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从来就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它给予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以重大的影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名言，表现了志士仁人勇当国难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爱国热情。
急中生智退秦师
——弦高
弦高是春秋时期郑国商人，以贩牛为业。当时秦国将领杞子协助镇守郑国的首都——新郑的北门（三年前郑国大夫烛之武离间了秦晋两国，挽救了郑国之后，把子就被派往郑国协助驻守北城）。公元前627年，晋文公与郑文公先后死去，杞子以为这是里应外合灭亡郑国的好机会，便差人密告秦王：“郑国北门在我手中，若派兵速来偷袭，不难马到成功。”秦穆公接到杞子的密报后，力排众议，认为用兵之道，贵在神速，前怕狼，后怕虎是不能成大事的。于是他任命孟明视为主帅，西乞术、白乙丙为副将，率领兵车3百，偃旗息鼓，悄悄地向郑国进发，一路上竟未遇到什么阻挡。不久便踏入了南接郑国的滑国境内。
弦高此时正赶着畜群去周朝的首都洛阳做生意，走到滑国境内，得知秦师将偷袭郑国，不禁心焦如焚。他想到泰国是虎狼之国，而郑国国君新丧，毫无准备，怎能抵挡得住强大的秦军呢？赶回去报告，已来不及了。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一定要设法解救。他急中生智，想出一条缓兵之计：一面派人日夜兼程回郑国报告敌情，一面直接迎上秦军，向孟明视奉上熟牛皮四张，肥牛12头，假托是奉了郑国国君之命前来犒劳秦军的郑国使臣。并友善地说：“敝国国君听说三位将军远道而来，因时间匆促，不及修书，恐迟了有失迎接。特派小臣赶来在此敬候，先赠薄礼一份犒劳贵军，物轻义重，务请赏光。”孟明视听后大吃一惊，只得随机应变，顺水推舟地收下礼物后搪塞说：“听说贵国国君新丧，吾君为防止晋国乘机进犯，故派我来协助防卫。”弦高镇静地说：“郑国处于秦晋大国之间，不得不日夜警戒，不怕有来犯者，请将军放心。”秦军本欲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与杞子里应外合进行偷袭。如今大军才入滑国，郑国就派了使者前来迎接，又听说郑国早有戒备，估计难以强攻，又怕久围不下，后继无援，陷大军于困境。孟明视便又虚与回应道：“如此说来，郑国不用我们援助了吧！”弦高答道：“敝国虽然实力单薄，为贵军的到来早已经作好了准备，若你们想在郑国驻扎，我们就准备住房和粮草；只是路过，那就负责一夜的警卫。”孟明视只好说：“我们这次来是为帮你们防止晋国侵犯的，既然你们早有防备，我们就班师回国了，你们不必费心，就请回吧！”于是秦军灭滑国西还，半道上却被设伏的晋国军队以全部歼灭。
再说郑穆公接到弦高的紧急报告，十分震惊，立即布置城防，加强戒备，并派人到北门侦察秦军的动向，了解到秦军正在收拾行装，厉兵秣马，到处笼罩着一片备战气氛。郑穆公当机立断，立即给秦国将领杞子下了逐客令，杞子知道军机已经泄露，只得连夜撤走。郑国因此度过了一次危机。
弦高是一个普通的商人，在国难当头之际，临危不惧，舍财施计，智勇双全，显示了非凡的胆略和机智，终于以一颗爱国之心，计退秦师，保卫了国家的安全。而当郑穆公要奖赏他“存国之功”时，他却“辞而不受”。
忧国忧民立“论”上“策”
——贾谊
贾谊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政论家。雒阳（今河南洛阳）人。生于公元前200年，卒于前168年。
贾谊18岁时，就以文才著名于洛阳。河南太守吴公听说他才能出众，把他召置到自己的身旁。汉文帝即位，征吴公为廷尉。吴公极力推荐贾谊年少多才，通各家之书。文帝求才若渴，年仅20的贾谊就被文帝召为博士。在这期间，又因贾谊成绩卓著，一年之内被提升为大中大夫。得到文帝的信任后，他雄心勃勃，想在政治上来一番改革，使汉朝更加统一富强，他的政治见解得到文帝的重视。贾谊对当时一些重大政策的制订、颁布和实行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文帝为充分发挥他的才能，还准备进一步提拔他。但是，这些锐意改革的措施，必然要触动达官显贵的政治、经济利益，于是，权臣周勃、灌婴、冯敬等人群起而攻之，说他“年少初学，节欲擅权，纷乱诸事”。文帝不明真象，把他贬为长沙王太傅。在赴任途中，贾谊既被谗谪官，“意不自得”，渡湘水时有感于屈原当时报国无门的处境，再加上自己的处境与心情同屈原相似，于是作《吊屈原赋》以自喻，借古人的不幸遭遇抒发自己的感慨，字里行间流露着愤世嫉俗和怀才不遇的思想感情。
贾谊在长沙生活了3年之后，又被文帝召回京师。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文帝召见贾谊，问他“鬼神之本”。贾谊便讲述鬼神的由来。至半夜，文帝听得入神，竟移动坐席向前倾听。唐代诗人李商隐对这件事不胜感慨，写了《贾生》一诗：“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就在这年，文帝任贾谊为其爱子梁怀王的太傅。前169年，梁怀王骑马失足跌死，贾谊受到刺激，一年后忧郁而死，年仅33岁。
贾谊登上政治舞台时，正是西汉历史上一个重要发展时期，刘邦建汉几十年后，经过休养生息，社会经常正在全面恢复，中央政权的力量也在逐步加强。与此同时，刘邦所封的同姓王，这时已开始强大起来，渐渐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对中央威胁很大。北方的匈奴，虽与汉朝有“和亲”关系，但还是经济伺隙骚扰，“数为边害”。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贾谊力主加强中央集权，抗击匈奴，巩固统一，是很有见解的主张。
西汉初年，统治阶级对于秦朝的灭亡，一直引为教训，并不断总结这段的历史经验，探求巩固西汉王朝的途径。贾谊所写的《过秦论》是其中影响最大，而又最有代表性的文章。在《过秦论》中，贾谊肯定了商鞅变法的历史贡献，赞扬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作用。他还充分肯定秦始皇抗击匈奴，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的功绩。至于为什么秦朝如此强大，而又迅速灭亡了呢？贾谊认为秦朝统治者只知“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赋敛无度”，而不能很好地运用软硬两手策略。贾谊这个论点，在当时统治层中，是很有代表性的。汉朝改行“霸王道杂之”的政策，正是有鉴于此。贾谊还指出：陈胜、吴广起义，“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影）从”，一举推翻秦朝，说明了“自古至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他从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要汉朝统治者以秦速亡为戒，掌握“牧民之道”，调整好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使“狡猾之民”、“不轨之臣”、“暴乱之奸”对汉朝统治阶级的危害，都能及时消除。
贾谊针对诸侯王权势过大，可能危及治安的问题，向文帝上《治安策》，提醒文帝注意。并建议：“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把各封国皆分化小，封给原来诸侯王的子弟。这样，封国小了，也就容易控制。“力小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从全国说来，中央驾驭诸侯，将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这才可能加强统一集权，而求得长治久安。
对于匈奴的长期骚扰，贾谊主张坚决抗击。他建议设立专门机构，统筹抗匈斗争。他在《论积贮疏》中，还积极主张屯粮贮粟、长期准备力量，一旦有事，才能“以功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贾谊还提出与匈奴贵族“争其民”的策略，主张把匈奴贵族与其下属臣民区别开来，尽力争取其下层，使匈奴贵族“无臣之使，无民之守”，陷于孤立，然后一战胜之。他的这些主张，只要运用得宜，是会有积极作用的。
贾谊的政论文章锋芒毕露，切中时弊，文笔雄放恣肆，挥洒自如，不仅叙事清楚，说理圆畅，而且颇有文彩，没有枯燥乏味的感觉。对当时及后世政治都有一定影响，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一定地位。
富国强兵巩固边防
——晁错
晁错是西汉政论家。颍川郡（今河南禹县）人。生于公元前200年，死于前154年。
晁错在年轻的时候曾经从张恢学习过申不害、商鞅的“刑名”学说，又随从伏胜学习《尚书》。青年时代的刻苦攻读，为以后的从政和著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汉文帝统治期间，他因通晓文献典籍任太常掌故，后为太子（景帝）舍人，他以善辩得到太子的赏识，太子称他为“智囊”，对他十分器重。随后又因参加贤良对策获得高第，被提升为中大夫。
当时，诸侯王势力强大，危及中央集权。匈奴贵族又屡犯边疆。为了加强西汉王朝的统治，保卫边疆，使人民安居乐业，晁错多次向文帝上疏。如先后上了《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募民实塞疏》。晁错主张抗击匈奴。在《言兵事疏》里，他分析了匈奴和西汉各自的长处和短处。首先概述匈奴“叛人边地”一再侵扰陇西的历史。认为，只要选择良将，匈奴是可打败的。然后根据战争的一般规律，提出“得地形”，加强对士兵的训练，使用锋利的兵器，是克敌制胜的三个重要条件，并分析了三者之间的关系。根据汉、匈奴双方彼此的长处、短处，他强调要以汉军之长，击匈奴之短，才能取胜。他还建议团结好边疆的少数民族，共同抗击匈奴。在《守边劝农疏》和《募民实塞疏》中，晁错提出了“徙民实边”的主张，即以大规模移民到边疆定居，让他们一边从事生产，一边进行军事训练，以守卫边疆。晁错的建议，结合实际，分析透辟，当时就很受文帝赏识，还赐给盖着墨印的诏书，专门嘉奖一番。
公元前168年，晁错又向汉文帝上了《论贵粟疏》和《减收农民租疏》。晁错提出了“重农”的主张。他认为，鼓励农民从事生产，减轻赋税，广积粮食，充实库稟，防备灾荒，就会取得老百姓的拥护。而当时尽管法律上重农轻商，但商人仍旧富贵，农民依然贫贱，而想要改变这种本末倒置的现象，只有“贵五谷而贱金玉”，实行“以粟为赏罚”。即凡是能向国家交纳粮食的，可以受爵，可以免罪。能交纳粮食的就让他们成为富人，富人通过纳粮受爵，国家就能获取粮食，从而可降低向农民征收的赋税。这样就能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粮食生产，粮食有保障，国家就富强了。农民就要安居乐业了。晁错认为这是一种“取有余补不足”的办法。这一主张受到汉文帝的重视，对汉文帝时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晁错的政治活动主要是为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而进行的削藩斗争。刘邦的建立汉王朝后先后消灭了几个威胁较大的异姓王，企图通过宗族关系来维护刘氏王朝。但是，到了文帝时，他们的经济、军事实力有了较大增强，也渐萌政治野心。其中以刘邦的侄子吴王刘濞实力最强，野心也最大。文帝和景帝时，西汉中央政权同各王国之间的矛盾已渐趋尖锐，于是就出现了削藩与反削藩的斗争。
文帝统治时，晁错曾多次上疏，提出削弱诸侯王势力、更定法令的主张，但未被采纳。公元前157年，景帝即位后，晁错曾担任内史，对朝廷的法令制度作过许多修改，后又升任御史大夫。这时，诸侯王更加跋扈，对汉朝中央政权造成严重威胁，晁错力主强化中央集权，削除割据势力。他上书景帝，指出吴王刘濞“乃益骄恣，公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逆”，劝景帝迅速派兵讨伐：“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汉书·吴王濞传》）景帝接受了晁错的意见，采取了一些削弱诸侯蕃镇的措施，轻重不等地处分了心怀鬼胎的赵王、楚王、胶西王等。以吴王刘濞为代表的诸侯王，对“削藩”政策十分恐惧，便联合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等诸侯王，打着“请诛晁错，以清君则”的旗号，发动了“吴楚七国之乱”。
袁盎曾为吴相，又与晁错不和，就趁机诬陷晃错，请杀晁错以与吴王刘濞讲和。景帝被袁盎的谗言蛊惑，应许牺牲晁错，以求吴、楚等七国罢兵，将晁错腰斩。可是吴、楚七国并未因此罢兵。景帝后来追悔莫及，随下决心镇压七国之乱。他派太尉周亚夫统率大军，经过3个月的征战，终于平定了吴楚七国之乱。
晁错的政治主张客观上符合当时的社会发展要求，虽然当时未能全部实行，但却为以后汉武帝清除诸侯王割据状态，完成汉王朝政治、经济的真正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晁错所著述的《募民实塞疏》、《论遗粟疏》、《守边劝农疏》、《言兵事疏》，议论犀利，分析深刻，被鲁迅誉为“西汉鸿文”。
文才横溢爱国情真
——韩愈
韩愈是唐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南）人。生于768年，卒于824年。他的远祖是河北昌黎人，所以自称“昌黎韩愈”。出生在一个中小官僚的书香门第，3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是他的嫂子将他抚养成人。他7岁便开始读古籍，刻苦好学，而对当时流行的专重于声律对仗的骄文却非常讨厌，所以他以恢复古文为己志，到15岁，便写得一手好文章。
贞元二年（786年），韩愈19岁时参加进士科的考试。当时考场营私舞弊的情况很多。韩愈这样一个贫寒书生，是很难被录取的。所以，从贞元二年到贞元七年参加了3次进士考试都落榜了。直到贞元八年，韩愈参加第四次进士考试，由于主持这次进士考试的是正直贤明的礼部侍郎陆贽，他才得以登第。
韩愈中进士4年后，从宣武节度使董晋徵为属僚，后官至吏部侍郎。韩愈发言直率，曾几次上书指评时弊。贞元十九年，关中大旱人饥，黎民百姓饿死甚多。这时，韩愈任监察御史，他到民间私访后，心情异常沉重，写下一篇奏折，奏请免去灾区百姓赋役。这本是为民请命的好事，却得罪了当权者京兆尹李实。唐德宗昏庸不辨是非，听信谗言，贬韩愈为阳山令。被召回后，又因阻谏宪宗迎佛骨，几乎被处死，再次被贬为潮州刺使。不久，他又被调为袁州刺使。虽然多次受贬，但他每到一处都不忘为百姓办一些好事。看到一些州县的豪门地主对农民敲榨勒索，农民交不起地租或还不了债，就得把子女作为人质抵押给豪门地主，如果到期无力赎回，这些人质就终身沦为奴婢，供他们驱使。韩愈对此非常气愤，立即下令，凡没钱去赎人质而沦为奴隶的“准律计佣折直”，就是说，可将在债主家做的工计算报酬，用以把人赎回。这样，一时放免700多人。
长庆元年（821年），53岁的韩愈重返京都。韩愈回京后，政治地位渐升，曾任吏部侍郎。这时，他在政治上的表现主要是为统一国家出力。韩愈宣抚镇州（今河北正定）兵变，曾被苏东坡称赞为“勇夺三军之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