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庆二年秋，韩愈被升任兵部侍郎。这之前，成德兵马使王庭凑叛乱，杀了原节度使田宏正自立，朝廷命令牛元翼等前去征讨，谁知一直到长庆二年仍不能获胜，牛元翼反被包围。后来朝廷无能为力，只得封王庭凑为成德节度使，并派韩愈前往宣抚。当时大臣都知道这等于让韩愈去送死。进入镇州，韩愈直入叛军大营。王庭凑如临大敌，让士兵披甲带盔，持枪按剑，“迎接”韩愈。接入公堂后，又故意让大批将士拥入，威胁韩愈，授意士兵责问说：“我们承德军先太史曾替朝廷击败宋谄，血衣至今还在，有什么对不起朝廷的？为什么现在把我们当成叛军讨伐？”韩愈镇定地说：“我还认为你们不记得先太史的事情了呢，原来大家都还记得，这就太好了！究意是忠顺好不是叛乱好，不必讲远，就拿大宝以来这几十年的例子说吧，安禄山、史思明、李希烈、朱谣、吴元济、李师古这些叛臣，现在还有子孙在世吗？还有做官的后代吗？”士兵回答：“没有了。”“你们的先太史王武俊归顺朝廷后，就封他为节度使，一直到中书令。子孙都封了官，个个富贵荣耀，这些都听说过吧？”士兵们答道：“都听说了。不过田宏正太苛刻，所以才反他。”韩愈说：“就算如此，你们不是已经杀害了他，连他的全家都杀光了吗？你们还有什么说的呢？”众士兵都认为韩愈说得有道理，王庭凑也想到淮西吴元济的下场，心里也怕了，便对韩愈说：“你这次来，到底要我怎么样呢？”韩愈反问：“你们把牛元翼围困这么久到底想干什么？”王庭凑说：“我马上就撤除包围。”韩愈一看此行目的已达到，便说：“真要这样，你也就没事了。”后来牛元翼果然得到解脱。韩愈的镇州之行表现得有胆有略，更证明了他并不仅仅是一个只会写文章的书生。
韩愈的一生，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拥护王朝统一；提倡“仁政”，反对官府对人民的聚敛横行，要求朝廷宽免赋税徭役。“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具有较强的政治热情。思想上，维护儒家传统思想，主张排斥佛教、道教，强调自尧舜至孔孟一脉相承的道统。文学上，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继承先秦两汉散文传统，反对专讲声律对仗而忽视内容的骈体文。其基本出发点是文道合一而以道为主；其文体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力求创造一种融化古人词汇语法而又适合于反映现实、表达思想的文学语言；同时力求用这种新颖的文学语言创造一种自由流畅、直言散行的新形式。
韩愈一生在政治上并不得志，应举觅官，屡遭谗谤，进寸退尺，终无所成。因此发愤治文，以抒满腔抑郁悲愤之情。经济上的压迫政治上的失意，社会的黑暗，都促使他向文学上发展，并在文学上干出了一番事业。可惜韩愈只活到57岁，就离开了人世。
先天下之忧而忧
——范仲淹
范仲淹，字希文，吴县（今苏州）人，生于989年，卒于1052年。少年时代家境贫寒，常常只能吃到稀粥和咸菜。但他很有志气，发愤自学，慨然有志于天下。每当议论到天下大事，总是慷慨激昂，奋不顾身。他刚直不阿，办事负责，不因个人利害关系而改变。宋仁宗统治期间，江淮、东京一带大旱，百姓饥馑困苦不堪。这时范仲淹宴饮作乐，不予理睬。范仲淹便质问仁宗：“陛下要是半天不吃喝，那是什么滋味？眼前有好几路地面遭灾缺粮，怎能置之不问，不加抚恤？”仁宗被问得答不上来，只得派他去赈济百姓。
作为北宋由盛到衰的转折时间，社会矛盾非常尖锐，他很为之担忧。认为必须改革。天圣九年（1027年），还仅仅是一个监楚州粮料院小官的范仲淹，就向朝廷上了一份长达万言的《上执政书》，指出，当今急务乃“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也”。要求从这6个方面改革。但由于当权者是些因循守旧混日的人，因此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纳。景佑三年（1036年），他又弹劾守旧派宰相吕夷简，指责朝政，结果被扣上“越职言事”的罪名，并遭贬。虽然如此，但他毫不在意，依然不断直谏。三年后复职，又担任对付西夏的军事重任。路过京师时，宋仁宗劝他同吕夷简破除前憾。范仲淹郑重地说：“我从前议论的是国家大事，同吕夷简并无芥蒂。”后来，范仲淹和吕夷简两人的关系果然和好如初。
1038年冬，西夏统治者元吴自称皇帝，向宋朝的延州（今延安），环庆（今环县、庆阳）一带发动进攻。西夏是西北羌族建立的政权，统治者历来为宋朝廷封以官职。元吴称帝后，朝廷决定免去他的官职，派范仲淹以龙图阁直学士的身份会同韩倚主持对西夏的防务。范仲淹到陕西后不久，就前往同西夏对峙的前沿地带。那里，不久前曾遭受过西夏的进攻，人心不安定，随时准备逃亡。朝廷派去的官员，都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避免前去。范仲淹却决定亲自留下来，负责延州一带的防务。
对于西夏的侵扰，北宋朝廷多数官员主张发大兵征讨。范仲淹根据当时陕西战备不足，风沙之区难于作战、难于取生的情势，一反众议，主张采取“招抚”政策，以防御为主。并改变依次由职位低的将领首先出战的用兵方法，将延州的18，000军兵分为6支，每支3，000人，由一个将领指挥，根据敌方兵力强弱相机出战。在修缮城池、加强防务的同时，积极招抚各少数民族，并一体对待，还为归附的西夏人民解决土地、耕牛、粮食等实际问题，使他们安居乐业。允许他们进行农产品和生活用品的买卖，以互通有无。对少数民族首领率众归附的，范仲淹总是以诚相待。由此团结了边境羌族等各少数民族，羌人尊称他为“龙图老子”，西夏人也说他“胸中自有数万甲兵”，西夏军队也不敢轻易发动进攻了。西夏王元吴搞假议和，范仲淹写了《答元昊书》晓以事实利害，宋、夏终于达成庆历和议。
西北局势虽然稳定了，但宋朝内部矛盾继续加重，官僚机构庞大、臃肿，军队不断增加，财政发生危机，人民的反抗越来越激烈。而以宰相吕夷简为首的旧派腐败无能，束手无策。1043年仁宗任用范仲淹为参知政事。他联合富弼、欧阳修等提出择长官、均公田、修武备、减徭役、兴水利等10条建议。其中大部分主张为仁宗采纳，以诏书形式颁发全国施行。是谓“庆历新政”。“新政”着重于改进吏治，限制大官僚的特权，遭到大官僚和守旧官吏的反对。以致“新政”仅施行一年，就因守旧派的围攻和仁宗的动摇而失败。他被罢职，出任陕西四路安抚使，再次防御西夏。庆历六年贬官邓州时，虽已离开朝廷，在《岳阳楼记》一文中，他以千钧笔力，写下了平生几起几落而始终不渝的信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两句话，不仅概括了范仲淹一生坚持进取，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情操，而且道出了中华民族一切志士仁人不计个人得失，为国家民族献身的美德。
爱国赤诚寸心至死如丹
——陆游
陆游是南宋时一位著名的爱国诗人，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生于1125年，卒于1210年。面对北宋灭亡，金兵南侵的时局，随其父陆宰及全家老小流离转徙，四处避难，饱尝离乱之苦。少年陆游的心里感到非常难过。过早地使这个少年懂得了民族压迫的苦难，在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爱国的种子。
陆游的父亲陆宰是一个具有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的官员。同他交往的也多是优国优民的志士仁人。在一段时间里，这些人经常在陆家畅谈国家兴衰、民族危亡的大事。当他们谈到抗金的民族英雄岳飞被秦桧所害，爱国抗敌反而有罪时，有的拍案大骂，怒发冲冠，有的义愤填膺，怆然涕下。少年陆游看到这情景，深深地为父辈们的爱国激情所感动。陆游自幼勤奋好学，特别注意攻读兵书、学练剑术。每当父亲同那些友人学者，秉烛清谈、议诗论文时，正是他增长见识的好机会。他总是不声不响地坐在一旁，凝神倾听，铭记心坎。这种家庭亲友间的爱国思想和高尚情操，他对耳濡目染，熏陶默化。因此，陆游很早就立了“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报国壮志。
青年陆游想通过科举考试，求取功名，以便实现尽忠报国的抱负。1153年，他到临安参加礼部考试。恰巧秦桧的孙子秦埙也参加这次考试，主考官陈阜卿秉公判卷，取陆游为第一名，秦桧大为恼怒。第二年举行复试，主考官魏思逊等人在秦桧的授意下，把陆游的名字一笔勾去，恬不知耻地把自己的孙子秦埙取为第一名。陆游气愤地回到家乡。第一次仕途的攀登虽然失败了，但他对权奸的丑行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不久，秦桧病死，人心大快。朝廷为了抚慰人心，一方面把秦桧一党的人罢职，另一方面，也相继起用一些曾被秦桧迫害的主战派人物，陆游在政治上也逐渐受到重视。孝宗赵□即位之初，表现出了“锐意恢复”之心。曾亲自召见陆游，陆游请求孝宗振肃纲纪，不要让诏令戒敕之语成为一纸空文。孝宗称赞说：“游力学有闻，言论剀切。他多次对朝政提出积极的批评建议，比如在人材的任用上他就提出“惟贤乃可以知贤”，所以首先要选择使用那些“有才智学术之士”；也不应有“重南轻北”的倾向布要举“赵、魏、齐、鲁、秦晋之遗才，以渐试用，拔其尤者而任之，庶上遵仁祖用人之法，下慰遗民思旧之心，其于国家，必将有赖”！上述意见，对于修明政治无疑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孝宗的“锐意恢复”，对于主战派是一帖兴奋剂，不独陆游的反复进言，就是以张浚为首的枢密院里的官员也在热烈地议论如何分兵进击。隆兴元年（1163年），孝宗接受主战派建议授命张浚统军20万大军，出师北伐。出师的那天，陆游特地前来向张浚表示祝贺，并献计献策。北伐的军队奋勇杀敌，杀得金兵望风而逃。后来，由于顽固派的暗中破坏，北.伐抗战失败了。南宋朝廷正式与金朝议和。但是，就在议和期间，陆游仍向朝廷上书，主张收复中原。随着主和势力的得势，陆游也终于遭到排挤，被调离临安，改任镇江、隆兴等地的通判。陆游到隆兴之后曾上书辞官。投降派便给陆游加上“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的罪名，将他免职。
1170年夏，陆游出任夔州（今四川奉节）通判。后应四川宣抚使王炎的召请，到西北的抗金前哨南郑去襄赞军务，投身军旅生活。当时，陆游十分振奋，曾竭精殚虑，陈“进取之策”，可是不久，王炎被调离四川，他的收复计划也随之付诸东流水。陆游失望地重回四川、做了几年代理地方官的职务，在四川制置使成大幕府担任参议官。由于南宋朝廷继续执行苟安政策，陆游的爱国抱负得不到施展。但是在川陕的9年生活经历，激发了陆游高度的创作热情，使他的诗歌从内容到形式，都大有长进。创作臻于成熟，成为独树一帜的大诗人。
他毕生主张坚决抗金，充实军备，要求“赋敛之事宜先富室，征税之事宜先大商”，这就使这些人怀恨在心，因此一直受到南宋朝廷投降派的压制和打击。晚年被迫在山阴故乡过着清贫的生活，但“担胡尘”、“靖国难”，以“恢复神州”的信念始终不渝。在他现存的9，300多首诗中，直“言恢复者十之五六”（清朝赵翼语）。抗敌御侮、为国雪耻，一向是他的诗作中永不衰竭的主题。晚年虽身在故乡，但念念不忘的还是祖国被蹂躏的壮丽山河及其人民。在其《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中写道：“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民泪尽洒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对宋朝朝廷的腐败无能和卖国求和的投降政策，表示了强烈的愤慨。而对人民群众特别是对沦陷区的父老，则怀着深沉的热爱。陆游82岁时，得知朝廷下诏伐金，兴奋之中写下《老马》一诗。诗中写道：“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表示了“老马”也要奔赴疆场的豪情。
1210年初，这位85岁高龄的爱国老人，怀着“死前恨不见中原”的遗恨，和无限忧国忧民的悲愤，与世长辞了。在他瞑目之前，那顽强的生命火花，作了激情洋溢的爆发，直抒胸臆的吟唱，这就是传诵千古的名诗《示儿》：“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激昂慷慨，雄浑豪放的短短28个字，直接表述了广大人民恢复国土的愿望，洋溢着诗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为中国人民世代所传诵。
动可以周万物而济天下
静可以崇高节而抗浮云
——元好问
元好问是金末文学家。字裕之，号遗山。生于1190年，卒于1257年。他的远祖系北魏时期的拓跋氏。太原秀客（山西忻县）人。封建士大夫家庭出身。元好问的父亲元德明以诗知名，老师郝天挺又是著名的学者，所以他在少年时代就受到较好的文化教养。27岁时，蒙军南下，他从家乡流亡到河南。金宣宗兴定五年（1221年），32岁的元好问中了进士，历任镇平、内乡、南阳县令。袁宗时入朝为左司都事，天兴元年（123年）又任行尚书省员外郎。1233年，蒙古军攻陷汴京（今河南开封），他被押至聊城（今属山东）。金亡后，获释隐居家中，专心著述。
元好问对统治者的屠杀、掠夺深恶痛绝。在其《岐阳三首》等“丧乱”诗中控诉了侵略者的残杀罪行，表现了他对国破家亡的深切悲痛。汴京的沦亡使困处于围城之中的元好问成了阶下囚，眼看着敌人把亡国奴的命运强加到人民头上，他沉默不下去了，他用自己的笔写下了“白骨纵横似乱麻，几年桑梓变龙沙。只知河朔生灵尽，破屋疏烟却数家”的凄凉景象。
元好问不但具有进步的文艺观，而且还有积极的人生态度。他早年即有志于用世，热望治理国家，减轻人民的负担。可是当权者并不重视他，使他非常不满。壮年时他说自己“动可以周万物而济天下；静可以崇高节而抗浮云”。晚年他回顾自己的生活说：“勤如韩子初无补，晚似冯公岂见招。五十三年等闲里，一窗风叶雨潇潇。”流露出内心的不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