都按照吃船的航线跟踪而至，从此，鸦片贸易已不仅仅局限于广州一隅，而是开始向我国东南沿海发展了。由于沿海走私鸦片的利润高，现款交易，又能避开中国的广州官商。因此，他们就如饥似渴地来到东南沿海，吮吸中国人民的财富。
其次，为了把沿海鸦片走私纳入一个正常的方式，美国的鸦片贩子们还特制了一种飞剪船，这类船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这类船只必须建造得比其它任何船只的速度都快；第二、这类船只一律装以重武器。它有足够的火力，与中国船抗衡：“一两艘官船决计把我们赶不出航线”。同时，飞剪船可以不受印度洋季风的影响，逆季风航行，因而能在一季内自加尔各答运到伶仃岛大量鸦片，一年中可在中印之间来回三次，且无论在速度和载重量上，都比一般鸦片走私船高得多。
第三、是广州水路走私的发展。原来，伶仃岛走私情况本是英美鸦片贩子把鸦片运到趸船贮存，再由中国奸商凭提单到趸船取货，自雇小船运到广州大窑口。现在，情况大变，英美鸦片贩子开始自己从伶仃岛趸船上走私，在岸上向买主交货。这种无拘无束的情形，越演越烈，很快就有大批外国船只或是由外国人控制的船只，以“客船”身份出现在虎门以及内河上，从城东虎门到城西的花地，沿河各处差不多都有这种贸易的市场。这种深入堂奥的鸦片走私活动一天比一天猖狂，肆无忌惮，大有野火燎原之势。有的竞发展到武装冲突，直接危及中国的海防安全。
英国兵船在中国沿海游弋，窥探伺机，引起了中国政府的注意。1834年，闽浙总督程祖洛曾上书清政府报告东南海岸英船游弋交易的情况。为此，1834年5月，清政府颁发上谕。
“……据称：福建省洋面、向有私造草鸟等船匪徒，伺劫出洋，最为民害。……夷船诡名不一，阳以求市为名，实则图贩鸦片。复有内地奸民驾船接应，彼此获利，夷船之来日多，甚有奸民之贸易广东者，习学番语，即在澳门交接夷人，勾引来闽。地方文武官员不知认真查察，遇有夷船往来，仅以一报了事。近来严禁鸦片，较前查拿甚紧，该夷船不能获利。又素闻奸民通信，以内地官员驱逐夷船，不肯用火器攻击，致以心存藐视，有不遵驱逐之事。而夷船一见官船，反敢施放枪炮，肆意拒捕。向来内地官员驱逐夷船，曾经降旨，不准用炮轰击，原期于示威之中，仍寓于怀柔之义。乃该夷船遇有官船驱逐，竞敢施放枪炮，且该夷人船只较大，外洋路径本所熟悉，官员驾驶小船，洋面不能遍识，又复遵旨不敢擅用火器。应如何防范，应为妥善处理。
……严饰水陆文武官员，认真巡查，毋许夷船阑入内洋，并严饰查口岸，不准一人一船行驶出口扰傍夷船，接济贩卖。倘稍有疏纵，官则枷号海滨，兵役及本犯当场枭示，从严惩办，毋稍姑容。”
面对中国政府的强硬态度，英国的鸦片贩子们视而不见，仍然我行我素，将兵船开入中国的禁区。1834年，两艘英国兵船公然闯进珠江口，深入到通向广州的内河黄浦，广东守军因武备长期废驰，仓皇失措，只好放空炮壮胆，恐吓侵略者。清政府得知此事后，将疏于防范的广东水师提督李增阶免职查办，任命关天培为广东水师提督。整顿广东武备，加强防务建设。
关天培到任后，立即视察了广东的防务，亲历各要塞察看，经过数月调查，制订了一套整顿广东海防的计划。1835年5月，与两广总督卢坤一起上奏：“查虎门炮台筹议增修，请添铸6000斤以上大炮40位，酌派各台应用，并将南山炮台前面余地添筑石基，建设月台，移置炮位，横档背面山麓及对岸芦湾山脚各建炮台1座。其大角、沙角两处，作为了望报信之台，自南山炮台起至大虎炮台，分作三路防堵。一闻信炮，即分上中下三路轰击。”这一建议，得到了道光皇帝的赞许，关天培立即抽调人力，加紧建设，依山傍势，采取各种措施，增强炮台的防守能力。
当时，虎门是广州的天然屏障，位于珠江口，它易守难攻。虎门有大角、沙角、南山、镇远、横档、永安、巩固、大虎山、蕉门和新涌10个炮台，扼守着从海上进入广州的唯一通道。但是，这些炮台炮位少，炮身小，年久失修，设备陈旧，不能发挥应有的防守能力。关天培添铸6000斤以上大炮40门，分配到各炮台使用。南山炮台建在山顶，威力不及其它炮台，炮位高，命中率低，他就在南山炮台的山脚下修筑规模较大的威远炮台。镇远、横档两炮台，石墙石地炮弹射来，石头迸裂四溅，难免伤人，不利防守，他就对这两个炮台加以改建，用三合土筑成内外八字式炮眼。有些炮台，大炮下面垫的是粗石，高低不平，大炮难以运转。他便指挥人力，改用土垫，再铺上细沙，使大炮的挪移滑动轻松自如。
关天培修建虎门10个炮台，极大地提高了炮台的作战能力，加强了虎门的防御能力，在以后的对英作战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他还详细研究兵书，思考攻守谋略，绘制了10个炮台的形势位置图和师船的攻守策应图，署成《筹海初集》4卷，让将士们熟谙，提高将士们的临战应变能力。
广东水师原是一支战斗力很差的部队。老兵冗员多，遇战张惶失措，心理素质很差。平时不操练，官吏多昏聩。甚至还有吸食鸦片的官兵。关天培上任后，针对此种状况、裁减冗员，增添巡洋兵丁及巡洋兵船。军内严禁吸食鸦片，有违令者斩。并亲督水师官兵到各炮台操练，一天一操，风雨无阻。
1835年7月，他上奏朝廷：“整顿捕务，请增改营制：一、南雄州韶州府属与湖南连界，河道应添汛防；二、惠州府、连平州宜移设员弁；三、廉州府属台汛兵丁，应水陆互易，并匀拨牟兵巡防；四、琼州府属之儋、崖两州应添设巡洋兵船。”这些建议得到朝廷的采纳。
为了筹措士兵操演军费，他与邓廷祯一起上奏：“防夷经费请于每年2月杪，八月初分饰本标准备。率亲兵500余名，分赴威远、镇远横档、大浇、永安、巩固6炮台，练习实弹，其大角、沙角炮台等处，共兵640兵，每次操演10日为度。计每年需用正顶及另加犒赏银6700两，均由纱产变价生息，及裁撤巡船节省顶下拔结”。这条建议被朝廷批准。
从此，在关天培的率领下，广东水师战斗力不断提高，广东沿海防务“形同虚设”的局面有了很大的改观。在关天培担任广东水师提督期间，也就是鸦片战争爆发前6年里，广东海疆防卫非常稳固。
1834年，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贸易垄断权被取消后，英国政府在广州设了监督处，负责管理英国臣民的对华贸易。当时，英国的外交大臣麦尊在给第一任总监督律劳卑的训令中，明确提出了他此行的3个目的：一是推销鸦片，不要干涉和阻挠鸦片走私；二是开辟商埠，设法推广英国的商业势力到广州以外的其它地方；三是取得海军据点，在中国沿海找一些地方，以便敌对活动一发生，英国海军可以安全活动。同时，他要求律劳卑到任后“应立即以公函通知总督”。由此引发了一场中英间的轩然大波。
清政府当时的一套通商制度是为外国商人所熟悉的。其中特别是具禀问题的规定很严格。凡外国商人有意见或要求，一律采用禀帖形式，由行商代为转禀。如系控告行商或行商截留信件，也允许外人把禀贴提交地方官衙门。这本是属于办事方法的细节问题，但清政府却十分重视，规定只能用禀贴，不能用公函，认为这有关国体和体制，来不得半点含糊。
从当时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封建社会和中国皇帝历来以天朝自居这一点来看，这是对外关系上的一种不平等态度。但当时巴麦尊硬要律劳卑采取公函方式，把他自己由一个纯粹的商务监督即中国人心目中的大班身分，变成一个代表英王的使节身分，这势必要破坏中国的既定规章制度，触犯中国行之多年的成规。按理说英国外交部知道以前历次使节出使中国的历史，何况英国政府没有发给律劳卑一件证明使节身分的凭证，以便呈递中国皇帝或地方官吏，甚至连任命律劳卑一事也没有通知北京中央政府和广东地方当局，而律劳卑又要行使使节的权力，有谁能承认他呢？巴麦尊要律劳卑禁止使用禀贴，而采用公函的方式通知两广总督的训令，无疑是对中国的一种挑衅行为。
1834年7月26日，律劳卑派阿斯迭去广州城门投递公函，掀起了一场中英之间的“公函风波”。两广总督卢坤在给清朝的一封奏章里，比较详尽地介绍了当时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