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1899～1966），现代著名小说家、戏剧家、人民艺术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北京市人。出身于城市贫民家庭、幼年丧父，家境贫寒，由母亲抚养成人。1912年入北京师范学校，爱上了文学，1918年毕业，曾任北京十七小学校长，天津南开中学语文教员。1924年去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讲师，在许地山的鼓励下开始写小说。6年中发表了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1930年回国，先后在济南齐鲁大学、青岛山东大学任教。这期间写了长篇小说《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创作经验谈《老牛破车》及《老舍幽默诗文集》。
1937年老舍的代表作《骆驼祥子》问世，这是一首“旧时代的葬歌”，小说通过一个健壮勤劳热爱生活的人力车夫祥子的一生艰苦挣扎以及最后堕落的悲剧，深刻地揭露了万恶的旧社会，鞭挞了吃人的制度。小说被译成十几种外国文字，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
抗战爆发后，老舍辞去教职，在党的领导下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曾率战地慰问团去西北慰劳抗敌将士。这一时期写了许多作品，有剧本《残雾》、《面子问题》、《张自忠》，长篇小说《火葬》，短篇小说集《贫血集》、《火车集》，诗集《剑北集》，通俗文学作品集《三四一》等。1946年赴美讲学，并继续进行文艺创作。1944至1947年，创作了百万字的著名长篇小说《四世同堂》。
新中国成立后，老舍应周总理之召，历尽艰险返回祖国，热情地投入各项工作，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曾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并先后创作了《方珍珠》、《龙须沟》、《西望长安》、《茶馆》等23个剧本，荣获“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此外，还写了不少报告文学、杂文、短评和通俗文学作品。创作了《无名高地有了名》，歌颂了朝鲜战场上志愿军英雄们的业绩，还翻译了肖伯纳的名剧《苹果车》，改编昆曲《十五贯》为京剧。
老舍一生写作勤奋，作品众多，被誉为文艺队伍中的劳动模范。他的作品语言朴实简练，通俗风趣，不愧为杰出的语言大师。文革中惨遭迫害致死，终年67岁。
教育救国
1918年6月的一天，北京西城护国寺小羊圈胡同里热闹非常，人们喜气洋洋地向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贺喜。原来，他的“老儿子”以优异的成绩从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和另几名同学一起被京师学务局直接任命为小学校长了。这真是小羊圈胡同的一桩大喜事。据说，北京师范学校成立至今，学生毕业后直接做校长的事也还是头一回呢！
这一位因被任命为校长而轰动了整个小羊圈胡同的青年人，就是后来名满中外的著名作家老舍，那年他才19岁。
老舍出生在一个贫穷的满族家庭里，是母亲41岁生下的“老儿子”。他出生不久，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城，父亲作为保卫紫禁城的一名“护军”，在作战中不幸被烧伤，惨死在一家粮店里，家中也被侵略者洗劫一空。北京城和家庭的这次灾难，由于母亲的无数次的含泪倾诉，在老舍童年的心灵里播下了反帝爱国的火种。
1906年，母亲在亲友的帮助下把他送进了私塾，读“四书”、“五经”，后又转入小学。家境尽管贫寒，但他学习勤奋刻苦，门门功课成绩优异。风趣幽默的天性，坚强洒脱的性格使他在一群拖着小辫的男孩中显得与众不同。他的好友罗常培在《我与老舍》中说他“天生洒脱、豪放、有劲，把力量蕴蓄在里面而不轻易表现出来，被老师打断了藤教鞭疼得眼泪在眼睛里乱转而不肯掉下一滴泪珠或讨半句饶”。1913年，老舍小学毕业考入北京师范学校，5年中他不仅学到了做一个教师必备的各种知识和技能，而且培养了献身教育事业的志趣。和当时的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一样，老舍面对危亡中的祖国，萌发了民族自尊自强的责任感和强烈的事业心。“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是当时许我爱国知识分子为之奋斗的目标。师范毕业后的老舍立志献身教育，小学校长的职务为老舍的勃勃雄心开辟了一条“教育救国”的可行之路，于是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工作。
老舍工作的小学位于京师北郊一条较偏僻的街道，办学条件相当艰苦。他团结老师、爱护学生，很快就以他的不懈努力和以身作则赢得了师生的信赖和尊重，把学校管理得井井有条。不仅如此，老舍还十分注意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他把从母亲那儿听来的及他自己耳闻目睹的帝国主义列强欺凌中国的事实讲给学生听。他那幽默的语调，风趣的谈吐常常使学生在一种“含泪的笑”中受到深刻的启迪，这时的老舍就已显露出了非凡的语言才能。短短一年多时间，老舍就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受到同行的称赞。1919年下半年，京师学务局选派老舍等几名优秀小说校长专程赴南方考察小学教育。一行人先后走访了南京、上海、镇江等地的20余所小学。考察活动使老舍的眼界大为开阔，对当时的国民教育状况有了较多的了解。考察结束，他们联名撰写了长篇考察报告。对教育方向、教学目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及教育现状等进行了较详尽的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京师学务局《教育行政月刊》发表了这篇考察报告，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这次考察更坚定了老舍“教育救国”的决心，他希望通过多造就人才使国家富强起来。回校后，他立即补充修改了原有的规章制度，整顿校风，严肃校纪，对课目的设置作了一些必要的调整，并根据当时社会的实际需要、增设了民族知识，国史知识及时事新闻等方面的教育内容。1920年9月，老舍以他卓越的办学才能被提升为京师郊外北区劝学所劝学员，管辖本区国民学校及小学教育。他到各校频繁巡察，上呈要求整顿校风校纪，取消不良守旧塾师，查办破坏学校教育的绅商恶霸。但20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正处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进入社会不久的老舍很快就觉察到在旧的机关里同道者廖廖无几，自己致力于教育救国的雄心和抱负在这种社会氛围里难以实现，学界官场的腐败和无聊又使他感到极度压抑和愤懑。两年后，他终于决然辞去了教育行政职务，不久就在一位英籍教授的推荐下，漂洋过海，到英国开始了他长达5年之久的异乡生活。
1923年老舍发表的小说处女作《小铃儿》，就是以这段生活为基础写成的。
热恋故土
雾都伦敦，有一个小型的东方学院。20世纪初期，这个学院中文部的汉语讲师舒庆春，在遥远的故国新文坛上开始引人注目——国内刊物上连载了他的3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老舍”这个名字不胫而走。大英帝国的首都，竟成了作家走文学之路的起点。
老舍1925年9月抵达英国。刚到伦敦，异国情调给了他许多新鲜的感受，但不久，现实的生活便使他感到了残酷与冷漠。东方学院中文部同行中有末代皇帝溥仪的英文教师庄士敦，但他连中文也读不通，实际上的教学担子全落在了老舍和另一位女教员身上。教学工作相当繁忙，而薪水却最低。老舍不得不过着艰苦的生活，一身冬夏常穿的洋服，袖口及肘部都磨得生出了亮光。住房和许地山合租，设备极其简陋，有时还不得不去住学生公寓。老舍后来胃病缠身，用他的话“这应由英国人负责！”
英帝国是最早使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的侵略者，也是1900年洗劫北京的主要元凶。生活在这个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里，现实的体察勾起了老舍对历史的记忆，自幼被家庭和社会培养起来的民族感情和爱国立场，使老舍用一种犀利的目光深刻洞察英国的社会——这个靠资本剥削和殖民掠夺发达起来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到处充满铜臭，许多人被金钱蚀透了灵魂，一切行为无不以金钱为重心。种族歧视和虚伪的绅士风特别露骨，黄皮肤的中国人常常被人瞧不起。给老舍刺激最大的一件事是在他住公寓时，有一次周末，人们大多数出去游山玩水，或看朋友。老舍既无游玩的兴致又举目无亲，因此打算呆在屋子里读书以消磨时光。按例，公寓里哪怕只有一个人，女招待也要留下侍候晚餐。老舍发觉只有自己在家，便深感不安，主动假说自己也要外出，好让这位年轻的女招待回去休息。哪知她竟不知好歹，趁机嘲弄老舍一番。这件事深深刺痛了老舍：祖国如此贫弱、她的子民虽是位高等学府的专家，却仍然受人家一个佣人的嘲弄！因此在老舍描写英国生活的小说《二马》里，“对于英国人，我连半个有人性的也没写出来。他们的偏狭的爱国主义决定了他们的罪案，他们所表现的都是偏见与讨厌，没有别的”（《我怎样写〈二马〉》）。
艰苦的生活使老舍热恋故土，现实的体察使他眷念祖国。老舍陷入了深深的思索。历史和现实的画面叠印在他的脑海中，促使他用“一半笑一半恨地去看世界”的眼光观察社会现实，艰难地探索着国家强盛的良方。作为一个敏感而深刻的知识分子，老舍开始在业余时间里拿起笔来，用自己犀利的笔锋剖析人生、剖析社会。就这样，在远离故土的异国他乡，产生了他早期的3部作品——《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
《老张的哲学》描写了一个叫老张的人的行为德性，讽刺和鞭挞了他的市侩哲学和无耻行径。老张的“哲学”就是一个字“钱”，他的所谓“钱本位而三位一体”，实际上是在铜臭气中将西洋恶秽与封建毒物混杂在一起。《老张的哲学》中对老张一系列恶行的描写，无不围绕着一个“钱”字来进行，但实际上却是对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社会中一部分市井流氓和恶棍们劣迹的概括，有着极其深刻的批判精神。老舍曾在另一篇作品中严峻地指出过金钱主义那无孔不入的侵蚀力：“资本有大小，主义是一样，因为这是资本主义的社会，象一极细极大的筛子，一点一点的从上面往下筛钱，越往下钱越少；同时，也往下筛主义，可是上下一边儿多、因为主义不象钱那样怕筛眼小，它是无形体的，随便由什么极小的孔中也能溜下来”。真是入木三分。《赵子曰》和《老张的哲学》几乎是姊妹篇。但不同的是作者对主人公赵子曰的行为虽给予批判，但对他的未来发展却寄予了满怀希望。
《二马》把两代中国人的形象置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环境中来描写，作者试图通过老马和小马父子在伦敦经营古玩店的一幕幕悲喜剧，比较中国人和英国人在生活习惯、心理特征等方面的不同，批判不列颠民族的偏狭观念和自大狂及英国的民族歧视政策，找出中华民族为什么不能使自己的国家富强起来的根源，在于民族的劣根性——这一点与鲁迅几乎是相通的！指出：“一个民族有一种历史的骄傲，这种骄傲便是民心团结的原动力。”从而反映了作家强烈希望祖国富强的愿望及对于实现的清醒认识。这种对祖国的热爱和对现实的深刻剖析形成了作家独特的艺术风格，引起了国内文坛的注目。
1926年至1927年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趋向高潮，在伦敦，老舍和五六位不同专业的朋友组织了读书会。授课和写作之余，他们阅读了大量世界名著及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经常在一起谈文学、谈政治、谈经济，也辩论哲学和人类等问题，更特别关注国内形势。国民革命军北伐，他们“天天用针插在地图上：革命军前进了，我们狂喜；退却了懊丧”。他们盼望着北伐成功，盼望着祖国强盛。长期的异国生活也改变不了作家对于祖国的一片赤诚。
1929年7月，老舍终于结束了他旅居伦敦5年的生活，以一个著名作家的身份经欧洲大陆，在新加坡作了短时期停留后，于1930年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开始了他辉煌的文学生涯。
（王运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