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学生认识自己，少受蒙蔽，他在《完人教育新说》中指出，学校应该提倡“价值意识”的教育。这种价值意识的培养，可以让人识别真伪，区分善恶，分辨利害。这就是说，如果只有大量知识而没有价值意识，就不会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就会被各种各样的成见所蒙蔽。
到了抗战时期，潘光旦仍然坚持这一观点。他在《自由之路》一书中，把自我认识和自我控制当作争取自由的两个先决条件。他认为只要具备这两个条件，自由就会不期而至，任何人剥夺不了。不具备这两个条件，即使调子再高，也是空谈。
由此可见，仅仅掌握大量的知识，非但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且还会陷入被蒙蔽的境地。
“我的方法也有问题”
潘光旦是跛足，在清华的时候，独腿成了他的一个特征而名声在外，但没有人会感到他的残疾。他行动敏捷，轻松自在，还把自己架拐行走当成笑话来说。有一次下雪，一个小男孩看到潘光旦拄拐在雪地上留下的印迹，以为是什么小动物，跟踪脚印直到发现潘光旦。他说他在校园里发现好几回这种脚印，又不像什么小狗小猫，原来是你啊！潘光旦回家就把这个故事讲给家人听，还夸奖这孩子有寻根问底的劲头。
有一回，潘光旦和一个朋友说到葫芦。潘光旦当时在宾馆的床上躺着，顿时就坐起来了，突然问朋友是否记得他的书房里有个什么特别的东西。朋友一听就明白了，他种出了两个并蒂的葫芦，挂在书房墙上当宝贝看。但朋友装糊涂，说满屋子都是书啊。潘光旦点头，问还有呢？朋友说有个大砚台，还有个笔架，挂着大小的毛笔。潘光旦又问朋友，那墙上还挂着什么呢？朋友知道不能再装了，赶紧说，还有您的“镇宅之宝”，一对葫芦啊！墙上挂的匾好像是“双葫芦斋”？
潘光旦眉飞色舞起来，说不对，叫“葫芦连理斋”，然后就讲开了。他说自己的专业是优生学和遗传学，有点冷门，不受重视，但这是基础科学，跟人们身边的植物、跟人本身都有关系。所以留美时他选修了生物学，拿不到学位也不在乎，读了四年。1934年，他到清华大学任教，家门口有个架子，他就种上藤萝和葫芦，让它们攀援，夏天可以乘凉。
过两年，奇迹出现了，冒出了一对并蒂的葫芦，头靠头地长在一起，这很难得。潘光旦说他起初担心这两个葫芦长不好，哪知道它们很争气，长得差不多一样大，而且身形、圆度、腰围都很均匀。他觉得这是对他学习生物学的最大回报。有人问他为什么生物学系的师生种不出来，潘光旦的回答很得意，一是因为生物系的师生都关注更有研究价值的动植物，对葫芦没有兴趣，另外就是他们没有学好优生学。
这是他很开心也不乏幽默的一件事。
1940年，潘光旦教授在西南联大任教务长，他同时研究优生学与心理学。当时云南多鼠，潘教授深受其苦，只好张夹设笼进行捕捉。一日捕得硕鼠10多只，便斩头剥皮，弃其内脏，然后洗净切成块状，请夫人做成莱。夫人皱眉问道：“我们伙食虽不算好，也常有鱼有肉，今天为何叫我做这苦差事？”潘光旦解释道：“我这是为了学术研究，请你一定要帮助我。”夫人无奈，只好勉为其难。夫人一向善于治馔，煮熟后果然甘香扑鼻。教授大喜，随即邀来共同研究心理学的同事和学生数人，诡称偶获野味，欲与诸位分享。鼠肉端上桌来，潘先生带头大嚼，众宴客亦举着共食。然而咀嚼再三，竟不辨是何动物。一客问道：“此肉细嫩，味道鲜美，但不知是何野味？”潘光旦笑答道：“鼠肉。”此二字一出，想再吃一块的忽然停住了筷子，嘴里正在咀嚼的吐了出来，还有紧锁双眉、喉痒欲吐的，潘光旦一再保证，其中绝无有害健康的物质，并以身作则，继续食用。但无论他怎么劝诱，直至餐毕，终无问津者。潘教授大笑道：“我又在心理学上得一证明。”
闻一多是潘光旦清华求学时的挚友，原名闻多，在一次闲谈中，潘光旦半开玩笑地向他建议，在名字中间加个“一”字，闻一多听后非常高兴，逢人便说我现在叫闻一多啦，就是这个闻一多，在知道潘光旦学习优生学时，对他说，你研究优生学的结果，假使证明中华民族应该淘汰灭亡，我便只有用手枪打死你。
幽默是潘光旦的绝活。他独足，当政协委员时外出视察，走路用双拐，叶笃义先生照顾他。有人取笑他说：“潘先生的立场观点都有问题。”他说：“不只如此，我的方法也有问题，我架的双拐是美国货。”他喜欢研究家谱，看了许多他姓家谱。有人送他一副对联：“寻自身快乐，光他姓门楣。”
因潘光旦行走用木拐，朋友徐志摩戏言“胡圣潘仙”。胡圣，指胡适；潘仙，指潘光旦，比喻他为名列八仙之一的铁拐李。他还喜欢旅游，挑战自我，“到人不到”之处，偏干一些常人认为肢残人干不了的事。在西南联大演讲时，他讲到孔子时说：“对于孔老夫子，我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的。”说着，他看了一眼自己缺失的一条腿，更正道：“讲错了，应该是四体投地。”引得同学们大笑。
潘光旦很注意生活情趣。战时在昆明，他也会营造书房的氛围。一张大书桌为自制--两侧用包装木箱横竖叠加成桌脚，上架两条长木板为桌面，一如裁缝师傅的工作台。台上备有文房四宝。还有拾来的石头和竹木制品做小摆设。因房子四面有窗，他命名为“四照阁”。苦中作乐，不乏文人雅士情调。虽寄人篱下，但环境挺幽雅。他用隐士蟹寄住螺壳比喻，作一联，送给前来看他的学生李树青，联语是：
螺大能容隐士蟹，
庭虚待植美人蕉。
他请李提意见，李便和他开玩笑：“此联是否已征得潘太太首肯？否则，我建议用‘寿仙桃’代替‘美人蕉’。”潘光旦开颜大笑：“原意在属对，并无金屋藏娇之意。”
狼烟岁月业余生活贫乏，清华大学的职员们也喜欢打麻将，以致小偷乘空而入竟不知。作为教务长的潘光旦，写了一封信贴在他们客厅的门柱上，大意是希望他们玩要有“度”。又说：其实打麻将没有什么不好，娱乐一下也不错。我也喜欢打，偶尔玩玩，只是应当找个合适的时间。最后说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不妨找个礼拜天，到舍下摸几圈如何。他这种幽默的批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大家会心一笑。从此，滥打麻将的现象不再发生了。
张元济：为中华文明“续写”
张元济（1867-1959），号菊生，浙江海盐人。出生于名门望族，书香世家，清末中进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后在总理事务衙门任章京。1902年，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解放后，担任上海文史馆馆长，继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
“此是良田好耕植”
1898年发生的戊戌变法，是晚清王朝最后一次自救的努力，也是最后一次革新的机会。但是，它失败了。参加、支持和同情戊戌变法的，被杀的被杀，革职的革职。当时的翰林院里，张謇去办实业了，蔡元培回老家教书了，原本等着坐牢杀头的张元济，因李鸿章相助而幸免。李鸿章将他推荐给盛宣怀，于是他来到了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当了译书院院长，后来还当了南洋公学的校长。
19世纪末的上海是中国的新学枢纽之所在，新式学堂、学会、报刊、出版印刷机构不断地从这里辐射全国。这对于主张以西学开启国民心灵的翰林张元济，无疑是巨大的吸引。南洋公学是当时中国少有的设备最完善、人才最鼎盛的高等学府。到南洋公学任职，可以说是张元济理想的延续。
在张元济的主持下，译书院出版了严复翻译的《原富》。这是英国学者亚当·斯密的着作。在100年后的今天，这本书仍然是经济学的经典着作。
当时，张元济看重的是英才的培养。他和蔡元培等很多先贤一样，以培养人才为首要，他们痛感变法维新的失败是没有人才的基础。所以，张元济在南洋公学期间，创办了南洋公学特班，这个“特班”，按盛宣怀的说法，就是为中国的将来培养“大才”。特班只有一届学生，却出了邵力子、李叔同、谢无量等人。
然而时过三年，张元济却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决定：辞去南洋公学的所有职务，加盟商务印书馆。
当年的商务印书馆只是一个手工作坊式的印刷工场，由排字工人夏瑞芳创办。张元济放弃了在南洋公学显赫的地位，到一个弄堂的小厂里，跟一个小业主合作，这样的转身，时人多有猜测和不解。
直到半个世纪后，因为中风已卧床数年的张元济用颤抖的手写了一首诗，告别商务印书馆同仁：“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从诗中，人们读到了他平生的理想，也读到这样一个事实，他是自觉地把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教育的现代性变革连接起来的。
张元济走进商务印书馆的这一年，清政府颁布了倡导兴学的《学堂章程》，后来，科举也废除了，这是中国数千年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成千上百的与传统私塾、书院不同的新式学堂在全国各地纷纷成立。
当时中国不是没有教科书，但是都编得不好，一类是教会的教科书，从西方引过来的，对中国的国情不适合；另一类是读古书出身的老夫子编的，写得太艰深，也不符合教育学的规律。张元济认为，教科书的影响关系到一代乃至几代中国人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的改变，他决定自己来编一套国文教科书。
张元济编课本的方法很独特，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而是大家围坐一起，就像今天开策划会一样，每个人都可以说出想法和主张，倘若是被大家公认为有价值的，则详细讨论。讨论者从儿童启蒙的特点入手，由简入繁、循序渐进。往往因为一个字，大家会争论得面红耳赤。每一个点都要讨论到所有参与者都没有异议为止。每完成一篇课文，大家再“轮流阅读，或加润色，或竟改作，相互为之，毫无成见”。
1904年，商务版《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出版，被全国各地的学堂广泛采用。商务印书馆的发行所挤满了争购的人群。教科书在晚清时候的发行总量占到了全国的4/5，像最新国文教科书曾经翻印过三十几次，印刷总量达到一亿册，成为那个时代教科书的范本。其他出版机构争相效仿，再不能粗制滥造而牟利。书肆风气，为之一变。
在张元济的擘划下，商务印书馆编写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全套教科书，组织翻译出版大批外国学术和文学名着，其中严复翻译的西学名着和林纾翻译的欧美小说影响尤为广泛。编辑出版中国第一部新式辞书《辞源》，开创了中国现代工具书出版的先河。同时出版发行了《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等刊物。
当年知识分子走上“文化救国”道路的不在少数，惟有张元济选择了出版，他站到了幕后，在商务印书馆这个现代商业企业中书写了他的文化理想。在20世纪初的文化巨变中，商务印书馆完成了从印刷工厂到出版巨子的蜕变，成为晚清以来，普及、传播新知新学的文化重镇。到1910年，商务已是晚清仅有的15家资产超过百万元的企业之一。商务在张元济的手中实实在在地推动了中国文明的进步。
《新青年》的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然而在这个新文化运动勃兴的年代，商务印书馆却显得落伍了。陈独秀、罗家伦等新文化的干将在报刊上点名批评商务的保守，商务的业绩日见衰退，1919年积压和滞销的书刊多达60万册。而对张元济来说，他考虑更多的是，曾经引以为豪的商务还能否担当起传播新学新知的责任？
当时商务印书馆的老人很多，用的都是文言文，于是张元济主持了“大换血”计划，主张用新人，办新事，首先从受新文化界猛烈抨击的刊物开始。1920年，茅盾走进了着名的《小说月报》。他起草了《改革宣言》，阐明不仅译述西洋名家小说，介绍世界文学的潮流，更要创造中国的新文艺。
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一改过去刊载男女情爱、闲适生活的格调，倡导“为人生的文学”，迅速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着名的老舍、巴金、丁玲都是通过《小说月报》走上文坛的。
张元济以一种开明开放、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胸怀和学术情趣，广集人才。据《商务印书馆大事记》记载：1920年到1922年间，陆续进馆的就有陈布雷、谢六逸、郑振铎、周予同、李石岑、王云五、竺可桢、任鸿隽、陶孟和、顾颉刚等，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成为中国文化科学领域的一代宗师。商务印书馆也因此和五四时期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一样，成为“各方知识分子汇集的中心”。
到1926年，商务印书馆已经是远东最大的出版商。分馆不仅遍及中国，而且开到了香港南洋。在上海的宝山路，建起了规模宏大的商务印书总馆，涵芬楼也扩建成东方图书馆，向公众开放。
在商言商的政治哲学
张元济作为商务印书馆的掌门人，其身份既是文化人又是商人。所谓“在商言商”，他为了商务印书馆的事业始终趋时而进，这种进不是一味的冒进，而是无论时事政治是前进还是倒退，都与其步调保持一致。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商务印书馆也为其做了很多热情的广告，不光《东方杂志》刊登武昌起义大事记，另外还出版了13册照片和图片，并发行了300多张明信片。
在1912年商务印书馆推出的那套教科书上，相应地题写上“共和国教科书”，并在《东方杂志》上庄严地宣告：“民国成立政体共和，教育方针随之变动……教育部第七条通令先将小学各种教科书分别修订，凡共和国民应具之知识与夫，此次革命之原委皆详叙入，以养成完全共和国民。”
然而，革命推翻了清专制王朝，民主共和体制却如镜中之月，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1915年夏秋之季“洪宪帝制”似乎呼之欲出。此时商务刚发完秋季课本，正筹划春季使用教材。张元济为此大费周章，因为当时商务版课本名《共和国教科书》，一旦洪宪帝制成功，那就与国体不符；如果继续观望，春季时又无教材供应。几经权衡后，张元济决定把将课本中平等、自由这些与帝制相左的词语删掉，书名也改成《普通教科书》印刷出售。要知道商务印书馆这一举动比袁世凯下令“接受拥戴”还要早上20天。
张元济在教科书上如此“迎合”帝制，不是说明他心底真正拥护袁世凯，而是为了商务印书馆生存所需的权宜之计。当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在全国一致讨伐声中黯然下台，张元济立即指示各分馆撤去《普通教科书》，应迅速推广《共和国教科书》。
说他见风使舵也好，说他没有立场也罢，但这招确是“在商言商”的生存智慧。
张元济对身份敏感者的着作也一律不出版、不代销。比如张氏本人与康有为虽私交不错，而且曾在戊戌变法中并肩作战过，但当康某提出的要商务印书馆代售其《不忍》杂志和出版攻击民国的《共和平议》时，张氏不留情面地婉言拒绝，延宕两年后才勉强应允。要知道康某进入民国来思想仍旧顽固不化，张元济当然不想让人感觉商务印书馆也在拉历史倒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