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思奇（1910～1966），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原名李生营，云南腾冲人，其父是一个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军人，曾任蔡锷领导下的讨袁护国军秘书长。艾思奇中学时代即参加革命活动，早年留学日本时曾参加中共东京支部组织的社会主义学习小组。“九·一八”事变后弃学回国，1932年在上海泉漳中学任教，参加反帝爱国大同盟。1934年在《读书生活》杂志发表《大众哲学》等著作，传播马克思主义，对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有较大影响，起到哲学启蒙作用。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至1937年任上海《读书生活》杂志编辑，出版《哲学与生活》、《实践与理论》及与郑易里合译的《新哲学大纲》等书。1937年到延安，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马列学院任哲学教员，并先后担任中央文委秘书长，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解放后历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副校长、中国哲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当选为中共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长期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宣传教育工作，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他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曾作为高等学校哲学课教材。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等，在哲学界有较大影响。其主要著作编为《艾思奇文集》（两卷）出版。周扬同志为文集写了序言。
艾思奇于1966年3月22日在北京病逝，终年56岁。
勤奋的“大众哲学家”
1931年9月18日，日军罪恶的铁蹄踏进了我国的东北三省，隆隆炮声震撼了中华大地。当时年仅21岁的艾思奇正在日本留学，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行径，他义愤填膺，热血沸腾：强邻虎视，国家民族处于危亡之秋，血性男儿，怎能面对国难无动于衷？他毅然放弃了学业，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来到上海。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内残酷镇压革命，对外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在这血雨腥风的日子里，艾思奇关切地注视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他回到祖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参加反帝爱国大同盟，呼吁抗战，反对暴行。1932年他在上海泉漳中学任教，不仅热情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而且和学生一道上街游行示威，慷慨陈辞，发表演讲，指斥日寇侵华暴行，谴责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行径。与此同时，他开始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武器分析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用哲学的观点和眼光去观照客观事物，走上了哲学研究之路。
艾思奇是云南腾冲人，他的家乡虽地处边陲，但并不闭塞。艾思奇的父亲是一个知识分子型军人，曾做过讨袁护国军的秘书长，看问题相当敏锐，思想也很活跃，平时言谈颇富于哲理性。艾思奇从小受家庭环境的影响，在读书之余接受了许多进步思想和先进理论，加之他又秉承了父亲的特质，所以在中学时代就对哲学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他曾对2000年前公孙龙子的“白马非马”论做过深入的探讨和分析，认为此论题之所以在当时惊动过世人，“原因是由于他（公孙龙子）第一次揭示了在日常生活里谁也不注意的人类思想之矛盾性，他将认识内容的具体的东西与抽象的东西分辨开来，而发觉两者间的对立的契机。”论定公孙龙子“显然是一个中国的形式伦理学者，以同一律作为他推理的至上公律。”由于他思维的深遂和敏捷，被同学们公认是班上最聪明的人之一。
中学毕业后，艾思奇漂洋过海去日本留学，象当时的大多数有志青年一样，希望学得知识和学问，以报效祖国。在日本，他参加了中共东京支部组织的社会主义学习小组，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以此指导自己的行动。从东京回到上海之后不久，他很快便结识了当时文化界的一些进步人士田汉、周扬、周立波等。周扬曾经到他工作的《读书生活》杂志社专程拜访了他，并作了亲切的交谈。周扬对艾思奇的进步活动及他发表的一系列哲学著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而艾思奇也对周扬十分佩服和敬慕。1935年，艾思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周立波和周扬是他的入党介绍人。这一时期，艾思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进步文化界同仁的帮助和支持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的《抽象作用与辨证法》、《进化论与真凭实据》、《理知和直观之矛盾》和《从新哲学所见的人生观》等一系列发表于当时各报刊上的文章和论著，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起到了很大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1934年在《读书生活》杂志一、二卷连载的《大众哲学》（原名《哲学讲话》）一文，对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起到了启蒙作用，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此文后来出版单行本，仅解放前就出过32版，流传很广。尽管作者在“四版代序”（关于〈哲学讲话〉》中说：“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自始至终就没有想到要它走到大学校里去。我只希望这本书在都市街头，在店铺内，在乡村里，给那失学者们解一解智识的饥荒。”但这部《大众哲学》却一版再版，受到青年学生和社会各界的欢迎。
在旧中国的哲学界，艾思奇的哲学研究是独树一帜的。他30年代初期在上海发表一系列哲学论文，“或则用深入浅出的道理教育青年，或则向着种种错误的思潮开火。这些著作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青年在它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周扬《艾思奇文集·序》）1937年，艾思奇奔赴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任教，步成长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战士，毛泽东同志曾对艾思奇所写的《哲学与生活》一文给予高度评价，并在详细批阅之后亲自摘录其中重要章节，在个别问题上提出了商讨性意见。
全国解放后，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做出了新的贡献。他主编的《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及一些哲学理论文章，系统地阐明了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许多重要原理，对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进行了有力的批判。艾思奇数十年如一日，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做了许多开拓性工作。他治学勤奋，文风明快，给中国的读书界留下一批丰富的文化遗产，人们是永远不会忘记他的。
（王运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