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剧运动的奠基人和戏曲改革运动的先驱者，我国早期革命音乐、电影、戏剧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田汉（1898～1968），字寿昌，笔名陈瑜、首甲等，出生于湖南长沙东乡田家屯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时在“意坚识卓、百苦不回”的母亲的影响和教育下，6岁人私塾开蒙，学习了四书五经等中国传统古籍，由此打下比较深厚的文化功底。9岁时，父亲不幸病逝，在其舅父易梅臣的资助和指导下，于1912年考入由徐特立任校长的长沙师范学校。1914年东渡日本留学，先习海军，后学教育，终因自幼酷爱文学、戏剧而投身于文学艺术事业。1915年袁世凯同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他曾一度回国参加救国运动，回日本后参加“中国少年学会”。1920年归国后，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与郭沫若等人组织创造社，从事反帝反封建的文艺运动，创作并发表他《咖啡店之一夜》、《获虎之夜》等剧作，这些剧作是当时中国话剧园地上的奇葩。在20年代，先后同欧阳予情、洪深等人一起创办了“南国剧社”、“南国艺术学院”、“南国电影剧社”，并主编《南国周刊》和《南国月刊》杂志。他所领导的“南国”艺术运动，在恶劣的条件下艰苦创业，开创了中国话剧的新局面，对中国革命戏剧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1930年3月，田汉作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发起人之一，参加了“左联”的成立大会，被选为7名执行委员之一。从此开始了他的戏剧道路的飞跃时代。之后，他便以全部精力投身于左翼戏剧运动。1931年1月，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成立时，他被推选为主席。1932年夏，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便以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姿态活跃于文坛。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他的组织才能和创造智慧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他的话剧《第五号病室》、《乱钟》等，电影《三个摩登女性》等，都取材于现实生活，反映了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跳动着时代的脉博，喊出了人民心声，鼓舞了人民的战斗热情。1934年为电影《风云儿女》所作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聂耳作曲》立即传遍了祖国大地，强有力地鼓舞着全国人民团结战斗，后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1935年春，上海文委遭敌人破坏，田汉同阳翰笙等人同日被捕，1936年因病经徐悲鸿等人保释出狱医治。“八一”宣言发表后，全国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在这种形势下，田汉联合应云卫等戏剧界著名人士，在南京组织了“中国舞台协会”，大力宣扬抗日救国运动。此期间，他创作了《回春之曲》、《黎明之前》、《洪水》、《号角》、《晚会》等剧作，并把托尔斯泰的《复活》改为舞台剧。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田汉立即投入抗战戏剧运动。1938年到武汉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第六处处长，主持电影、戏剧、美术等宣传工作，组织抗敌演剧队，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对抗敌文艺运动作出了多方面积极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田汉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负责人、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艺术事业管理局局长及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党组书记、全国文联副主席等职务；并被选为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在重要的领导岗位上，他坚决执行党的各项文艺方针，夜以继日地辛勤劳动，开拓了新的人民戏剧事业。特别是在戏剧改革方面，他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指导原则，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新老艺人，壮大人民的戏剧队伍，为繁荣中国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加强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田汉在从事繁忙的社会活动和大量的行政组织工作的同时，仍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创作、改编了多种话剧、戏曲剧本，发表了数以百计的散文、诗歌、评论、回忆录和学术论文。如话剧剧本《关汉卿》、《文成公主》，戏剧剧本《白蛇传》、《谢瑶环》等。
田汉自“五四”时期开始，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革命的文艺事业，不愧是中国现代话剧的开拓者、奠基人，戏曲改革运动的先驱者。他几十年如一日在戏剧园地拓荒、耕耘，一生创作的话剧、戏曲、歌剧、电影剧本百余部，其它诗歌、歌词更是不计其数。他的优秀代表作，如《获虎之夜》、《名优之死》、《丽人行》、《关汉卿》等，具有不朽的艺术生命力，堪称世界戏剧艺术之精品。
田汉的作品脸炙人口，然而他的爱国爱民的战斗精神，更令人难以忘怀。
“在群众中最安全”
30年代初，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田汉不仅没有退却，而且毅然决然，投向中国共产党的怀抱，在党的直接领导下，积极组织和推动左翼戏剧运动和电影运动。
1933年，田汉亲自主持“左翼剧联”发起为东北义勇军募捐公演。在上海“新世界”游乐场一演就是一个月。当时党组织考虑到田汉的安全，多次劝他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以免遭国民党特务的暗算，他却坦然地说：“在群众中最安全！”就这样，他每晚亲临后台，挤坐在化装的边角，根据当天新闻，迅速写出富有战斗性的话剧交给演员。这些当场演出的小剧，极大地鼓舞了观众的爱国热情。有一次，田汉险些被国民党特务射来的暗弹所伤。田汉的爱国言行，极大地激发了江湖艺人——大力士查瑞龙和彭飞的爱国热情，他们为对付巡捕特务到剧场捣乱，分别把守前台、后台，使特务、暗探望风而逃，保卫了大家的安全，保证了整个义演的圆满结束。
这件事尽管距今已60多个春秋了，但田汉“在群众中最安全！”的慷慨激昂的声音，仍回荡在千百万人们的心间。
陪郭沫若共进“地狱”
1937年，震惊世界的“七·七”芦沟桥事变，宣告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在举国上下同仇敌忾、誓死保卫国土的热潮中，田汉被解除软禁后，立即从南京返回上海。在上海沦为“孤岛”的前夕，田汉离沪经南京、武汉回到故乡长沙，又一次白手起家与廖沫沙、张曙等创办起《抗战日报》。在报纸的发刊词中，田汉公开宣布它是郭沫若为社长的《救亡日报》的姊妹刊。两个《日报》共同为抗敌宣传服务，受到广大爱国读者的热列拥护。
1938年2月，郭沫若接到军委政治部调他去三厅任厅长的任命。由于郭沫若不满国民党当局的种种阴谋手段，拒绝了这一任命。可是，田汉经过对形势和抗战大局的深思熟眠，认为只有上任，才有利于抗战大局。为了动员、鼓励、支持郭沫若上任，田汉在繁忙的社务中挤出时间，竭尽全力为郭沫若做了安排，他召集长沙文化界人士为郭沫若举行盛大的宴会；动员朋友们请郭沫若讲演、写字、听戏；陪同郭沫若一起去游览各名胜古迹，凭吊先贤古迹；还同他议论改编传统剧目为抗敌宣传服务的问题；并遵照周成为的指示，多方面分析譬解，敦促他接受政治部的任命。当郭沫若激愤地表示“那是一座地狱”时，田汉对他恳切劝慰：“我们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朋友们都在地狱门口等着，难道你一个人还要留在天堂里吗？”为了抗战的大局，他下决心放下《抗战日报》的事务，陪同郭沫若共同进“地狱”。这年4月1日，三厅终于正式建立，田汉担任了第六处（艺术处）处长。后来，第六处实际上成了全国抗敌文艺宣传的指挥部，田汉就是这个指挥部的总指挥，为抗战宣传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田汉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他对于我国的戏剧艺术，特别是现代话剧的萌生与发展，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他是中国革命戏剧的一代巨匠，但却遭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于1968年12月10日含恨而逝。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留下的一大笔文化遗产，将在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中得到继承和发扬。
（岳喜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