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天文学家张钰哲（1902～），出生在福建省闽侯县一个当铺职员家庭。在家乡读完小学，跟随二哥在北京中学毕业后，于1913年考入清华学校。1923年留学美国，1926年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天文系，第二年获硕士学位，1929年获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在南京前中央大学物理系任教授，兼任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特约研究员，1941年任该所所长。1946年赴美国考察，1948年费尽周折才回到祖国的怀抱。
全国解放后，张钰哲一直任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台长，是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中国天文学会理事长，第三、四、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张钰哲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天文事业，为祖国的天文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早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就发现了一颗编号为1125号的新的小行星，命名为“中华”。1946年，又发现一颗新的变星。全国解放后，他用紫金山天文台20厘米赤道仪、60厘米反射望远镜及40厘米双筒照相仪致力于小行量和慧星的观测工作。1958年后，张钰哲从物理观测角度开展了对小行星光电测光工作，测定了近20颗明亮小行星的光变周期，确定其自转轴的空间批向。这20多年来，他领导着行星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共获得5000多次小行星的观测结果，发现了几百颗星历表上没有编号的小行星，有20多颗已达到了给它们命名的条件。这些小行星有的以我国科学家的名字命名，如张衡、祖冲之；有的以省、市命名，如北京、江苏、台湾等，使太阳系里闪烁着中华民族的光辉。
张钰哲在国际天文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1978年8月1日，《国际小行星通报》宣布：美国哈佛大学天文台，为了表彰张钰哲在小行星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为了表示对张钰哲的敬佩之意，把他们发现的编号为2051的小行星正式命名为“张星”。
张钰哲对我国天文事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我国唯一的天文仪器厂的创建，张钰哲立下了汗马功劳，从而结束了我国天文仪器完全靠进口的局面，为国家节省了大量外汇，1952年，南京大学成立了中国高等教育中的第一个天文系，张钰哲亲自到该系兼课，并接待、指导学生到天文台实习，为中国的天文教育事业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张钰哲从1927年起先后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30余篇，撰写过《天文学论丛》一书。从30年代到50年代以后，先后担任过《宇宙》、《天文学报》的主编。还跟其他同事一起翻译出版了苏联B.B沙罗诺夫著的《行星物理》，撰写了《小行星漫谈》、《哈雷慧星史话》等书，编译出版了通俗天文读物《惊奇的宇宙》一书。
“中华号”小行星的诞生
1904年，张钰哲刚过两岁的生日不久，父亲就撇下母亲和他兄弟姐妹5人离开了人世，这个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生活就更加困难了。或许真的是“天下的父母偏爱小儿”，寡母省吃俭用，忍饥挨饿还是让张钰哲在家乡读完了小学。小学毕业后，他跟随二哥来到了北京，在姐姐的资助下，在北京畿铺中学、北京师大附中、清华学堂高等科读完了初中、高中、大学的课程，于1923年以优异的成绩留学于美国。开始他就读于美国普渡大学工科，后又转入康奈尔大学建筑系。但是，无论是机械还是建筑，都没有引起张钰哲足够的兴趣，却对神秘莫测的宇宙发生了兴趣。于是1925年又转到了美国芝加哥大学天文系学习。
如果单凭年轻人一时的兴趣而使张钰哲选择了天文专业的话，他末必就能把毕生的精力致力于天文事业，也末必就能在这个领域中有杰出的建树。初到美国的前两年，他看到美国的现代化的天文台有70多处，而有着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竟没有一座有望远镜的天文台。一提到天文事业，外国人对中国是嗤之以鼻，他受不了这种蔑视，受不了这种侮辱。外国有的，我们中国为什么不能有？！外国人能办到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办到？！何况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仅就天文事业来说，曾早于欧洲千余年。我要为中国人争口气，为中国的天文事业在世界上争得一席位置！
在这个动力和个人兴趣的促使下，他毅然决然，进入芝加哥大学天文系。由于他的努力，一年就拿到了硕士学位，紧接着，他一面在叶凯士天文台工作，一面攻读博士学位。
1928年冬天，张钰哲用60厘米直径的反射望远镜作过许多小行星和慧星的照相观测，通过连续的观察、计算，发现了一颗新的小行星。他怀着激动的心情报告了这一消息。
天文台权威人士向他表示祝贺，并通知他：“这颗小行星就用你的名字来命名。”
“不！不能用我的名字！”张钰哲果断地说。
“为什么不用你的名字？这是国际惯例，是你的权利和荣誉。如果你执意不肯的话，也由你为它命名。”
在这以前，国际天文学界已经发现了1124颗小行星，都是外国人发现的，还没有一颗是中国人发现的。张钰哲想：在这方面中国还是个空白，我怎么能把自己的名字载入史册呢？我要给它起一个能代表我们祖国的名字，一个响亮的名字，让中国在宇宙中占有一席位置，让中国的中字在太阳系里闪烁着它应有的光辉！“起什么名字呢。中国，华夏，对，就叫它“中华”！
中华——我的祖国。
1125号小行星有名字啦——中华。
消息一传开，一些外国人都很惊讶，对这个中国青年都感到难以理解。是啊，他们怎么能理解张钰哲对自己祖国的一颗赤诚之心呢！
“儿不嫌母丑”
经过艰苦的努力，张钰哲于1929年获得了博士学位，这时他在天文、数学、物理等方面已具有相当深的根底。所以，在他刚刚获得博士学位后，就急不可待地做好了回国的准备。为了回国后创建自己的天文台，在他读博士学位期间就到过美国、加拿大等好几个天文台参观访问，积累了很多建台的资料。
1929年，张钰哲怀着一腔报效祖国的热血，回到了阔别6年的祖国。然而，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央政府，根本不重视天文事业。他利用各种关系试图劝政府投资筹建天文台；可政府连建一座极普通的天文台的打算都没有。万般无奈，他只好暂时到大学去教物理课。不久他被中央研究院天文系研究所聘为特约研究员。但该所一无仪器、设备，二无研究场所，根本无法开展研究。
张钰哲没有放弃他对祖国天文事业的追求，没有在困难面前却步。他想，政府不给创造条件，就自己动手，事业不能放弃，研究绝不能中断。于是他设法托人在美国买了一套12英寸的光学玻璃，在学校地下室一间阴暗潮湿的小房里，动手设计、研磨望远镜。一年，两年，他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上了。没有等他的望远镜研磨成功，抗日战争爆发了，他只得随学校内迁，辗转于重庆、昆明等地。1941年，张钰哲出任天文研究所所长。当时天文研究所条件极差，根本无法进行他的小行星的观测，他只得靠过去所掌握的资料和一架破旧的计算机计算小行星的轨迹。
抗日战争胜利后，天文研究所从昆明郊区凤凰山迁回南京紫金山。为了尽快发展中国的天文事业，为了天文研究的建设，张钰哲于1946年重新赴美，又来到叶凯士天文台考察工作。在美考察期间，张钰哲利用那里先进的仪器、设备，个人研究工作又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工作结束后，他满怀信心，准备回国后重整旗鼓，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让中国的天文事业打一个翻身仗。
使张钰哲万万预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这次出国考察是政府派出的，可是这时国民党政府竟赖掉了原来答应供给他的回国路费。他焦急万分，只好一次次给政府写信；他的妻子在国内也为他四处奔走呼吁，但却都无济于事。这时在一块儿工作的外国同事纷纷劝他说：“张钰哲，既然你们的国家不重视天文事业，也不欢喜你回国，你又何必那么赤诚？再说，你们的国家贫穷落后，你即使回去了对你个人的发展也是很不利的。你回国近20年了，又出了多少成果呢？”
张钰哲回答说：“政府不欢迎我，可中国需要天文事业，人民需要天文事业，中国有句俗话‘儿不嫌母丑’，正因为我们国家贫穷落后，才需要有人去开拓，去建设。”
他的老师樊比博教授十分理解他这个中国学生的心情，早在张钰哲留学期间，他们师生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29年张钰哲结束留学生活回国前，把节省下来的100美元留给了他的老师樊比博，让他代购天文方面的书籍和资料。十几年来张钰哲在国内经常接到老师寄给他的书籍和资料，其价值已超过了100美元。在天文事业上，樊比博是他的导师；在生活和思想感情上，他们却是一对知心朋友。樊比博劝他说：“张钰哲，请不要着急，我们慢慢再想办法。”
机会终于来了——天赐良机！
1948年5月，在亚洲从阿留申群岛到印度支那半岛一带，可以看到日全食。美国国家地理学会要派一个观测队到我国浙江省进行观测。得到这个消息后，樊比博教授利用他的关系和威望，为张钰哲争取到了一个名额。1948年3月，张钰哲随着这个观测队，以美国观测队员的身份，才回到了自己的祖国。
“新旧社会两重天”，这句话用在张钰哲对天文事业的研究上也很合适。
新中国成立后，天文研究所改为紫金山天文台，张钰哲任台长。党和国家非常重视天文事业的发展，这无疑给张钰哲的研究以极大的鼓舞。也就是从这时开始至此后的17年，张钰哲的研究才进入了黄金时代。他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国际天文学界的极大重视，为祖国争了光。
（周永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