巍巍青山，滔滔江河……
在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上，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以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汇成了源远流长的辉煌的民族历史。正是这丰厚的民族文化根基，孕育了许许多多杰出的历史学家，他们筚路蓝缕，发凡起例，以如椽大笔，追寻着历史的脚步。他们秉笔实录的浩然正气，不仅成为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思想文化遗产。司马迁、班固、刘知几、司马光等人，都是卓有建树的杰出史家。
受辱腐刑幽而发愤
——司马迁
一提起史家和史书，人们很自然地想到《史记》和它的作者——司马迁。
司马迁，字子长。公元前135年（一说前145年）出生在夏阳（今陕西韩城县）龙门一个史学世家里，卒年不详。他的祖先曾“世典周史”，他的父亲是汉室专管文史星历的太史令，熟悉历史，精于先秦诸子。司马迁幼承家学，10岁始诵古文，后随其父到长安学习经史。20岁那年，他“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沉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夫子遗风，乡射邹峄；厄困蕃、薛、彭城，过梁楚以归。”（《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这次长途跋涉，并非是公子王孙的闲情逸致，而是他父亲有意安排他遍访胜迹、考察风俗、采集传说、增长见识，这对司马迁后来编写《史记》是大有裨益的。后来，司马迁做了郎中，经常奉使出访，足迹几遍全国。其间更无丝毫懈怠，继续“网罗天下放失旧闻”，为以后编修《史记》准备了大量宝贵的素材。
司马谈在注意对司马迁培养的同时，自己也立志仿《春秋》撰写一部完整的史书，只可惜“壮志未酬身先殒”。临终前对司马迁再三叮咛，司马迁含泪立下了撰写国史的誓言。
司马谈死后3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这使他更有机会大量接触汉室宫廷所藏图书，从先秦史学的深厚根基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又与自己多年的广博见闻融汇贯通，终于在其睿智的脑海中，构画出一幅幅波澜壮阔的社会发展的图画，他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情，决心将先父的遗愿尽早化为现实。公元前104年，司马迁着手进行《史记》的创作，从此开始了民族历史长河中一项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伟大壮举。
然而，由理想通往现实的道路是漫长而艰辛的，司马迁为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忍受了肉体的痛苦和心灵的磨难，以至付出了毕生的精力。
孟子曾经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孟子·告子下》）。司马迁正是如此。他继承父志，私家修史，难处可想而知。他虽做过太史令，为皇帝近臣，但却无实权，而他又忠于职守，只有在公务暇余方能著书立说，其中之甘苦在史籍中虽未见片言只语，但是，当我们了解《史记》宏大的规模，对此是不难想象的。如果说司马迁殚精竭虑、笔耕不辍的精神令我们赞叹不已的话，那么他忍辱负重、幽而发愤的毅力和勇气更令人肃然起敬。
公元前98年，也就是司马迁开始《史记》创作的第7个年头，是年他42岁，正可谓雄心勃勃、踌躇满志之时，巨大的不幸却突然降临。这一年，李陵征战匈奴，战败投降。当时朝中诸官都极尽谄媚之能事，对李陵落井下石。司马迁与李陵相交不深，但鉴于李陵孤军深入，外无救兵，投降匈奴实属万不得已这一事实，更主要的是他看不惯士大夫们拍马屁的丑恶嘴脸，据理为李陵辩护。由此而激怒了汉武帝，被下狱而处以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正因为司马迁太熟悉历史了，他深知“卫灵公与雍渠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等史事中所显现的坎坷境遇，从而忍受了比常人更大的痛苦，以至事隔四、五年后，在致友人益州刺史任安的书信中，司马迁愤慨地写道：“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汉书·司马迁传》）。他认为被处以宫刑已苦不堪言，而担任中书令本身也是奇耻大辱（因中书令一职均由阉者担任），在信中还列举了人生十大不幸，认为处以宫刑是人生最大的不幸。突遭飞天横祸，忍受如此屈辱，是什么力量支持司马迁勇敢地活下去呢？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进而发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趣异也”的千古名言，而且自比于“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是秋》”，立志做重于泰山之人。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正是以修国史为己任的高度责任感，才使他从逆境中奋起，而且表露出强烈的自信心。
为李陵辩护而受受凌辱，使司马迁更进一步认清了统治者的昏聩。司马迁敢于直言的勇气不仅丝毫未减，而且化作一腔感愤之情溶于他的著作中去，从而使文章更加深沉雄健，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食粮。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三国以后才专以《史记》称之。《史记》记事始于传说中的黄帝，止于汉武帝太初年间，包括上下3，000年的历史，共130篇，526，500字，分为纪、表、书、世家、列传5部分，又以本纪和列传为主体，因此称《史记》为一部纪传体通史。纪、表、书、世家、列传等等虽散见于先秦诸种史籍中，但将他们综合运用，形成一个有机整体，赋予它们更强的生命力，却是司马迁的一个创举。诚如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言：“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赵翼《廿二史札记》）
当然，《史记》之所以成为传统史学的楷模，并不仅仅在于其优秀之编纂方法，而更重要的是由于司马迁进步的历史观、深邃的洞察力和秉笔直书的正气而使该书所蕴涵的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性，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司马迁使史学从经学的藩篱中摆脱出来，开拓了历史研究的广阔领域。我国史学虽有悠久的历史，然而，在司马迁以前，历史被看作是为统治者追功述德的工具，记载范围很狭窄。而《史记》则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丰富多彩有大千世界，有涉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个领域。从人物上看，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地位卑微的游侠、屠夫；就事物而论，上自天文，下至地理，无所不包。既有为少数民族立传的《匈奴列传》和《西南夷列传》；也有为经济作传的《平准书》和《货殖列传》。从而被后人誉为百科全书式的通史。
第二，司马迁摆脱了神学的束缚，以变化的眼光观察分析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武帝时期，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春秋公羊派，大谈阴阳五行、天人感应，构造了一个彻底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公然宣称“天不变，道亦不变”。司马迁奋然而起，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对势力显赫的公着派无疑是当头棒喝。正因为司马迁坚信天在变道亦在变，所以能把历史人物的活动置于社会变革的大潮中予以评说，从而使得出的结论更贴近客观事实。这突出地表现在对陈涉的评价上。陈涉是秦末农民大起义的领袖，被历代统治者诬为盗贼，而司马迁认为秦的暴政已达无以复加的程度，秦亡已是历史的必然。陈涉揭竿而起，是反秦的英雄，因而把陈涉列于世家。司马迁虽未能达到为农民起义领袖树碑立传的认识高度，却表现出卓然超群的胆识。
第三，司马迁在论述中十分重视社会经济关系的作用，不仅设有经济史专篇，而且在《货殖列传》中，提到经济发展有其本身所必须遵循的原则，不是强硬的行政命令所能干预的，进一步论述人的道德观念是跟人的经济地位密切相关的。这些论述虽显得不十分明确，但在当时能够达到这样的认识高度，对一个封建史家来说已属难能可贵了。
与《史记》宏大的规模竞相辉映，其思想内容也是博大精深的，绝非上述三点所能涵概。不仅如此，《史记》在文学上的贡献也是巨大的，无怪乎鲁迅先生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
司马迁秉笔修史，不仅表现在敢于对当朝皇帝汉武帝崇信方术，欲求长生不老的所作所为进行批判所表现出的“勇议汉非”的勇气。而更重要的是他精于考据，一定一句、一时一地，决不马虎，力求还历史的原貌。如他对商王帝系的记载经近代学者王国维考订，错误很少。再者，司马迁有进步的思想和立场。如果说，在众多传统史家中不为时屈、勇议时非者并不止司马迁一人的话，那么，司马迁那种高屋建瓴的史识却一直是其后千余年众家所难以企及的高峰。
悲欢离合瑕不掩瑜
——班固
东汉时期，我国历史上出现了继司马迁之后的又一位伟大的史学家——班固。
班固，字孟坚，公元32年生于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元92年受窦宪牵连死于狱中。班固的父亲班彪才高学博。“专心史籍之间”（《后汉书·班固传》）。对《史记》问世以后诸家所著续作均不满意，“于是采其旧事，旁贯异闻”（《史通·古今正史》），仿《史记》作《后传》65篇。父亲谢世后，年仅23岁的班固有志完成父业，但认为《后传》太简，于是“探撰前继，缀集所闻”，开始编修《汉书》，没想到由此而酿成一段悲欢离合的经历。起初班固私修史书，有人上书明帝，告他私撰国史，班固因此被捕下狱，全部书稿被抄。班固的弟弟班超恐哥哥发生意外，赶赴京师，上书明帝述说原委，明帝看过书稿后，极为赏识班固的卓异才能，非但没有怪罪，反而委任他做兰台令史，令他继续编写《汉书》。后又迁升为郎、典校秘书。因兰台为当时皇家藏书之所，所以班固有饱览皇室藏书之便等良好的著书条件，于是精心修史凡20余载。公元92年，外戚窦宪失势，班固曾依附于他而显赫一时，因此受牵连而入狱，同年死于狱中。此时，凝聚着几十年心血的《汉书》尚未完成，班固便在花甲之年，带着终生遗恨离开了人世间。所幸的是，班固的妹妹班昭继承哥哥未竟的事业，完成《八表》的编写，同郡学者马续又代著《天文志》，终于使《汉书》成为一部完整的史书，其中凝聚着两代人几十年的心血。所以赵翼不无感慨地写道：《汉书》“凡经四人物，阅三、四十年，始成完书”（赵翼《廿二史札记》）。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全书由纪、表、志、传4个部分组成，共100篇，其中包括12帝纪、8表、10志、70列传。记载了从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到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历史。
《汉书》虽没有《史记》贯通古今，以展3，000年历史变迁的恢宏气势，但述西汉一代历史却集博洽和精深于一体。这正是班固善于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师法司马迁之《史记》，并在掌握大量材料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完善的必然结果。
《汉书》在继承以纪传为主的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又创断代史的体例，从而为其后列朝正史纷纷效仿。确如章学诚所云：“迁史不可定法，固书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祧之宗焉。”（章学诚《史学通义》）
在编写《汉书》时，班固沿用《史记》的体例而略有变更，改书为志，并世家于列传，形成纪、表、志、传的编纂模式，从而整齐了纪传体的体例，避免了司马迁在途事上往往一人事迹分见数篇，前后屡出，“甚多疏略，或有抵牾”（《汉书·司马迁传》），使人有首尾难稽之感的弊端。就是汉书中关于武帝以前的4帝纪、6表、3志、40传凡53篇，虽多是增删《史记》原文而成，但班固并非一仍其旧，而是按他的原则进行加工、补充，有些还改得相当出色。班固在史学上的贡献，不仅表现在对史书体例的改进和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进一步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范围。《汉书》对西汉一代的政治经济制度、社会文化生活诸方面的记载比《史记》更详细、更完备，特别是改《史记》8书并加以扩充而撰成的10志规模宏大，记事丰富，涉及古代政治制度史、经济史、法律史、水利工程史、艺术史、目录学与学术流源诸方面。如《艺文志》著录了西汉官府藏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总目。
总之，《汉书》“文赡而事详”，是研究古代历史，特别是汉代历史的重要的参考资料，是一部伟大的历史名著。或许因为司马迁和班固生活时代相序，或许因为两人在史学上的重大贡献，后人总爱将他们二人进行比较而加以评论。或抑马扬班，或抑班扬马，总不免失之偏颇。而赵翼认为司马迁是“无所因而特创”，班固为“有所本而求精”（赵翼《廿二史札记》），确为精当的评价。
当然，我们在肯定《汉书》在传统史学上的贡献的同时，也不应忽视它的局限与不足。
诚如上述，班固出狱后奉旨撰写《汉书》，有良好的著书条件，真可谓天赐良机，然而正是这良机却使本为私修的《汉书》成为“官史”。又因为班固热衷于功名利禄，投靠外戚窦宪，并曾以中护军身份随窦宪出征匈奴，在故里也仗势欺人之恶名。这些对他撰写《汉书》都有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