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的主妇江冬秀已经老练了，得知这个“飞来横祸”，她不号啕大哭，也不作河东狮吼，只见她操起一把菜刀，一手搂住只有2岁的小儿子思杜，一手拖住大儿子祖望，顷间将刀勒向自己的脖子，对胡适声泪俱下叫道：“你好！你好！你要那个狐狸精，要和我离婚！好！好！我先杀掉你两个儿子！再杀我自己！我们娘儿仨都死在你面前……”
这恐怖凌厉的场面把胡适镇住了，他既不敢开口提半个“离”字，也不敢同曹家妹子公开来往，安心与江冬秀琴瑟相调过日子。
有时江冬秀发脾气，嗓门高了，要面子的胡适就躲进卫生间，借漱口故意把牙刷搁进口杯里，将声音弄得很响，以作“掩耳”。
其实胡适的脾气是最好不过的，除了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忍耐”之外，还大肚量地为他人着想，何况是自己的太太，“情愿不自由，便是自由了”。衍生他的家庭哲学“三从四德（得）”。
“三从”者，一谓“太太出门要跟从”；二谓“太太命令要服从”；三谓“太太说错了要盲从”。“四德（得）”者，一曰“太太化妆要等得”；二曰“太太生日要记得”；三曰“太太打骂要忍得”；四曰“太太花钱要舍得”。
胡适的怕老婆并非猥琐、可怜，而是富有情味、颇有乐趣的。不仅如此，他还积极付诸行动--在世界范围内收集“怕老婆的故事”。胡适自己说过，在他赴美做大使任上，有位记者来采访他，说他是个“收藏家”，一是收藏“洋火盒”（火花），二是收藏荣誉学位（名誉博士），云云。其实他真正的收藏，是全世界各国怕老婆的故事。这个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很有用，的确可以说是他极丰富的收藏。在收藏中，胡适还悟出了一点儿道理--“在这个（怕老婆的故事）收集中，我有一个发现，在全世界国家里……凡是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反之，凡是没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独裁的或者极权的国家。”
胡适收藏“怕老婆的故事”同时，还收藏“PTT”（“怕太太”）铜币。此举缘起一位朋友从巴黎寄给他十几枚法国钱币，币面铭有“PTT”字样，胡适一下联想起“怕太太”三个字的拼音首字母，于是就发起成立“PTT”协会，会员证章就是这枚“PTT”钱币。胡适晚年还在热衷此事。1961年，他的朋友李先生在巴黎收集到了十几枚“PTT”币，托叶先生带给在台北的胡适。胡适同时买了六七本意大利怕老婆的故事书，连同“PTT”币交董显光转给华盛顿“PTT”俱乐部会长。他给他的秘书胡颂平还讲了抗倭名将戚继光怕老婆的故事。
江冬秀真是那么个“悍妇”吗？非也。抗战之初江冬秀还不到50岁，五短身材，体形发福，讲话一口京腔，穿着朴素，看上去总是很整洁，脸上常常带着慈祥的笑容，又很讲礼貌，雍容大方，有点贵妇人的气派。
旁人都爱议论的，是江冬秀那双小脚。她的小脚只是肥了一点，小脚上总是穿一双有后跟底的很小号的皮鞋--穿那种皮鞋，鞋头要塞一些棉花才合脚。在20世纪30年代，缠小脚的老太太还很普遍，流行的是穿平底绣花鞋。大概穿皮鞋她才觉得有点时髦。
胡适手指上有枚“止酒”戒，那是在他40岁生日时，他太太专门定制，给他戴上去的。因为胡适患有心脏病，江冬秀苦心孤诣想出了这一招。
江冬秀文化不高，老写白（别）字。不写白字，不是满口熟练的京片儿，那就不是江冬秀了。这里有一封这位“大名垂宇宙”的博士太太1938年12月8日，从上海写给在美国大使任上丈夫的一封家书（白字或病句括号内做了更正）：
xing（骍）：
今早报上说你因身体不适，进某医院疗养，我看（了后）吓我一大跳！盼望不是大病。但是你要（是）没有几分病，不会住医院，是（使）我很不放心。盼望老天爷开眼，就（让）病好了罢。是不是牙痛病见（现）痛凶了？我只有靠天福保佑你，祝你康健。我实在不能回想（忆）了。你（以前生）一两次的病，大半我都在（你）身边多（“多”字应删去）。回（否）则在国内，信电都方便，现在心想打（发）个电报都不敢（能）。可怜到我们这个地步，做人太难过了。
开门见山，直白自己的感情，女性特有的爱怨五味俱下，比起那个时代套用典故，文绉绉的尺牍，不知高明多少了。怪不得胡适曾说：“病中得她书，不满八行纸。全无紧要话，颇使我欢喜。”就在这封慰问信中，江冬秀还老实不客气地直奔另一个主题：“你的脾气好胜，我一晚不睡觉，望你平身（心）气和，修养修养罢。你的师姐师妹要把我们全全（全家）送掉，也是前世遭击（造孽），现世出这一班宝贝。想开点罢！干（甘、安）心完了。”
江冬秀丝毫没有忘记当年胡适康奈尔大学时期的“师姐”韦莲司、哥伦比亚大学时期的“师妹”莎菲以及曹诚英“这一班宝贝”。接着笔调又一转，回归正题，江冬秀始终主张胡适教书做学问，反对胡适出去做官，她直白道：“你现在好比他们叫你进虎口，就要说假话，他们就爱这一套。你在大会上说老实话，你就是坏人了。我劝你早日下台罢，免受他们这一班没有信用的（小人）加你的罪，何苦呢……你看了我这封信，又要怪我瞎听来的，望你不要见怪我吧。我对与（于）你，至少没有骗过你呀。”
江冬秀有个异于胡适的特殊爱好，就是搓麻将。江冬秀的搓麻将是出了名的。她做了胡适太太后，除露一手烧徽州菜、指挥保姆干活外，就无限制地战“围城”，从北京搓到战时上海，战后又搓到北平，再搓到纽约，战线绵延她的大半生。战绩嘛，她可以说战无不胜。
如果说胡适和江冬秀的婚姻有秘诀，那就是一个“怕”字。对于胡适来讲，有时怕，有时不怕，有所怕，有所不怕，这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这其中滋味，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章太炎：民国祢衡，“疯子”傲世
章太炎（1869.1.12-1936.6.14），名炳麟，字枚叔，初名学乘。后改名绛，号太炎。早年又号“膏兰室主人”、“刘子骏私淑弟子”等。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中国近代着名朴学大师、着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着述甚丰。
“流血从我起”
章太炎出生于浙江余杭的一个书香世家。其祖父章鉴、父亲章涪皆是知书达理之士，章太炎自小便接受了较好的传统教育。然而，传统封建教育并未使他成为一名忠于满清统治的“顺民”，革命反满的观念很早便在章的脑中扎根。章太炎12岁时，一日外祖父领着他阅读《东华录》，当读到曾静案时，外祖父说：“夷夏大防，同于君臣之义。”章太炎问：“前人有谈此语否？”外祖父答道：“王船山、顾亭林已言之，尤以王氏之言为甚，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祖父这番话激起了少年章太炎的思绪，他愤然曰：“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外祖父急忙说：“今不必作此论耳。”可见，革命思想已潜伏于年幼的章太炎心中。
成年后，章太炎拜师于诂经精舍的经学大师俞樾，研习经史，度过了八年寒窗苦读的求学生涯。然而，内忧外患，时变日亟，动荡的政局已迫使章太炎不能再安心地稳坐书斋了。1897年的夏天，他告别恩师，奔赴上海，开始了自己倡言革命的历程。
初出茅庐的章太炎先后担任《时务报》、《正学报》、《经世报》等刊物的编辑，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情与思想。直到1903年，他开始主笔《苏报》，一改该报以往保守的政治立场，大张旗鼓地宣传革命主张。此时的章太炎才思泉涌，一篇篇战斗檄文如出膛炮弹，炸向清政府的要害。在一篇文章中，章太炎对慈禧太后奢华铺张的寿典进行了无情地冷嘲热讽：
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时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
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全逢万岁祝疆无。
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他更是毫无忌惮地写道：“载混小丑，不辨菽麦。”直呼当今圣上之名，且斥其无能，这在当时不啻是石破天惊之论。按照刑律，当属杀头之罪。正因此故，清政府认定章为“反清匪人”，密电上海道照会会审公廨出票拘人。别人劝他躲避，他却说：“革命流血起，流血从我起。”与革命知己邹容一道慷慨入狱，而他“章疯子”的外号也得于此时。
在狱中，尽管受尽狱卒的百般折磨，但章太炎苦中作乐，斗志高昂。为了鼓舞年轻的邹容，他特意写下一诗：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
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
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
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邹容也回赠章诗一首：
我兄章枚叔，忧国心如焚。
并世无知己，吾生苦不文。
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
昨夜梦和尔，同兴革命军。
身陷牢狱，二人却心系反清大业，互相往来唱和，此种大无畏之气概实令人景仰！
可惜天不假年，一年后，邹容身患重疾，瘐死狱中。两位革命挚友，不久前还赋诗共勉，转眼间却已分隔阴阳两界，章太炎怎么也无法接受这一事实，抱着邹容的尸体，他不禁悲不自胜，痛哭失声。
三年的刑期很快过去，章太炎出狱后东渡扶桑，继续从事革命事业。由于在狱中坚贞不屈的表现，此时章在士林中之声望日隆，俨然成为义薄云天之楷模。众人对其敬仰备至，大有“平生不识章太炎，访尽名流亦枉然”之架势。
“我是有神经病”
流亡日本后，章太炎看到日本人鄙视中国人，很是愤慨，然又因密谋革命，不能不尽力忍耐，气无处可泄，有时只好用诙谐幽默的办法出这口恶气。一天，日本警察到其寓所调查户口，要他填一份表格。章太炎写的是：
职业：圣人
出身：私生子
年龄：万寿无疆
这是因为人家都称他为“圣人”，而私生子则以日本为最多，面对章这份充满调侃意味的回答，日警们哭笑不得。
1906年7月15日，章太炎在东京神田町锦辉馆举行演讲，两千多人慕名而来，一时间会场内外人头攒动，甚至有人爬到屋檐上，以一睹这位传奇人物的风采。在演讲中，章太炎就所谓“疯癫”谈了一下自己的看法：
大概为人在世，被他人说个疯癫，断然不肯承认，除那笑傲山水诗豪画伯的一流人，又作别论，其余总是一样。独有兄弟却承认我是疯癫，我是有神经病，而且听见说我疯癫，说我有神经病的话，倒反格外高兴。为什么缘故呢？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近来有人传说，某某是有神经病，某某也是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现面前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略高一点的人，富贵利禄的补剂，虽不能治他的神经病，那艰难困苦的毒剂，还是可以治得的，这总是脚跟不稳，不能成就什么气候。兄弟尝这毒剂，是最多的。算来自戊戌年以后，已有七次查拿，六次都拿不到，到第七次方才拿到。以前三次，或因别事株连，或是捕拿新党，不专为我一人；后来四次，却都为逐满独立的事。但兄弟在这艰难困苦的盘涡里头，并没有一丝一毫的懊悔，凭你什么毒剂，这神经病总治不好……但兄弟所说的神经病，并不是粗豪鲁莽，乱打乱跳，要把那细针密缕的思想，装载在神经病里。譬如思想是个货物，神经病是个汽船，没有思想，空空洞洞的神经病，必无实济；没有神经病，这思想可能自动的么？
演讲将毕，章太炎大声疾呼：“我要把我的神经病质，传染诸君，传染与四万万人！”听过这番“疯言疯语”，我们不难发现，对于“章疯子”的外号，他非但没有丝毫自卑不满，反而处处显得自鸣得意。他的这次演讲有激情，有学理，且不乏幽默，战斗性也极强，堪称近代演讲中之精品。他那富有魅力的“有学问的革命家”的形象也由此呈现在众人眼前。难怪章之好友宋恕曾半开玩笑地说：“像章君这样手无缚鸡之力的儒生，竟欲颠覆满洲三百年的帝国基业，为何会如此的不自量力呢？莫非是明末遗老们的魂魄附体了不成？”
章太炎在日本的主要活动是主编《民报》，这成为他一生中非常辉煌的一个时期。在孙中山的盛邀下，章太炎出任《民报》社长。至《民报》终刊，他亲手主编16期，并发表文章83篇。可以说，《民报》所到之处，也就是章太炎的文章和思想影响所及之处。正如鲁迅后来回忆所言：“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章）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的×××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的确，章的文章革命性浓厚，攻击力十足，无时无刻不在搅乱着统治者们脆弱而敏感的神经，自然又成为清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使他们咬牙切齿，寝食难安。
为了封禁《民报》，清政府专门派人赴日与日本政府就此事进行密谋。据野史记载，清政府为促成此笔交易，不惜出卖主权，“慷慨”地送日本政府一个“大礼包”。这“大礼包”包括间岛（延吉一带）的领土，抚顺、烟台的煤矿和新法铁路（新奉到法库门），真是无耻之尤！得到好处之后，日本政府立即命令警署查封了《民报》社。
章太炎得知此事后，义愤填膺，决定抗争到底，拼个鱼死网破，揭露日本政府的真面目。于是，他到地方裁判厅起诉日本政府。日本专门派出辩护律师五六人，妄图以车轮战围攻章太炎，使其屈服。
论辩那天，章太炎有理有据，振振有词，其情景实在令人难忘。章问裁判长：“扰乱治安，必须有证，若谓我买手枪，我蓄刺客，或可谓扰乱治安。一笔一墨，几句文字，如何扰乱？”厅长无语。
章又问：“我之文字，或煽动人，或煽惑人，使生事端，害及地方，或可谓扰乱治安，若二三文人，假一题目，互相研究，满纸空言，何以谓之扰乱治安？”厅长又无言。
辩护专家们连忙给厅长打圆场，欲以《民报》言论妨碍日本社会秩序之罪名来压制章太炎。章太炎反问道：“吾言革命，吾革中国之命，非革贵国之命，吾之文字，即煽动人，即煽惑人，煽惑中国人，非煽惑日本人，鼓动中国人，非鼓动日本人，于贵国之秩序何干？于贵国之治安何干？”众位辩护专家无言以对。
章太炎越说越激动，他怒吼道：“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文明国法律皆然，贵国亦然，吾何罪？吾言革命，吾本国不讳革命，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吾国圣人之言也。故吾国法律，造反有罪，革命无罪，吾何罪？”顿时，整个裁判厅内鸦雀无声。最后，裁判厅厅长强制性以危害社会秩序之名目查封《民报》，并罚款120元。虽然《民报》半途夭折，但章之斗争为它涂上了最后的一抹辉煌。
“袁贼烧死矣”
民国伊始，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其所言所行令拥戴者大失所望。他先派人刺杀宋教仁，后出兵镇压“二次革命”，其倒行逆施让章太炎忍无可忍。章不顾亲友劝说，毅然决定深入虎穴，挽救危局。他理直气壮地说：“我决定要去面质包藏祸心的袁世凯，明知是虎穴，可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临行前，他留诗一首，颇能反映当时之心境：
时危挺剑入长安，流血先争五步看。
谁道江南徐骑省，不容卧榻有人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