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挥动利毫，将黑暗社会刺得通体鳞伤，把反动制度的暴虐而空虚的本质，洞开于世。他一针见血地把黑暗社会比作“铁屋子”和“人肉筵席”，号召人们“毁灭”它！掀翻它！尽管他明白这需要一个过程。但，他挥动巨笔，划破云层，把曙光透进人间，让人民警觉！他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睡熟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昏睡入死者，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醒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吗？”“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灭这铁屋子的希望。”鲁迅于1918年5月，在《新青年》杂志第四卷第五号上，发表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就是一篇旨在把“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救”，并且震憾了许多“较为清醒的”人，也惊醒了许多正在“熟睡”乃至快要“闷死”的人的扣人心弦的杰作。
鲁迅对黑暗反动势力的揭露，其目的在于斗争和打击之，而且鲁迅是以一员“真正的猛士”的姿态向敌人出击的。他坚决主张：必须象痛打落水狗一样，和一切恶势力进行不妥协、不调和的斗争，必须坚持韧性的斗争！尽管大敌当前时，那些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服务的买办资产阶级文人大为惶恐，纷纷出来为反动势力辩护，甚至面对爱国学生和蓬勃兴起的群众爱国运动，跳起来骂街，说什么帝国主义是不应该反对的，“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是“分裂与猜忌的现象”（徐志摩）；“打、打！这样的中国人！呸！”（陈西滢）。但鲁迅对这些无耻文人的鼓噪，一方面针锋相对地予以痛斥；一方面冷静地提醒人们“中国人中，仇视那真诚的青年的眼光，有的比英国或日本人还凶险。要中国好起来，还得做别样的工作！”作为彻底的不妥协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鲁迅，他的正义言论和行动，使广大人民特别是有志于救国救民的知识分子，清楚地意识到：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解放，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之下，和国际帝国主义者及国内封建军阀进行坚决的斗争。在文化战线上，必须和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服务的买办资产阶级文人进行坚决的斗争。
1926年3月18日， 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屠杀了徒手请愿的群众和青年学生。惨案发生的当天，鲁迅立即写下《无花的蔷薇之二》，对于青年们的横遭惨杀，感到万分沉痛，他把这一个血腥的日子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他奋笔疾书，一面痛悼死难的青年，一面斥责反动统治者及其帮凶的残忍无耻，他写道：
“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使卫兵用步枪大刀，在国务院门前包围虐杀徒手请愿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至数百人之多，还要下令，诬之曰‘暴徒’！
“如此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之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除却俄皇尼古拉二世使可萨克兵击杀死民众的事，仅有一点相像。
“中国只任虎狼侵食，谁也不管。管的只有几个年轻的学生，他们本应该安心读书的，而时局飘摇得他们安心不下。假如当局者稍有良心，应如何反躬自责，激发一点天良？
“然而竟将他们虐杀了！
“假如这样的青年一杀就完，要知道屠杀者也决不是胜利者。
“墨写的谎言，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的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实弹打出来的却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掩于墨写的谎语，不醉于墨写的挽歌；威力也压它不住，因为它已经骗不住，打不死了。”
追悼会之后，鲁迅怀着极度悲愤的心情，写下了《纪念刘和珍君》。他写道：
“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我住得并非人间。我已经出离愤怒了。”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愤然而前行。”
鲁迅自己是这样的“真的猛士”。他化悲痛为力量，奋然而前行了。
交知己、同战斗、丹心向阳
鲁迅被称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他虽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却拥护、支持乃至参与党的正义事业，为党担负过重大任务。他与瞿秋白的挚交，一直被颂为革命者的历史佳话。
瞿秋白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从1932年11月到1933年7月，先后曾3次到鲁迅家避难。每当反动派实行白色恐怖，捕杀革命者，瞿秋白成为敌人的迫害目标而一时无处可去时，总要想起鲁迅，并经常毫不迟疑地说：“到周先生家里去罢！”对鲁迅充满信任。而鲁迅自己早就成了敌人的“眼中钉”，他到上海以后，与党组织、党的领导人及许多党员都发生了亲密的联系，并与他们并肩战斗，已成为最亲密、最可靠的朋友。因此，敌人更加怀恨他，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鲁迅对自己的危险处境是十分清楚的，但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总千方百计地保护战友。革命者杨志华有一段深情的回忆记述：“难道鲁迅不知道与我们来往是十分危险的吗？他自己所受的迫害已经够多了，但由于他相信共产主义和拥护共产党的政策，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他对共产党员表现了无限的热情和可贵的友谊。”
其中有一次，担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陈云，受党的指派，去接迎避居在鲁迅家中的瞿秋白——那是1932年上海一个冬天的深夜，陈云在北四川路一路电车的终点站处，迅速地走进鲁迅的住宅，上了三楼。当许广平把他迎进屋里时，瞿秋白已经准备妥善了：将几篇稿子和几本书放在杨志华的包袱里，另外用一个小包袱装些简单的衣物。和陈云见面后，幽默地说：“我的一生财产尽在于此了。”说完回身欲与鲁迅握别。陈云说：“我们去的地方很远，我去叫三辆黄包车。”说着就要下楼去。这时一直站在他们身旁关心地望着他们而不愿望打断他们简短的谈话的鲁迅，急忙说：“不用你去。我叫别人去叫黄包车。”说完，就叫许广平去了。
鲁迅看了一眼阴雨漆黑的室外，又亲切地注视了一会儿站在身边即将离去的瞿秋白，转而，脸色庄严而显出了忧虑。他很担心他们在路上被侦探巡捕发现。便问陈云：
“深夜路上方便吗？”
陈云略有沉思地回答道：“正好天已下雨，我们把黄包车的蓬子撑起，路上不妨事的。”
许广平上楼来说：“车子已经雇好了。”
鲁迅和瞿秋白并肩走下楼去，临别时鲁迅带着庄重和忧虑的神情对瞿秋白说：“今晚上你平安地到达那里以后，明天就叫人来告诉我一声，免得我担心。”瞿秋白答应着，挥手对鲁迅和许广平说：“你们进去吧。”鲁迅和许广平默默地点点头，目送着3位战友的身影，消失在漆黑的夜色中。
说来，鲁迅和瞿秋白原来并不认识，但神交很久。瞿秋白在给鲁迅的一封信中，有这样的话：“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他看了鲁迅为悼念左联烈士而写的文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者的血》，赞叹道：“写得好，究竟是鲁迅！”鲁迅看了瞿秋白以“乱弹”为总名写的一批杂文后，也赞不绝口道：“何苦（瞿秋白的别名）的文章，明白畅晓，是真可佩服的！‘他’真有才华。”
鲁迅和瞿秋白是在革命的艰难时期，在共同战斗中交为知己的。他们成了最亲密的革命战友。鲁迅曾书写了一副对联，赠给瞿秋白：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鲁迅从中国共产党人身上，从工农红军和红色根据地中，看到中华民族的希望、革命的前途，他完全自觉地把自己的毕生事业和中国共产党的事业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了。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了陕北，鲁迅从史沫特莱那里得到消息后，便立即与茅盾联名给党中央发了贺信：
“英勇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勇敢的斗争，你们伟大的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更大的胜利，全国民众正在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极热烈的欢迎和拥护。
“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
这质朴而真诚的语言，饱含着鲁迅一片丹心向阳的真情，表达了他和所有革命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崇敬与信仰。
（周兴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