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侵略者逼迫腐败的清政府签订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中国沦为一个灾难深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全国各地农民反封建、反侵略的斗争此起彼伏，遥相呼应，预示着一场大规模的革命风暴行将到来。
广东、广西、湖南3省受鸦片战争直接冲击。上海开埠后，商路改变，广东、湖南、广西等省失业人数激增。广东、广西连年天灾，饥民四处飘流，广西、湖南西部又是多民族聚居区，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交织在一起。鸦片战争时，清政府从这3省抽调兵力最多，战后裁遣。被遣散士兵和失业群众、逃荒农民，很多人都参加天地会，天地会的山堂大大发展起来。
1848年，广西天地会起义出现高潮。广西山岭崎岖，便于起义军活动和藏身。几年间，以大瑶山区为中心，形成“山堂”林立、蜂拥而起的局面。张嘉祥在横山起义，活动于粤、桂边境的欽州、灵山、贵县、横山等地，队伍发展到1万多人（张嘉祥后来降清，改名张国档）。陈亚贵联合广东钦州、广西宾州的农民武装几千人在武宣起义，转战各地，一直战斗到太平天国起义。张剑等率领艇军在梧州起义，这支起义军擅长水战，曾经控制了广西的主要水道。
1850年，起义次数迅速增多，涉及的地区遍及广西。官绅上告，皇帝“查问”，嚷成一片，他们惊呼“广西盗贼充斥，蔓延最盛”，“通省无虑数十起”。各股起义军少者数百人，多者三、四千人。他们只打出“官逼民反”、“替天行道”、“劫富济贫”、“反清复明”等旗号，攻城占地，和地主团练战斗。由于农民反抗武装多而广，广西的清军只能控制几个城市，将领甚至害怕自己手下的兵也和起义军串通一气。广西巡抚李星源在呈给皇帝的奏折中哀叹，“四顾茫茫无一安静处！”
斗争形势虽如火如荼（tú），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各地起义主要是由天地会领导的，主要口号是“反清复明”，这就落后于时代了。洪秀全批评说：“此种主张，在康熙年间该会初创时，虽然不错的；但如今已过去200年，我们可以仍说反清，但不可再说复明了。……如现在仍以恢复明室为号召，又如何能号召人心呢？”另外，这些起义军没有提出能够发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纲领、口号，没有明确而长远的奋斗目标，往往只有一些临时性的经济目的，在组织上各队伍也只是松散的联合。上述问题决定了他们的历史任务只能是为更大规模的起义浪潮做必要的准备，正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