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耳（1912～1935），中国现代著名作曲家，擅长演奏多种民族乐器。原名守信，号子义（一作紫艺），云南玉溪人。1912年2月15日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一个清寒医家。父亲聂鸿是当地中医师。聂耳4岁丧父，其母彭寂宽以经营小药材店和做女红所得的微薄收入抚养儿女成长。
聂耳的童年是云南省这个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之乡度过的。丰富的民族音乐文化使他自幼喜爱上了音乐，在民族音乐的熏陶下，聂耳的艺术才能得到很大的发展。
1925年，13岁的聂耳在云南省昆明市开始了他的中学生活。这时，正是中国大革命的前夜，新的革命思想、文艺思想开始在知识分子中间传播。正在中学读书的聂耳开始受到新的革命思想、文艺思想的感染。在当时的学生运动中，他参加了很多戏曲、音乐活动，演出过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演唱过革命歌曲《国际歌》、《少年先锋队》、《工农兵联合起来》等。
1927年，聂耳考入了云南省师范学校。在这所学校里，他接触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地下组织，开始在团的外围参加读书会，研究社会科学和新文艺思想，参加音乐、戏曲演出活动，秘密散发革命传单。1928年秋，在白色恐怖的严峻形势下，他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共产党员李国柱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参加秘密活动，并开始初步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1928年末至1929年4月，聂耳曾一度参加了“十六军”，以后不久，就借着军队溃散的机会于1929年5月又回到云南省立师范学校原来的班级学习。
1930年7月，聂耳在学校受到监视，为了更好地斗争，他曾一度短时隐匿，但由于叛徒的告密，他不得不离开云南，来到上海。先在云南人开的一个小店里当店员，以此维持生活。同年10月，由同乡郑雨生介绍加入了“上海反帝大同盟”虹口区的组织（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积极参加各项革命工作，多次参加抗日游行活动。1931年3月，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黎锦晖主办的“明月歌舞社”，同年4月22日，任这个歌舞社的乐队成员，开始了职业音乐家的生活。
1932年4月的某一天，党组织通过剧作家田汉找到了聂耳，向他伸出了挚爱的手，帮助他迅速成长。从此聂耳开始以音乐为阵地，以论文为投枪，向国民党反动派发起了一连串的进攻。这期间，他发表的论文有：《黎锦晖的‘巴蕉叶’上诗》、《下流》、《评仁道》、《批评杂谈》、《中国歌舞短论》、《黑天使答黎锦晖》等。这一系列的短文，强烈地抨击了当时音乐界的下流人，引起了“明月社”某些下流人的不满，聂耳也因此离开“明月社”，奔赴北京。
1932年8月11月，聂耳来到北京，由“剧联”介绍，很快和剧联北京分盟取得了联系。剧联党组织很关心他的入党问题，派丁玲和他联系。聂耳在北京参加了左翼的多项革命活动，在群众集会时演奏《国际歌》，参加戏曲演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为剧联机关刊物撰写文章等。同年11月，聂耳又回到上海，在联华影业公司，担任剧务、场记等工作。
1933年初，聂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他正式开始了自己的音乐创作生活。1934年，是聂耳一生中音乐创作大丰收的一年。为了创作出无产阶级的战斗歌声，他自觉地深入到劳动人民群众之中，体验人民生活，倾听人民呼声，收集创作素材。他的《开路先锋》以其排山倒海之势，在人民群众中形成了不可阻挡的力量。
聂耳的革命斗争精神表现在他直接参加各项群众斗争。1933年，他领导“联华”同人会和资本家进行斗争，1934年在“百代唱片公司”和任光一起举办“新声试唱会”，和黄色音乐进行正面斗争。一系列的斗争，使聂耳锻炼成了一位杰出的鼓动家、社会活动家。
1935年，党组织派聂耳赴苏联考察，取道日本，7月17日在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溺水逝世，时年仅23岁。
聂耳短暂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音乐财富。他以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特有热情，谱写了30余首革命歌曲，改编了5首民乐合奏曲，发表了一系列的音乐评论和战斗短文。他在中国音乐史上，第一个正确地继承了民族音乐传统的优秀素质，并且创造性地发展了传统，丰富了传统，创造了崭新的、民族的革命群众歌曲的音调，形成并奠定了中国革命群众歌曲的风格，并且把这一音乐体裁的发展，在中国音乐史上推到了空前的艺术高度。聂耳创作的歌曲，内容朴实，格调清新，形式多样，但又都富有战斗精神。甜美动听的民歌有《茶山情歌》、《采菱歌》、《塞外村女》等；抒情性加战斗性的歌曲有《春回来了》、《铁蹄下的歌女》等；具有朗颂性音调的歌曲有《梅娘曲》等；风格上比较新颖的歌曲有《告别南洋》等；简洁短小、富有战斗力的歌曲有《开矿歌》、《大路歌》、《打砖歌》、《打长江》等；生动形象，富有生活气息的歌曲有《卖报歌》、《小工人》等；战斗进行曲有《开路选锋》、《前进歌》、《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等。可以说《毕业歌》和《义勇军进行曲》是聂耳一生中最成熟、最光辉的作品。
聂耳虽然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永存，他谱写的歌曲，将永远飘荡在祖国的上空。
结识报重，倾听号子，谱写大众之声
青年时期的聂耳，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通过学习马列主义和革命理论，认清了自己的创作之路。他坚定不移地坚持深入社会，了解人民大众，谱写人民大众之声。
1933年秋，聂耳在上海霞飞路偶遇一位卖报的小姑娘，小姑娘叫卖报纸的声音即悦耳又动听，简直胜过一首童声独唱歌曲。聂耳被小姑娘的叫卖声吸引住了，他站在马路边听了很久。后来聂耳约周伯勋一块去霞飞路，专门结识这位卖报的小姑娘。他们两人先把这位小姑娘所卖的各种报纸都买了一份，而后亲切地询问这位小姑娘家住什么地方，家里还有什么人，都干什么工作。从小姑娘嘴里他们了解到：她还有父母亲，父亲患病无工作，卧床不起，母亲在家照顾父亲，全家人就靠她卖报所得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如遇雨天，卖不了报纸，全家人就会忍饥挨饿。聂耳听着小姑娘的述说，觉得周身的血夜顿时加快了循环，心跳得特别厉害，一股强烈的使命感顿时涌上心头，站在面前的报童不正是几亿劳苦大众的典型代表吗？她的叫卖声不正是中国劳苦大众的呼吁吗？作为人民的音乐家不正需要谱写这样的声音吗？聂耳创作的灵感顿时涌上心头，决定创作一首反映报童悲惨生活的歌曲。聂耳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词作家安娥，并请她创作歌词。安娥通过观察小姑娘卖报的情景之后，很快写好了歌词，聂耳拿到歌词之后，连夜谱好了曲子，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卖报歌》。
聂耳拿着创作好的《卖报歌》，又找到卖报的小姑娘，非常高兴地唱给她听，并虚心地听取他的意见。小姑娘听了反映自己卖报的歌曲，如此生动，如此真实，如此悦耳，她高兴地跳起来拍手叫好：“先生写的歌曲太好了。”随后又对聂耳提出了一点改进意见：“如能把‘几个铜板就能买几份报’的话也能唱出来，我卖报时就可唱这个歌了。”聂耳笑着说：“你提的意见太好了。”随即把小姑娘的意见转告了安娥，安娥欣然将歌词改为“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后来，聂耳见到了那位小姑娘，果然，她一面卖报。一面唱着《卖报歌》。不久，聂耳仍然觉得言犹未尽，接着又谱写了《卖报之歌》。《卖报歌》成功地塑造了卖报姑娘的形象，有力地抨击了黑暗的旧社会。
聂耳创作的歌曲，有相当一部分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歌声。这部分歌曲都是聂耳深入生活，捕捉素材，加工提炼而成的。
一个夏天的傍晚，聂耳和郑君里在黄浦江边的码头上乘凉，两人正在闲卿，忽然聂耳摇了摇手：“别说话，你听那是什么声音？”郑君里一听，原来是搬运工人在台阶上搬运货物，集体发出的低沉壮美的吭唷吭唷的劳动号子。这号子，节奏分明，声音壮美，旋律有力；这号子，是中国劳动大军的呐喊；这号子，是中国人民的控诉；这号子，是码头工人的愤怒。聂耳被这有节奏的劳动号子吸引了。他在这吭唷吭唷的旋律中开始了他音乐形象的思维。很快创作出《码头工人之歌》、《开路先锋》、《大路歌》等著名歌曲。
谱革命曲，唱革命歌，同靡靡之音作斗争
30年代的上海，在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双重统治之下，沉渣泛起，乌烟瘴气，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在音乐界，到处充满了《桃花江》、《毛毛雨》、《妹妹我爱你》等黄色下流的靡靡之音，毒害和麻醉着青年一代。音乐界的反动文痞散布种种谬论，推波助澜，加以鼓吹。
聂耳当时正在“明月歌舞社”担任演奏员。这个歌舞社上演的节目，虽有反封建、求民主的色彩，但多数节目是迎合小市民低级趣味的、内容空虚、色情庸俗的歌舞。对此，聂耳无比愤怒，以“黑天使”的笔名，投文《上海时报》，给以迎头痛击。1932年7月，他连续发表了《中国歌舞短评》等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需要的不是软豆腐，而是真刀真枪的硬功夫。”然而聂耳毕竟势单力薄，并无回天之力，于是不久便愤然离开“明月歌舞社”，奔赴北平，参加革命斗争。在党的教育下，他以音乐为武器，积极创作革命歌曲，同靡靡之音作针锋相当的斗争。聂耳最优秀的歌曲大部分是这一时期创作出来的。
1934年4月，聂耳重新回到上海，在百代唱片公司和任光一起举办“新声试唱会”，大唱革命歌曲，鼓舞人民斗志，压倒靡靡之音，在群众中获得了巨大的胜利。与此同时，聂耳还积极组织了“百代国乐队”、“森森音乐社”、“联华声乐团”等革命音乐组织，把革命音乐者组织起来，向反动势力发起冲锋和攻击。
饱蘸激惰，废寝忘食，
谱写无产阶级的正气歌
正当田汉和聂耳准备合力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时，田汉突然被捕，关在上海龙华监狱里。田汉在狱中创作出《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将词写在烟盒的背面，让其家属捎出监狱。聂耳接到歌词后，正值忙于出国苏联考察音乐之际。聂耳先到达日本，一到日本，他便饱蘸革命激情，废寝忘食，谱写《义勇军进行曲》。歌曲谱好后立即寄致通电公司，公司立即合成录音，一首无产阶级的正气歌就这样诞生了。
《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伟大祖国的国歌，也是无产阶级的正气歌。正气歌，她的庄严的旋律，是无产阶级的脉博；她的磅礴的声响，是无产阶级的呼声；她的金色的音符，是无产阶级跳动的心。正气歌，将放射出永恒的光，迸发出永恒的热，染红古老的大地，染红辽阔的太空。正气歌，她光明磊落，气壮山河，鼓舞亿万人民去消灭一切剥削者和压迫者。
（李修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