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189～1946），原名文浚（jùn），出生于安徽歙（shè）县西乡一个贫寒教员之家。六、七岁开蒙，边劳动边在父亲指教下读书，1907年16岁时跳级入徽州的崇一学堂，两年后提前毕业，1909年借资考入杭州广济医学堂，半年后因不满学校歧视不信教的学生愤而退学。1910年秋在一牧师资助下考入南京金陵大学文学系，此间，受王阳明“知行合一”、“知行并进”学说影响，改名为陶知行。1914年以全校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提前一年毕业。同年，借资赴美留学，初入伊利诺大学学市政，半年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1916年获“师范教育总监”学位（硕士）。是年秋回国，不久，被聘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组为东南大学）教授，继任教务长、教育系主任。1919年倡议组织了南京教育界联合会，声援支持“五·四”运动，1920年组织中华教育改进社，任总干事；1923年与晏阳初、朱其慧等人发起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编写平民千字课本，办平民学校，推进平民教育运动。1927年3月与赵叔愚教授在南京和平门外的一座小山上合刀创办南京市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后简称晓庄师范。1930年4月晓庄师生参加了全市性反帝示威大游行，恼怒已久的蒋介石迅即下令查封晓庄学校，14名爱国师生遭杀害，陶行知遭通辑，被迫逃亡海外。
1931年回国不久，陶行知又逐渐展开活动，组织发起“科学下嫁运动”，着手普及科学教育。1932年10月在上海北郊大场，陶行知创办“山海工学团”，为国难教育建立一个新据点。继之，又在沪西北新泾为工农子弟办起晨更工学团秘劳工幼儿园，以及市区的报童工学团等10余处。1932年“一二八”事件后，陶行知除发表文章探讨教育与社会关系及其改革的文章外，还发起成立了生活教育社，出版《生活教育》半月刊，组织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至1934年，他终于认识到“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这一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出真知的原理，即正式宣布改名为陶行知。
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在中国共产党帮助和影响下，陶行知更坚定地认识到教育应为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服务，更积极地参加抗日民主运动。此间，他先后组织上海文化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全国救国会。并与沈钧儒、邹韬奋等联名发表《团结御侮宣言》，组织国难教育方案，积极开展各种抗日救国活动。1936年夏，陶行知应邀出席伦敦世界教育会议，并受全国抗日救国会委托，任国民外交使节，访问了亚欧美非28个国家。所到之处，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宣传抗日救国主张，争取海外侨胞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与支持。1938年8月在桂林主持生活教育社成立大会，被推为理事长；同时出版《战时教育》杂志。1939年到重庆后，于7月在北碚的合川凤凰山上一古庙里创办育才学校，收容、教养战时流离失所的难童，其中容纳不少共产党人；他还与李公朴、史良等人创办社会大学，任校长，吸收职业青年补习高等学校课程，培养出许多革命人才，并帮助一些进步青年去革命根据地。1945年春，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
抗战胜利后，陶行知更加自觉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更加倾向革命，相信真理，不畏强暴，主持和发行《民主教育》月刊和《民主》周刊。他一直站在反内战争民主运动的最前列。1946年4月他回上海后，一面筹划育才迁校，一面忙于民盟的工作，到处演讲，为反独裁争民主而疾呼。7月25日，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逝世，终年55岁。
1916年到1946年的30年间，陶行知先生倾全部心血于人民教育事业，致力于革新教育事业。早在1917年前后，他就提出要用“教学法”代零星“教授法”；晓庄学校办起后，他创造性地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等口号，构成其自成体系的“生活教育”论；在民族危亡时刻，他又及时地拟定国难教育方案，倡导“工学团”制，此间，他创立“小先生制”，实行“即行即传人”的普及教育方法，还在农村组织“农友会”，开设文明茶馆。总之，陶行知是一位从我国国情出发，倡导教育改革教育的先驱。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在反对旧教育、普及新教育方面，不仅在当时的国内有极大的影响，而且影响到国外。特别是他后期的教育理论和实践，达到了新的高峰，使“生活教育”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教育，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留下珍贵的一页。他被毛泽东主席誉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周恩来总理称他是“无保留地追随党的布尔什维克。”
陶行知的著作很多，主要的有《中国教育改造》、《知行书信》、《斋夫自由谈》、《古庙敲钟录》、《中国大众教育》、《行知诗歌集》、《行知教育论文集》等，由他主编的刊物有《新教育》、《教育评论》、《平民教育》等。
毕生报国，修筑教育长城
早在美国求学时期，陶行知就确认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迁就新社会的基础事业。为了中华民族的腾飞，从此立志走“教育救国”之路。下面的小故事就充分体现了他献身人民教育事业的拳拳之心。
1923年9月12日， 陶行知游览八达岭长城之后，在青龙桥候车之际，遇到安徽同乡刘君。畅谈中刘君说，外国人要买下他收藏的一块明朝永乐年间的长城砖，他拒绝了，现在要执意送给这个刚结识的教育界朋友。盛情难却，陶行知郑重地收下了。随后，他将这块上有“中部”二字的长城砖送给四女师，镶嵌于四女师新建校舍墙基之上，并告知该校师生这块长城砖的来历，勉励他们说，教育是中国强盛的保障，四女师既得万里长城之砖，自能在为祖国造就人才的奠基事业中奋力前行。
为了修筑中国的教育长城，在陶行知55年生命道路上，洒下了一路血汗。自1920年的中华教育改进社，到1927年开始的晓庄事业、30年代初的“科学下嫁运动”、1932年10月开始的“工学团”运动，以及生产教育社，再到1939年7月创建育才学校、社会大学，都是他献身祖国教育事业的真实写照。1946年陶行知在去参加“昆明一二·一反内战烈士祭”前夕，他预料蒋介石要对前往参加纪念活动的进步人士下毒手，便给其妻吴树琴立下遗嘱：“我到长安寺去祭昆明反内战被害烈士，也许我们不能再见面。这样的去是不会有痛苦，望你不要悲伤。望你参加普及教育运动，完成四万万五千万人之启蒙大事，”遗嘱不忘教育，由此可见陶行知毕生为革除文盲多的贫弱国势而矢志普及平民教育、启发民众智慧的抱负与死而后已的精神。
为抗日救亡推行国难教育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一贯爱国救民的陶行知立即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参与发起了全国人民救国会，组织了国难教育社。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他主张首要任务是把人民大众团结起来，靠人民自己的力量保卫自己、解放自己。为此，他将普及教育与抗日救国融合起来，大力开展国难教育，倡导“工学团”制，实行“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先后在上海附近办起山海工学团、晨更工学团、劳工幼儿园等10余处学校。在农村组织“农友会”，开设六明茶馆，将宣讲国家大事与普及文化、提高觉悟、提高能力有机地统一起来，在全国乃至东南亚等地产生了广泛的积极的影响。
为使国难教育与抗日救亡深入各层人士之心，坚持到底，陶行知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其正义主张，鼓励人们。40年代初的一天，陶行知与戴伯韬等在重庆对岸的南山参观一所学校之际，适逢国民党全国经济资源委员会举行所谓“精神总动员大会”，当他应邀上台即兴讲话时，他一反官老爷们作做之态，开门见山地呼吁：“我们要坚持抗战，一直抗到底，不要灰心，事不论大小，人不论地位，只要我们坚决干下去，是会成功的。有人看到我的许多同学、同事以及学生，因为善于趋炎附势而飞黄腾达，不是官商大亨，就是委员、部长、厅长、步步升高，说我没出息，才步步下降，回国时办大学，后来办中学，现在降低使用当小学校长，教小娃娃了。但我是坚持为国家为老百姓服务的精神，在任何情形下，就是只让我当一名小学校长，我也要贡献出一切力量来服务，而且很愉快。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胜利。”他这话博得了教职员们一阵阵热烈掌声，而一些官员则低下了头。
民主战士“等着第三枪！”
作为一名爱国主义的民主战士，在陶行知教育思想组成中一直将民主教育置于重要地位，他尖锐地批评国民党时期“奴隶教育太多，主人教育太少”，高呼“民主第一”、“工人万岁”。他主张用教育的力量，“达民之情，遂民之欲”，因此，他在推行平民教育、待人处事、研究学问等方面，均是提倡解放、讲究方法、作风豪放而潇洒。他的行动激怒了反动当局，1930年4月与1936年冬，他先后两次遭通辑。但是他仍临危不惧，表现出了一个民主战士应有的气度和风范。1946年2月10日，在校场口事件中，陶行知目睹特务暴行，非常气愤，号召大家做好用血与生命争取民主胜利的准备。同年4月他从重庆回上海后，一面筹备育才迁校，一面到工厂、农村、学校作反独裁、反内战、要民主、要和平的演讲。6月23日上海举行反内战反独裁反饥饿的浩大游行，陶行知站在一条长凳上高喊：“八天的和平太短了，我们要真正的民主！我们要用人民的力量，制止内战，反对独裁，争取真正的民主！”7月11日、15日，民盟的领导人李公朴、闻一多相继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接着传来上海特务的“黑榜”，陶行知名列“探花”（第三），面对反动派的枪口与朋友的劝告，陶行知大义凛然地说：“我等着第三枪！”同时，他在给育才师生最后一封信中写道：“昨今两天有西方朋友向我报告不好的消息，如果消息确实，我会很快结束我的生命。我提议，为民主死了一个，就要感召一个人来顶补，只要我们肯为民主死，真正民主就会来到。”一派正义气贯长虹！
然而，未等国民党特务的子弹射来，病魔却夺走了他的生命。1946年7月25日上午，陶行知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逝世。生前他曾嘱咐家人，要把遗体运到南京晓庄安葬，“一定要把我的头朝向北方”。表明他至死不忘教育事业以及他那颗磊落光明的心，永远朝着延安，朝着中国共产党。
（陈立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