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1899—1946），原名闻家骅，字友三，号友山，后改名多，笔名一多、亦多。现代著名的诗人、学者、民主战士。出生在湖北浠水县一个“世望家族、书香门第”。1913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五四”运动中，积极参加“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学生运动，被选为清华学生代表，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生联合会。曾任《清华周刊》、《清华学报》编辑，并开始写白话诗。1922年毕业后赴美留学。先后在芝加哥美术学院、珂罗拉多大学美术系及纽约学习，同时研究文学和戏剧。1923年第一本诗集《红烛》在国内出版，反映他的唯美倾向，但其中《太阳吟》、《洗衣歌》、《忆菊》等诗篇反映了他在美国目睹身历帝国主义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所激起的反帝爱国热情。1925年回国后，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并加入了“新月社”和国家主义派“大江社”。1927年应邀去武汉任革命军政治部艺术股股长。同年秋后，去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当主任。1928年1月出版了颇有影响有诗集《死水》，表现出了诗人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对黑暗现实的憎恶与抗议。同年3月与徐志摩、梁实秋等人创办《新月》月刊。而后主要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先后任武汉大学、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清华大学教授等。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学校南迁，在西南“联大”任教8年，其间不仅研究了《诗经》、《楚辞》、《乐府》和《神话》，还研究了文学的起源发展及文化人类学。著有《神话与诗》、《唐诗杂论》、《古典新义》等论文集和《管子集校》。这是他10年研究的精品，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赞誉。1943年后，积极参加我党领导的民主运动，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并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兼昆明《民主周刊》社长，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毫不妥协的斗争。1946年7月11日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李公仆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闻一多冒着生命危险，毅然站出来主持“民盟”的领导工作。同月15日，在“李公仆先生死难经过报告会”上，他慷慨激昂地发表《最后一次演讲》，愤怒指责、痛骂反动派，当晚遭国民党特务的暗杀。
1948年由郭沫若，朱自清分别作序的《闻一多全集》四册八集出版，内容包括古典文学研究，诗歌创作、评论、杂文、诗选及校笺等，前附《事略》及《年表》。另有《闻一多选集》、《闻一多诗文集》。1980年，三联书店等出版社先后出版了《闻一多全集》（四卷本）、《天问疏证》、《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等。
显示中国人的骨气
1919年春天，帝国主义操纵的“巴黎和会”拒绝废除袁世凯签订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而国内的反动政府不但不反对，反而准备在条约上签字，北京的大学生震怒了，全中国人民震怒了。
在这关系祖国命运的严重时刻，就读于清华大学的闻一多在学生会的一次会议上，激昂地说：“清华住在北京，北京学生救国，清华不去参加。难道清华真的不是中国人的学校吗？”说到这里，他的声音硬咽了。当天夜里，闻一多为了激发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又悄悄地在饭厅门前贴了一份呼吁书，并抄录了岳飞的词《满江红》：“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他用岳飞的爱国精神来鼓励同学们的爱国热情，积极投入爱国斗争。
“呼吁书”象一把干柴，一触即燃。“进城去，上街去，打倒军阀！清除卖国贼！”同学们早已憋在心里的爱国之情洪水般地倾泄出来。整个清华卷进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的热潮之中。在斗争中，闻一多负责宣传工作，他通宵达旦，夜以继日地忙着拟宣言写传单，有时连饭都忘了吃，组织上街的游行队伍，筹备召开反对卖国条约的示威大会。他对身边的同学们说：“清华的学生，要更显示出中国人的骨气来！”
在闻一多即将毕业、赴美留学的时候，北京又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血案。 1921年6月3日，李大钊和8所大学的教授、讲师、职员，上街游行要求北洋军阀政府补发欠薪，保证教育经费，结果遭到镇压。为抗义军阀政府的法西斯行径，北京的大中小学师生一致决定罢教、罢课。闻一多毅然参加了集体罢课、罢教等一系列活动。
闻一多的爱国行为，引起了校方当局的强烈不满。不久，校方宣布把参加罢课的学生“全体留级一年”，并在学生中分化拉拢，有些学生动摇了，退出了罢课、罢教的行列。是企求出国深造，还是坚贞爱国，闻一多和全班28名同学选择了后者。他大声疾呼：“爱国无罪！我宁肯被开除，也不愿玷污自己作为中国青年的尊严。”结果，闻一多被无理的“留级一年”。许多坚持正义的老师和学生都说，闻一多的“留级”，是光荣的“留级”，爱国的“留级”。
中华之恋
1922年8月，闻一多到达美国，先后在芝加哥、科罗拉多和纽约的大学里学习美术。
在芝加哥学习期间，闻一多到设在林肯公园里的自然博物馆去游玩，发现二楼有一个“中国陈列室”。这使闻一多喜出望外，能在异国他乡看到祖国的风物，该是多么幸运的事啊！于是，他兴致勃勃登上二楼，一进门他就气坏了，越看越按捺不住心头上的怒火。原来，在这里陈列的，都是中国极其珍贵的文物，有秦代的陶瓷、石窟的经书、巨大的雕刻？这些都是中国的国宝啊！他实在憋不住了，气呼呼地问讲解员：“这些中国的文物是怎样跑到美国来的呢？”
“当然，是用金钱收买来的啦！”
“收买？金钱？我告诉你，这些都是中国的宝物，是无价之宝！”
哦，不不，也许是中国人送给美国的吧！”那个讲解员结结巴巴地说道。
“赠送？应该说是掠夺！是抢劫！”
闻一多说完这句话，再也不愿在陈列室里多呆一分钟，大步流星地走了出去。
闻一多来美国是学画的，不久便觉得色彩和线条不能充分表达他对祖国的爱恋之情，因此把学习的重点转移到文学上，并开始进行诗歌创作，他怀念祖国，思念家乡，总忘不了受到蹂躏的大好河山。在《太阳吟》中，他写出了扣人心弦的诗句：
太阳啊，楼角新升的太阳！
不是刚从我们东方来的吗？
我的家乡此刻又都安然无恙？
当时，有些中国留学生迷恋美国的高楼大厦和优越的生活条件，一心想留居美国，不愿再回到中国去，谈起祖国来总是这也不好，那也落后。闻一多常常提醒他们：“中国人，要象个中国人！”还特地写了一首叫《我是中国人》的诗，来表示对祖国的深深的热爱，诗中写到：
伟大的民族！伟大的民族！
五岳一般的庄严正肃，
广漠的大洋底度量，
春云底柔和，秋风底豪放！
我没有睡着！我没有睡着！
我心中的灵火还在燃烧，
我的火焰他越烧越燃，
我为我的祖国烧得发颤。
投入战争
1925年5月，闻一多踏上了归程。轮船驶到上海吴淤口，他立即换上中山装，而把西服、领带抛进了大海。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清华、南开等大学迁到昆明，合并为西南联大，闻一多在中文系任教。他一直期待着抗战胜利，可是国民党军队却是节节败退，这使他愤慨万分。
1945年8月14日，抗日战争胜利，饱经苦难的中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统一，但蒋介石却阴谋重新发动反人民的内战。为此，西南联大召开了一次“从胜利到和平”的晚会，会上，闻一多手握扩音器，大义凛然地警告企图发动内战的人说：“反动派，你听这些声音：‘人民不要内战，人民不要独裁，人民要民主，要和平！’谁不要人民，人民就不要谁！”
后来，闻一多在与共产党人的接触中，在对抗日民主根据地与国统区的对比中，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和希望。1945年12月二日，国民党公然用枪弹镇压了手无寸铁的昆明学生，打死了4人，打伤了数十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闻一多同其它教授一起发表支持学生抗议国民党法西斯暴行的宣言。1946年2月，他以悲愤的心情，亲自撰写了《“一二·一”运动始末记》，称“一二·一”是“中华民国建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同时，他坚定地表示：“死难四烈士的血给中华民族打开了一条生路”，“愿四烈士的血是给新中国的历史写下了最新的一页，愿它已经给民主的中国奠定了永久的基石！”在四烈士殡葬的那天，闻一多神色严峻，并在葬仪上致词，用铿锵有力地声音喊道：“我们一定要为死者报仇，要追捕凶手。要追他们到海角天涯，这一辈子追不着，下辈子追不着，下辈还要追，这血债是要还的！”
宁死不屈
争取和平民主，反对独裁内战的呼声越来越高，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大恐慌。1946年7月11日，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暗杀了民盟中央委员李公仆，闻一多抚尸痛哭，悲愤莫名。他明知国民党将要对他下毒手，仍然照常工作，毫无畸惧。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学校师生劝他暂避一时，他坚定地说：“如果李先生一死，我们就停止工作，将何以对死者！将何以对人民！”
7月15日上午10时，民盟在云南大学召开李公仆死难报告会，请李夫人张曼钧报告李公仆被害经过。闻一多毅然出席，并即席发表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讲演。他说：“这几天，大家晓得，在昆明发生了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要遭这样的毒手！今天，这里有没有物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你们杀死一个李公仆，会有千万个李公仆站起来！你们将失去千万人民！争取民主、和平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绝不怕牺牲！”
大会结束后几个小时，闻一多不顾情势危急，到府甬道十四号《民主周刊》社同楚图南一起召开招待会，报告李公仆被刺经过及李公仆的生平。
下午5点多钟，记者招待会结束，闻一多由长子闻立鹤伴随回家，刚到家门，早就埋伏在那里的特务，突然从两头冲过来，向他举枪射击。就这样，这位伟大的民主战士英勇地牺牲在国民党特务的枪口之下。
闻一多被害的消息传到革命圣地延安，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立即发电致哀。周恩来副主席正在南京同国民党当局谈判，他获悉此消息后，立即致电慰问家属，同时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并亲笔写了悼词。10月19日，周恩来在上海文化界纪念鲁迅大会演讲中指出：“鲁迅、闻一多都是最忠实、最努力的牛，我们要学习他们的榜样！在人民面前宣誓：做人民的奴隶，受人民的指挥，做一条人民的牛！”
一个伟大的民主战士倒下去了，共和国的人民永远都没有忘记他。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闻一多拍岸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
（张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