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1896～1945），原名郁文，字达夫，现代著名作家，浙江富阳县人。幼年丧父，家贫少产。7岁进私塾读书，14岁于县立高小学堂毕业后，考入嘉兴府中学，聪颖强记，9岁已能写作旧体诗词。1913年随长兄郁华到日本，次年夏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与郭沫若结识。预科毕业后，1919年11月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学习，其间阅读了大量中外文学及哲学名著，并开始写白话小说。在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曾和郭沫若、成仿吾等组织了以抗日为宗旨的夏社，并筹备创立新社。1921年，他的处女作《沉沦》问世，由于“惊人的取材和大胆的描写”震动了当时的文坛。随后又发表了《南迁》、《银灰色的死》、《风铃》等。1922年7月回国，专门从事文学创作活动，与郭沫若、成仿吾等组织创造社。先后主编《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等刊物，工作之余先后发表了小说《茫茫夜》、《茑萝行》、《采石矾》、《还乡记》、《春风沉醉的晚上》及文艺论文《文字上的阶级斗争》等。1924年在北京大学任讲师期间与鲁迅熟识。1925年初应邀去武昌师范大学任文科教授，其间写成《文学概说》、《戏剧论》、《小说论》。次年3月与郭沫若一起赴广州中山大学任文科教授。年底回上海主持“创造社”出版事务。1928年与鲁迅合编《奔流》，1930年与鲁迅、宋庆龄等成立进步团体“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同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3年4月从上海移居杭州。这个时期以写游记、散文和诗歌为主，曾陆续出版了游记集《履痕处处》、《达夫短篇小说集》、《达夫日记集》、《达夫散文集》、《达夫游记集》，随笔散文集《闲书》及中篇小说《出奔》等。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精神大振，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并应郭沫若之邀，赴武汉参加抗战工作，到前线慰劳抗日将士。1937年冬到香港和南洋群岛一带与胡愈之、王任叔等从事抗日宣传工作。曾担任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委员会、新加坡文化界战时工作团、文化界抗日联合会等组织的重要职务，主编《星洲日报》，宣传抗日。后被迫逃至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坚持抗日斗争。1945年9月17日，因华侨汉奸洪根培向日本宪兵总部告密，被残无人道的日寇秘密杀害于丹戌的荒野中。
全国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追认这位爱国主义作家为革命烈士。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先后出版了《郁达夫选集》、《郁达夫文集》、《郁达夫小说集》、《郁达夫散文集》、《郁达夫游记集》、《郁达夫日记集》、《郁达夫抗战诗文抄》、《郁达夫南洋随笔》、《郁达夫传》等。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他对中国新文学的贡献将永远不可磨灭。
东渡日本
浙江富阳，这个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老县城，因境内一川如画的富春江而得名。它既是江南富绕的鱼米之乡，也是一处山明水秀的游览胜地。“碧桃三月花如锦，来往春江有钓船”，造化钟神秀，地灵人更杰。现代著名的作家、诗人郁达夫，1896年12月就诞生在这秀山丽水之地。
1913年，年仅17岁的郁达夫完成了杭州中学学业，结束了两年自学的生活，跟随长兄郁曼陀舟船远去。不过，这一次不是在富春江漫漫行船，而是在大海上航行；不是离开故乡去省府，而是离开中国到一依带水的邻国日本。从此，他踏上了人生的新里程。
经过8个月的刻苦学习，郁达夫如期参加了1914年7月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暑期招生考试。7月下旬，当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发榜的那一天，郁达夫高兴地从榜上找到了郁文的名字。9月，郁达夫进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备班，学习文哲、经济和政法，后来，又转学医学。当时，郁达夫作为一个弱国国民，在这个东邻岛国，到处受到歧视和侮辱。那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日本帝国主义积极扩大它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向中国提出不平等条约“二十一条”。当时总统袁世凯，为了实现他复辟帝制的野心，出卖国家主权，完全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于是日本人更加盛气凌人，处处仗势欺压中国留学生。郁达夫曾在《雪夜》一文中，反映出他那时的悲愤心情：“是在日本，我早就觉悟到了今后中国的命运，与夫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不得不受的炬狱的历程。”他认识到：中国一定要富强起来，绝不能再这样任人欺凌和侮辱下去！
郁达夫失望地离开这个“异国的首都”，于1915年9月11日夜坐火车到名古屋。初进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他易辙学医，虽然精神压迫和威胁减少了一些，但是，青春期的苦闷和怀乡思家之念，又引起他的忧郁情绪，并一度发展成刺激性神经衰弱症，影响了他的正常学习。这一年春假考试，7门学科只考了3门。
郁达夫在名古屋求学期间，中国正处在深重灾难中，军阀混战，殃及百姓，无有宁日。这时的郁达夫，虽然身在海外，却对祖国政局十分关切，家信中经常提及国事。“国事日非，每夜静灯青，风清月白时，弟辄展中国地图，作如此江山竟授人之叹。”“国事弟意当由根本问题着想。欲整理颓政，非改革社会不可。”郁达夫找到了中国不能强盛的根本原因，并提出了“非改革社会不可”的积极主张。为了实现改革社会，拯救中国的心愿，于1916年秋季，毅然从医科转入到法学部政治学科。1918年他又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学习经济，立志回国推进民主政治，为中华民族富强贡献一份力量。
蜚声文坛
也许是故乡的奇山丽水，赋予了他涌泉般的创作灵感；也许是东渡日本打开了知识宝库的大门。回国后，郁达夫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加上他在国外亲身感到作为一个弱国国民，到处遭受歧视和凌辱的痛苦，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思想十分强烈。他决心要组织一个新文学团体，创办一种新文学杂志，用以唤起民众拯救中国。从这时起，郁达夫开始了文学创作的生涯，成为“五·四”以来有影响的著名作家。
郁达夫在积极筹划组织新文学团体的同时，文思滚滚，曾不断推出篇篇新作。小说《沉沦》、《南迂》、《银灰色的死》就是在这期间创作的。1921年10月15日上海泰东书馆将三篇小说结集为《沉沦》出版，这是郁达夫献给读者的第一个小说集。郁达夫一边从事创造社（成立于1921年7月）的工作，一边辗转在安庆、北京、武汉的大学任教。这期间，他陆续写了一系列小说，其中以《茑萝行》、《还乡记》、《还乡后记》、《春风沉醉的晚上》等最为出色。然而，他总是受到恶势力的打击和排挤，终于返回上海的亭子间，又过上了他的卖文为生的苦日子。
1926年，在南方广东革命形势的鼓舞下，郁达夫满怀信心南下广州，受聘于中山大学。期间，他以犀利的笔触写出了著名的政论文《广州事情》和《在方向转换的途中》，有力地抨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政策。国民党当局为了拉拢他，以不封闭“创造社出版部”为诱饵要他“帮助党务”时，他立即“托病谢绝”；当有人企图让他到国民政府去“做个委员”时，他断然拒绝了。郁达夫不愿意同那些“爬乌龟钻狗洞”的政客们同流合污，在生活的风雨中，他难能可贵地保持了自己的政治节操。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鲁迅提名郁达夫为这个组织的发起人之一。
投身抗战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芦沟桥事件”，发起全面侵华战争。9月，国民党政府迫于形势，终于在23日宣告联共抗日，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从而拉开了中国人民全面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幕。侵略者的铁蹄，人民反侵略的吼声，震撼着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拔剑光寒倭寇胆，拨去手指天心曰。会稽耻，终当雪。”郁达夫以满腔的热情积极投入了伟大的民族抗战的洪流之中。
郁达夫从杭州回到福州，毅然决然地投入抗战宣传工作活动。他在登于山诣戚继光祠时，曾步岳穆原韵，写下一首凭跺抒怀的《满江红》，歌颂了民族英雄戚继光抗倭的“丰功伟烈”，激励人们奋起为祖国雪耻复仇。10月，郁达夫为配合全国抗战高潮的掀起，联合福州进步文化人士，组成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并被推荐为常务理事长。此后，他替协会主编的《文救周刊》、《小民报》、副刊《救亡文艺》，写出不少抗战政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号召民众“加紧团结，加强抵抗”，“准备抗战到底之决心”。1938年，当他听到杭州失守，故乡富阳也落入敌手，而年迈的母亲陆氏，因坚决不肯离开自己的家园被迫绝食而亡的噩耗时，他哀恸欲绝，从而也更坚定了他报仇雪恨的决心。3月，他应好友郭沫若的邀请，离开福州经南昌、九江，来到当时抗战中心——武汉。在武汉，郁达夫见到周恩来。并在郭沫若领导下的第三厅担任“设计委员”，同时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理事。在那些日子里，郁达夫曾两次奔赴徐州台儿庄和河南前线，在战火纷飞的抗日前线慰问军中将士，写下不少激动人心的战地报告和诗词。
由于武汉沦陷，文艺界抗敌力量分别转移。郁达夫于1938年底到了新加坡。新加坡是华侨集中的地方。郁达夫到达新加坡后，曾写出大批激励抗日和坚定抗战必胜信念的政论。他在新加坡发表的第一篇作品，便是政论《估敌》，刊在1939年元旦《星洲日报》。文中不仅揭露日本侵略军的侵略行径和侵略野心，更从政治、军事等方面分析了抗战形势，鼓励广大侨胞支援抗日救亡。以后，在他所编的各种副刊上，又不断发表政评，痛斥汪精卫“上伪京去组成出卖党国、出卖民族子孙的伪政府”，号召同胞“要踏着烈士的血迹，加强抗战的决心”。1939年到1941年3年时间内，郁达夫担任了《星洲日报》副主编，兼任《华侨周报》主编；还担任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等多种职务，领导文化界抗日工作，他曾先后在新加坡发表有关抗战的政论时评，共达100余篇。
南洋殉难
1941年，战争的烟云笼罩着新加坡，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开始轰炸新加坡。形势非常危急。在这一年的2月4日，郁达夫、胡愈之等十几位文化战士一起撤离了这座城市。
一艘船在马六甲海峡中颠簸航行，震得郁达夫更加心神不宁，风雨飘摇、风月动荡，使郁达夫陷入了一种不可名状的孤独和凄凉之中。3年前达新加坡时，有妻子、儿子，可眼下中剩下孑然一身。由于多年不和造成感情裂痕，发展到不可弥合的地步，郁达夫与他妻子王映霞终于离异了，人去屋空，郁达夫独自留在远离祖国的星岛上，心情十分痛苦。
后来，载着郁达夫等人的这艘船到苏门答腊，先后在印度尼西亚的好几个地方落脚，最后，在一个叫巴爷公务镇上居住下来。在当地一位爱国华侨的帮助下，郁达夫化名赵谦，以老板的身份，经营与同伴集资开设的“赵豫记酒厂”。就这样，郁达夫以商人的身份作掩护在日本的这个占领区过了一段安定的日子，可是好景不长，灾难的影子很快就笼罩过来了。
1944年春，一个叫洪培根的华侨汉奸，认出了巴爷公务的酒厂老板就是郁达夫。一开始洪培根托郁达夫为他作媒，郁达夫拒绝了他，从此他怀恨在心，终于，向日本宪兵总部告发了郁达夫的真实身份，还诬陷他是间谍。
这时，抗战已接近胜利之日。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漫漫长夜终于到了头，当郁达夫听到这个喜讯时，他是何等的欣喜若狂啊！正在这个时候，灾难却降到了郁达夫的头上。10天后的一个傍晚，日本帝国主义竟然将郁达夫秘密逮捕，并于9月17日将他残酷地杀害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的荒野之中。时年49岁。
当郭沫若闻悉他的挚友郁达夫在南洋被日本帝国主义杀害的消息时，写下了一首情深意切的诗篇，赞颂爱国作家、诗人郁达夫和他的哥哥爱国法官郁曼陀：“难兄难弟同殉国，春兰秋菊见精神。能埋天地天不死，终古馨香一片真。”
（张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