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央，屹立着一座巍峨庄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的四周是一组巨型汉白玉浮雕。它铭刻着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而英勇奋斗的辉煌历史，记载着先烈们的丰功伟绩，寄托着全国人民的怀念和敬仰。其中，第一幅表现的是一百五十七年前，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伟大壮举——震惊中外的虎门销烟。
当时，资本主义英国为打破古老的中华帝国对外贸易的限制，变中国为它的商品市场和殖民地，进行了罪恶的鸦片“贸易”。结果，烟毒泛滥中华，百姓民不聊生，国家危在旦夕。由于统治中国的清朝政府内部禁烟态度不一，所以弛禁与严禁斗争日趋激烈。民族英雄林则徐受命于危难之中，他抱定“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终止之理”的宗旨，以正直廉洁的作风和英勇无畏的气概领导了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谱写了一曲爱国主义的壮丽篇章。
历史，永远铭记这一切。
人民，不仅在天安门广场上为英雄们树立了一座高大雄伟的纪念碑，而且也在心中为英雄们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下面，就让我们翻开历史的画卷，回顾虎门销烟——中华民族历史上气壮山河的一页。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自汉唐以来，十分重视对外贸易，唐宋之后，尤其注重海外贸易，元朝统治时期，中国已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她的声誉遍及欧、亚、非各大洲。到明朝时，明政府沿袭了前代对外贸易的传统和体制，在广州、泉州、宁波等地，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对外事务，大批使臣被派往国外，并出现了郑和七下西洋的伟大航海壮举。当时，明朝人以今婆罗洲为界，其西称西洋，其东称东洋。1405年到1433年间，郑和率领一支规模宏大、人数众多、组织严密的船队，乘坐当时海上最大的航行船只，满载金银、绸缎、瓷器和铜铁器等珍贵货物，七次下西洋，前后经历了亚非三十多个国家，为促进中国与亚非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及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贡献。外国的科技、文化也随着中外交往源源东来，对中国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当历史的车轮跨入16世纪时，随着欧洲一些国家进入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作为资产阶级前驱的殖民主义者，开始向海外掠夺。最先来到中国的是葡萄牙人。1514年，葡萄牙人自西向东，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到达我国的东南沿海骚扰。此后，来华人数不断增加。他们在广州附近的一些岛屿及福建泉州、浙江宁波等地劫夺商旅、掠卖人口、贩运违禁物品，无所不为。一位名叫西蒙安刺德的人甚至在广州附近的屯门岛上擅自植木堆石，设置绞架，作为贸易基地。葡萄牙殖民者的强盗行径激怒了中国政府。1523年，明朝军队在广东新会海面击败了葡萄牙商船，并缴获了佛郎机炮。从这一年开始，明朝政府严禁与葡萄牙人贸易，并封锁了全部通商口岸。36年后，葡萄牙人又借口船上货物浸水，需借地晾晒，经重金贿赂广东官吏，租下了澳门。自此，葡萄牙人在澳门建屋居住，长期盘踞。此后，西班牙、荷兰、英国殖民者也接踵而来。同葡萄牙人一样，他们是以商人兼海盗的身份同中国人相见的。
西班牙人于1575年抵达福建，与中国通商，不过人数不多。可是在此以前，西班牙已占领了中国的邻国菲律宾。中国与菲律宾早有贸易往来，并有大批华侨在菲律宾侨居。西班牙殖民当局对中国华侨百般排斥凌辱，1603年竟下令对华侨血腥屠杀，死难者达25000人。之后，又进行了四次大规模屠杀。
荷兰政府在1622年派列也尔森率武装商船15艘，驶到澳门海面，以800人强行登陆，企图武力闯入广东，结果战败，其残部转入澎湖，并在那里建立了贸易据点。1624年，中国将荷兰人驱逐出境。可是，他们不久又转据台湾，并在那里建立了赤嵌城。直到1662年，台湾人民在郑成功领导下，把荷兰人赶走了。
英国自16世纪摧毁西班牙无敌舰队后，就积极东进。1600年，英国成立了垄断东方贸易的东印度公司。1637年，英国人威得尔率船到达中国，企图在澳门活动。澳门的葡萄牙人恐怕英国人来后与自己竞争，多方阻挠。英船于是迳驶广州珠江口，中国炮台守军发炮示警，令其停止前进，威得尔不听，并发动进攻，强行占领炮台，放火烧毁了附近的村庄，将船驶进广州。在那里，他们售出了带来的货物，装上了当地的蔗糖和生姜，然后扬长而去。
中国在与西方的接触中，看到这些来华的西方人并不全是要求和平贸易的商人，而多为非牟利的不法之徒。为防范他们在中国沿海劫掠和骚扰，并隔断中国人民与外界的联系，以维护其统治，中国政府采取了严格限制对外贸易的闭关政策。
闭关政策，并不是完全禁止贸易，而是用系统的规定来限制贸易的扩大。这种政策，突出表现在清朝乾隆、嘉庆时期。
1757年，乾隆皇帝传谕外国商人，只准在广州一地通商，不准到其它地区贸易。从此，广州单一口岸通商的贸易体制，直到鸦片战争都前没有什么变化。
1760年，清朝政府批准成立了垄断中国对外贸易的公行，规定外商来华贸易或办理其他事务，必须通过公行进行。
公行，也称“十三行”（最多时达24家，最少时仅4家，并非固定13家），是经过清政府登记认可，由专营对外贸易的行商（亦称作洋行、洋商、洋货行）组成的垄断性组织。清政府给参加公行的行商以包办一切进出口贸易的独占权，公行商人则对清政府承担担保外商缴纳税饷，负责约束外商行动，充当清政府与外商之间一切交涉的中间人。这样一来，广州的对外贸易又被清政府特许的公行把持。外国商人来到中国，实际接触的不是广大的自由商人，而仅限于几个特许的行商。
与此同时，清政府还制订了一系列管理行商的办法，对来华外商进行限制，例如：禁止外商在广州过冬；外商留居广州，必须住在公行设立的商馆内；外商不得私雇买办；禁止外国妇女入城；禁止外商偷运枪炮；禁止外国兵船进入内港等。
对国内，清政府在商业和文化方面实行了一些限制政策。如曾颁行限制火药、硝磺、钢铁、粮食、丝绸、金银等数十种重要商品出口；限制中国商人建造大型船只出海远航；排斥西方工业产品和科技文化等等。
清政府这种限制对外贸易的政策之所以能够实行，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中国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对外来商品具有顽强的抵抗力。当时，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封建国家。农民不仅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那里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的是自己享用，而不是交换。正如乾隆皇帝在1793年给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信中所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当时的中国政策，并不把对外贸易看成是互通有无的需要，而看成是天朝上国对外国人的一种“恩赐”。
清政府限制对外贸易的政策之所以能够实行，还在于：①重农抑商政策的作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集权的高度发展，要求它的统治者防止商品经济对原有经济基础的破坏作用。就连历史上较为开明的康熙皇帝也不例外，他曾亲绘“耕织图”，表示对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的钟爱。当然，随着明清以来商品经济的出现和发展，“重农抑商”下的闭关政策实际上已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②封建统治者的虚骄自大。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统治者养成了一种虚骄的习性，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是“天朝”的上国，别国都是“夷狄蛮貊”。时至18世纪，世界早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清朝统治者却毫无所知。许多封疆大臣甚至弄不清英国在天南还是地北。对此魏源写诗作了辛辣的讽刺：
“为问海夷何自航，
或云葱岭可通大西洋？
岛夷通市二百载，
茫茫昧昧竟安在？”
面对祸在眉睫的外国侵略，君臣们仍然认为闭关锁国便可无事，而结果却是面临被动挨打的惨痛局面。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对于作恶多端的不法商人和殖民主义者，进行一定的防范和惩处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清政策对外国人不加区别，笼统对待。这不仅不利于中外正常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无助于防范真正的犯罪分子和侵略分子。
闭关政策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恶劣后果，它使国民的耳目愈来愈闭塞，思想愈来愈保守，并失去了及时汲取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等长处的机会，阻滞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在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情况下，清政府不看世界大势，盲目自满，不求进步，与西方的差距愈来愈大。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列强毫无疑问地要把古老的中国卷入到世界经济的漩涡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