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3月初的北平，春寒料峭，一阵冷风吹来，街上的行人不禁又裹紧了身上的衣服。西城北沟沿顺承王府内，三十几个人围坐在几张桌子旁，正侃侃而谈。桌上早已经摆好了美酒、冷盘。12时，1时，1时30分……仍不见宴会主人的身影。饥肠辘辘的客人们低声议论起来，“请帖上不是写的12时午餐吗？”“是呀，不知为什么……”当时针指向下午2时时，宴会厅里走进来一位面色苍白，形容清癯，衣冠不整，甚至连领带都系歪了的人，他就是今天宴会的主人，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原南京政府陆海空军副司令，人称“少帅”的张学良。张学良在这里摆宴席，是为归国抗敌的留学生接见洗尘。虽然，赴宴者对张学良深染嗜毒恶疾已有耳闻，但见到他那副颓靡潦倒的样子，仍不免大吃一惊。熟悉他的人还清晰记得，多年前的张学良可是红光满面，英姿勃勃。
张学良，字汉卿，辽宁海城人，生于1901年，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长子（兄弟姐妹共7人）。张作霖土匪出身，从一个“保险队”的头目，逐步成为执掌东北政治、军事、经济大权的“东北王”。在1920年的直皖战争中，张作霖助皖反直，皖系失败，段祺瑞通电下野，直奉两系共同控制北京中央政权。张作霖在北京设奉军司令部，除任东三省巡阅使外，又兼任蒙疆经略使，节制热河，察哈尔和绥远，从“东北王”一跃而为“满蒙王”。1921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张作霖兵败出关，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宣布东北“联省自治”。1924年，直奉战事再起，张作霖以战胜者的身份执掌北京中央政权，自称陆海军大元帅，人称“张大帅”。1928年，蒋介石联合冯玉祥、阎锡山等进攻奉系军阀，奉军节节败退，大势已去。日本企图乘张作霖兵败之际完全控制东北，但张作霖却不甘心作日本的傀儡，奉日矛盾日趋激化。1928年6月4日凌晨5时27分，在张作霖专列行至沈阳附近的皇姑屯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置的电控炸药炸毁。张作霖身受重伤，运回沈阳后死去。
也许是张家长子的缘故，张学良从青年时代起就参与军机，统领军队。1919年，进东北陆军讲武学堂第一期学习炮兵，毕业后被授予炮兵上校衔。此后，步步擢升。1926年，已是陆军中将的张学良任安国军第三军团长，进兵河南，次年被北伐军击败，屯兵保定。张学良在京汉线上指挥奉军撤退的过程中得知其父被炸的消息后，强忍悲痛，沉着镇定，指挥军队顺利撤入京奉线。6月19日，张学良化装成士兵乘坐铁闷罐车秘密返回沈阳，承袭父职，于7月2日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成为东北的最高统治者。
张学良主持东北政局后，面临的形势十分险峻。一时间，少帅府说客不断。日本派专使林权助以吊丧为名来到沈阳，胁迫张学良“独立”。蒋介石派方本仁北上，劝张学良把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换成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也来到沈阳，助蒋活动，劝张“易帜”。张学良思忖再三，权衡利弊，决心不顾日本侵略者的威逼利诱，以国家统一为重，毅然于12月9日通电全国：“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当天，南京政府的青天白日旗飘扬东北。31日，南京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官，蒋介石政权也暂时获得了形式上的统一。
1930年，中原大地，硝烟弥漫，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百万大军，铁马金戈，互相厮杀，一时胜负难决。此时，张学良手握重兵，其向背对参战者的命运至关重要。各方代表云集求见，巧舌如簧，竭力争取张学良站在自己一边。9月18日，张学良发表通电，表示站在蒋介石一边。接着派兵入关，大军所到，势如破竹，使阎冯势力迅速瓦解。10月9日，张学良接受蒋介石的任命，就任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11月，又受蒋介石邀请到南京参加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他虽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但因为蒋介石立下盖世奇功，而有此“殊荣”。张学良乘坐蒋介石派的专列进京，津浦沿线的车站上，到处悬挂着大标语：“欢迎促进统一、竭诚拥护中央、劳苦功高的张副司令！”他到南京时，受到了隆重的欢迎，从车站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大院，一路上彩旗飞舞，锣鼓喧天，警车开道，众人簇拥。年仅30岁的张学良成了人们恭维、赞颂的“英雄”，心中好不得意。
然而，一年以后，又是“9·18”，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把东北军全部撤退到关内，致使东北沦陷，遭到全国人民的责难，从此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恶名。1933年3月，热河失陷后，全国舆论哗然。蒋介石转嫁罪责，迫使张学良引咎辞职，却又假惺惺地对他说：“汉卿，我与你同乘一舟，行将倾履，若不先有一人下水，平息全国愤怒浪潮，难免同遭灭顶。因此，我决定同意你的辞职，待机会再起。”张学良含辱忍耻，代蒋受过，胸中有难言之痛，老父血肉模糊的惨景又浮现在眼前，国恨家仇一齐涌上心头，却又恨难雪，仇难报，心情十分沉重，不禁失声大哭。
1933年4月11日，张学良携夫人于凤至、赵一荻小姐和一批随行人员乘“罗西伯爵”号轮船去意大利考察。出国前，他以极大的毅力和坚强的意志，在德国医生密勒的精心指导下，在于凤至、赵四小姐的周到服侍下，戒除了多年的吸食毒品的恶好。此后的张学良如同换了个人一样，又恢复了当年少帅的英姿。
1933年底，蒋介石为利用东北军“剿共”，电召张学良回国。次年1月8日，张学良回到上海，被任命为“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的副总司令。从此，东山再起的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被蒋介石推上与红军作战的道路。然而，他的内心是痛苦的。他曾对人说，“国人骂我不抵抗，我现在很希望领袖不叫我剿共，叫我抗日。我觉得剿共牺牲不如抗日牺牲更有价值。”在武昌期间，张学良曾邀请流落武汉的东北同乡，在武昌明月桥畔聚会。他请到会者每人喝一杯又苦又涩的黄连水，要大家卧薪尝胆，不忘国耻。
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陕北，蒋介石便撤消了鄂豫皖“剿总”，改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蒋自兼总司令，张学良仍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于是，张学良又率领近二十万东北军来到陕甘。
11月，张学良赴南京出席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与五年前隆重热烈的场面形成鲜明的对比，到机场接他的仅仅是一个小小的侍从室主任，冷冷清清，凄凄凉凉。张学良明白，受到冷落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和共产党军队作战吃了败仗。想起五年来的经历，心中就像打翻了五味瓶，苦甜酸辣咸，什么滋味都有，令他感慨万千。就在他还没理出个头绪来的时候，一天傍晚，副官把一份电报送到了他手上，只见上面写道：“11月24日，我军109师全部、106师部分，被匪军歼灭于富县直罗镇地区，109师师长牛元峰以身殉职……”犹如五雷轰顶，这封电报令张学良目瞪口呆，半响没说出话来。这已是他赴西安上任后，东北军吃的第三个败仗了：10月1日，110师被红15军团歼灭于甘泉县的劳山，师长何立中阵亡；25日，红15军团又袭击甘泉以南榆林桥的107师619团，歼灭四个营，团长高福源被俘。
张学良是个精明人，接连的失利使他不得不面对自己的对手，这是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他开始为东北军的前途和出路而忧虑：这样和红军打下去，打回老家去的梦想还能成为现实吗？这时，一二九运动爆发，南京的青年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吼声就响在张学良的身边。在全国人民抗日浪潮的推动下，张学良也想尽快从内战的泥潭中拔出脚来，把枪口对准侵略者。但是，出路在哪里呢？困惑中的他想起了老朋友杜重远。
杜重远是吉林怀德人，早年留学日本，曾任奉天省（今辽宁省）总商会副会长。九一八事变后到北平，与阎宝航等人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一面进行抗日宣传，一面声援东北抗日义勇军。不久又到上海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并创办《新生周刊》。该杂志因刊登《闲话皇帝》一文，被日本驻沪总领事认为是污辱了日本天皇。杜重远因此被判处徒刑一年零二个月。
张学良在南京开完会后，秘密到上海会晤了仍在狱中的杜重远。杜重远诚恳地批评了张学良过去的错误，建议他联合红军抗日，并指出，杨虎城有抗日进步思想，身边又有一批爱国之士，可以与他合作，以形成西北大联合，共同抗日的局面。杜重远的一席话，使张学良受到很大启发。此后，他又找了从苏联回国的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希望李杜能帮助他沟通与苏联的关系，并郑重请李杜替他介绍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相机进行商谈。
在上海的最后一天，张学良又专程拜访了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女士。宋庆龄在听了他的倾诉后，热情鼓励他要振作精神，用积极抗日的实际行动来改变“不抵抗将军”的形象。
张学良的此次上海之行，使他那长期郁闷的心中透进了一缕曙光。他已理清了自己的思路，那就是停止内战，联合共产党，一致抗日，但是，怎样才能与共产党取得联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