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韬以“待罪”之身，旅居香港10多年。在这期间，他满怀着爱国热诚，本着为国家富强和独立而献计献策的目的，在主持《循环日报》、大力鼓吹改良与变法的同时，还潜心著述，埋头于学术研究。集中地体现其这一时期主要研究成果的著作有《弢园文录外编》、《弢园尺牍》和《瓮牖余谈》等。尽管这些著作体例不尽一致，论述的问题也各有侧重，有的纵论时政，有的评述史事，有的则近乎杂谈，但是，所有这些都在为谋求国家富强的思想主旨下，相互辉映，连成一体，反映了他这一时期思想的广博与深邃。
首先，这些著作都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时代精神，这也是他这一时期全部著述活动的思想主线。翻开这些著作，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变法”、“变法自强”、“治中”与“驭外”等一系列惊世骇俗的论题，使人感到扑面而来的是一种洋溢着时代气息和强烈的忧世爱国之情。在这一时期的著作中，他还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正式提出了“振兴中国”的口号，这也正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倡导改良与变法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
其次，在这些著作中，他再次阐述了东西文化并重和中外民族平等的思想。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夷夏之防”的说法，并一直以所谓“内华外夷”的原则，来处理国际之间的关系。对这种以地域来区别华夷的标准，王韬持强烈的反对态度。他认为：“华夷之辨，其不在地之内外，而系于礼之有无”，“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则变为夷”。他所讲的这个“礼”，在很大程度上，是指文明水准、生产力发展的程度。以此为准绳，西方的“夷”已大大地超过了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中国人，又怎可以沾沾自喜、固步自封？为此，他提出要打破“中国中心主义”的唯我独尊、自高自大的旧观念，主张中国应该走向世界，与他民族、异文化进行交流，以为互补。同时，他还看到，文明的中心是在运动的，过去落后的民族，现在可能已发展成先进的民族。因此，一个民族应该善于向他人学习，决不能夜郎自大，不思进取。这一点与他此前一直强调的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
再次，猛烈批判封建主义，提倡“男女并重”之说。他对中国妇女几千年来被压迫、被侮辱的命运，表示了深切的同情。结合西方之行后的亲身经历，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家庭中的最大特点，就是男女不平等和重男轻女、男尊女卑。故而，他在这一时期的有关著作中，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荒淫无耻的一夫多妻制生活，指出此种陋习，在西方早已绝迹，但在中国却长盛不衰，“自天子至于士，正嫡而外，无不有陪贰。爵位愈崇，妾媵愈众”。从西方近代的“天赋人权”理论出发，他认为应该“男女并重”，并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这一闪光的思想，是中国近代男女平等思想和妇女解放的发端，也是他社会改革思想的一个重要支点。
最后，在这些著作中，他还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对西方近代的社会制度、政治生活、科学文化、学术流派、社会风俗、人种民族等，作了详细的记载，以开国人之视听，增进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在这以前，他对西方国家历史与文化的介绍，主要偏重于英国与法国。但在这一时期的著作中，他却将介绍俄国、美国和日本的情况，作为重点。通过对美、俄、日三国具体情况的介绍，来评判其长短优劣。在这三个国家中，他对美国的民主共和政治，表现出由衷的赞叹。他认为，美国的民主共和政治，使吏制清明，国家富强，几乎已达到中国人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大同之境。相反，对于当时还处在封建农奴制度下的俄国，则予以抨击和批判。此外，对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他也花费了相当的笔墨加以介绍，他认为日本在经过明治维新、仿行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之后，“近来国中政事风俗，大有变革，蒸蒸不丕，日臻上理”，而且“人才迭出”、“力讲富强”，“可谓盛矣”。可见，这时的王韬已不仅仅是空洞地介绍西方的政治制度，而是具体地提供了美、俄、日三种不同的实例以供中国变法之选择。从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他已经能够从经济发展对社会历史的促进作用这一点上，来考察和认识不同政治制度的优劣利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