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韬的“变法自强”思想中，致力于国家的富强是其中心环节。他认为，“富强即治之本”，“舍富强而言治民，是不知为政也”。在“富”与“强”这两者之间，“富”又是基础，只有“富”，才谈得上“强”。因此，必须着眼于“求富”，“先富而后强”，“富则未有不强者”。由“富”而“强”，是他变法纲领中的两步曲。要“求富”，首先必须“兴利”，即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
为此，王韬一改过去恪守传统的重农抑商和农本商末的观点，正式提出“借商力以佐国计”的思想。他猛烈地批判清政府的抑商政策，全面地阐述了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重要性。他认为：“迂拘之士动谓朝廷宜闭言利之门，而不尚理财之说。中国自古以来重农而轻商，贵谷而贱金，农为本富而商为末富。如行泰西之法，是舍本而务末也。……徒知其名而无其实，又复大言不惭，此真今日士子之通病也。如是天下何由而治？盖富强即治之本也。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故舍富强而言治民，是不知为政者也。”
在批判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的同时，他又提出了“商为国本”的新本末观。王韬认为，经济改革的中心应该放在工商业上。他指出，“英之立国，以商为本”，其商人“远至数万里外，以贱征贵，以贵征贱，取利于异邦，而纳税于本国，国富兵强，率由乎此”。由此，他得出结论，“商富即国富”。这种“商富论”说明他已经把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看作国计民生的根本，这也是对传统的把农业经济看作富国强兵基础的一种大胆否定。但是，他的这种“商富论”与西方近代的重商主义者一样，虽然看到了商品流通领域的重要性，但却把它视作唯一的利润来源，把外贸作为国家富裕的唯一途径，因而仅仅把握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外观，而没有看到其实质。不过，王韬此论，与西方的重商主义者又有所区别，因为他所说的“商”，不仅仅指商品流通，同时也包括了商品的制造和生产。当然，在他的思想中，流通是最主要的。这一特点也是时代特征的反映。在资本主义还不发达，民族资本刚刚形成的中国近代，主要要解决的是如何应对外国商品输入狂潮的问题，这一时代特征自然造成王韬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商品流通上。而且，我们应该看到的是，王韬的“以商为本”的思想，已不同于清初黄宗羲等人“工商皆本”的观点，也不同于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本末皆富”的那种带有封建残余的折衷主义观点，而是代表着全新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向传统的封建观念的公开挑战。当然，他没有也不可能提出系统的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但毕竟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较早的提出了“富商论”，其开创之功，实不可没。
在大力倡导“富商论”的同时，王韬还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工矿业和现代交通运输业的设想。具体说来，有如下数端：
其一，是开采矿源，即开采煤、铁、五金诸矿。他认为，开矿是“利之先者”，而煤、铁、五金尤为重要。他说：“煤铁之利开，则不独机器船舶局中自饶于用，即以供诸国之用而无不足…… 矿务即兴，其利皆归于我。有铁以制造机器，可推之耕织两事。或以为足以病农工，不知事半功倍，地利之尽，西人工得广，富国之机权舆于此。”他还尖锐地批判清政府不断加派普通百姓赋税的做法，认为：“取之于民，不如取之于天地自然之利。所谓自然之利，山含其辉，地蕴厥宝，开凿五金诸矿是也。”。如果煤、铁、五金等矿得以开采，不仅可以增加国家的财税收入，而且还可以减轻人民的负担。真可谓一举两得，利国利民。
其二，大力兴办纺织业。王韬把“用机器以织呢布”与“开矿穴以足煤铁”并称为“利之最巨者”。他发现英国对华贸易主要是纺织品，洋布洋纱大量输入，“于中国女红，无不有妨夺”。在洋布洋纱充斥中国城乡市场的情况下，要想与洋人争利，就只有以先进的纺织业来取代传统的手工纺织。因此，他主张彻底抛弃落后的手工作坊和手工制造业，代之以新式的大规模机器纺织业。他还主张，按中国各地所产，进行合理的地域分工，各尽所长，各兴其利。这样，我国自兴纺织之利，则“物贱而工省，且无需乎轮船之转运，其值必贬，西人又何能独专其利”？
其三，建立铁路、轮船等近代交通运输业，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国内外贸易的发展。他驳斥了那种认为使用铁路、轮船会造成大量失业的保守观点，“或曰机器行则夺百工之利，轮船行则夺舟人之利，轮车行则夺北方车人之利。不知此三者，皆需人为之料理，仍可择而用之。而开矿需人甚众，小民皆可藉以口”，也就是说，随着采矿业和现代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不仅不会夺民之利，而且还会增加就业机会，从而更加促进经济的发展。他认为，兴办现代的交通运输业，作用有二：一可“利国”，二可“利商”。这也正是他“先富而后强”、“商富即国富”指导思想的具体表现。
总之，中国必须大兴资本主义工商业之“利”，“诸利既兴，而中国不富者，未之有也”。
为了尽快发展近代新式工业，王韬考虑到旧式的传统生产方式已不能适应新式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需要，故而极有远见地提出了要采用西方雇佣劳动的形式，建立大规模的托拉斯企业组织，来经营和管理这些工矿企业和运输业。他说：“中国商贾之道，实鲜善法。莫如仿西国法，设立公司，流通有无，以近贩远，俾不至于有亏，而财源可以不竭。”他认为，只有公司这种形式，才能把分散于各地之财，聚为一股强大的经济力量。为了保障公司业务的顺利开展，国家还应加以提携，要设立一个总的工商业管理机构以司其事，起到协调和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作用。为此，他建议政府设立“商务局”，“今日中国欲制西人而自强，亦莫如由商务始，欲商务之旺，莫如设立商务局始”。这是中国近代较早地提出设立商务局的呼求，实开甲午战后郑观应、陈炽等要求成立商部和戊戌变法中成立工商局的先声，比清政府1903年正式设立商局早了整整10年。
王韬还进一步指出，政府必须把各业之“利”，“皆公之于民”，这样才能促进人们的投资积极性，资本主义工商业才能在各个领域自由发展。因此，他坚决反对官办工商业，认为“官办不如商办”，“官办费用浩繁，工役众伙，顾避忌讳之虑多，势不能尽其所长”。为了达到尽快发展工商业的目的，他还提出了一个方案：“令富民出其资，贫民殚其力，利益溥沾，贤愚共奋……夫能与民同其利者，民必与上同其害，与民共其乐者，民必与上共其忧。”这样，上下一心，劳资合力，就一定能够使中国的新式工商业得到长足的进步。
要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就必须与西方列强“争利”，而要在“争利”过程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有强大的军事后盾。为此，他又提出“以兵力佐商力”来与外国竞争的观点，从而把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抵御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和振兴国家联系到一体。他说：“吾观泰西列邦通商他国也，商之所至，兵亦至焉。无不驻战舰、设水师……一有龃龉，兵锋立启。”在资本帝国主义时代，军事征服与经济入侵总是同时开始的，军事征服是经济渗透的基础，同时也是经济入侵得以顺利进行的保证。正因为如此，他提出要借兵力卫商，藉商以强国。他说：“寓兵于商”、“以兵佐商”，“则商利日厚，而兵饷常盈，费省力倍”。如果做到了这一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方无意外之虞”。他大声疾呼：“中国有志振兴，及今未晚也”，只要“商力”、“兵力”互为表理，使中国商人“行贩于重瀛者”，从而打开国际市场，“渐与西商争霸”，则国家富强一定指日可待。其富国强兵，力图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资产阶级强国的心情，是何等的急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