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内含两个典故。前两句出自《战国策》，乃战国掌故。谋士唐雎受安陵君所托，孤身赴秦，结果不辱使命，迫使秦王放弃侵犯野心；后两句出自《类说》，是北宋旧事。赵匡胤兵临南唐都城，后主李煜派徐铉求和。赵匡胤拔剑厉声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举兵进攻，南唐遂亡。章作此诗，显然是欲仿效唐雎，挺剑入京，不管他袁世凯是霸道之秦王还是强悍之赵匡胤，章皆决心以“伏尸二人，流血五步”之举，来警醒世人，践履自己民主共和之理想。
入京不久，章便上演了大闹总统府之好戏。一日，章身着油烘烘的破棉袍，手持折扇，故意将袁世凯颁发的二等勋章缀于扇柄，大摇大摆来到总统府，打算与袁世凯好好理论一番。门卫借故阻止其见袁。此时，次长向瑞琨却接到通知要进府面见袁世凯，章太炎怒不可遏，身上那股“狂”劲儿顿时发作：“向瑞琨一个小孩子，可以见袁世凯，难道我见不得吗？”从清晨至傍晚，章将总统府上上下下1000人等悉数痛骂一通，并抡起手杖将府内器物砸个稀里哗啦。袁世凯躲在内室，目睹章太炎之“胡闹”，却怒不敢言，任其发泄。由此可见，章之狂士风采，较之祢衡，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最后，袁世凯实在没办法，派出军政持法处处长陆建章（此人当时以抓捕和处决革命党人的屠夫形象而闻名）出马，谎称总统在居仁堂见章，将其带到军队营房，软禁起来。后又将其移到北京南城陶然亭附近的龙泉寺及城内的几处深宅大院，辗转之间，章太炎开始了一段颇为漫长的幽囚岁月。
刚开始，章太炎极不适应这种毫无自由的生活。他在屋里大骂大闹，曾狂书：“杀、杀、杀、杀、杀、杀、杀，疯、疯、疯、疯、疯、疯、疯”的对联。其友陈干相当欣赏这“七杀七疯”的对联，请石匠刻成石碑立在家祠中。此碑现仍在陈家乡山东昌邑白塔村桥头上。此外，章太炎时常与友人狂饮，以致酩酊大醉后出口怒骂，甚至在窗纸墙壁上遍书“袁贼”两字以泄愤，或用大篆、小楷、行草等字体写满“袁贼”二字，将纸埋而焚之，大呼：“袁贼烧死矣！”
更有趣的是，章太炎召集寓所里所有仆役，定下六条规矩：
第一，每日早晚必向我请安；
第二，在外面见到我，必须垂手而立；
第三，称我为“大人”，自称曰“奴仆”；
第四，来客统统称“老爷”；
第五，有人来访，无论何事，必须回明定夺，不得径行拦阻；
第六，每逢朔望，必须向我行一跪三叩大礼。
章太炎向仆役宣布这六条规则之后，说：“这六条，你们能遵守的，就留下来；不能遵守，就请离开。”仆役无法，只得顺从照办。章门弟子钱玄同觉得好奇，便问老师缘何要立此家规。章太炎的回答更是让人忍俊不禁：“我弄这个名堂，没别的缘故，只因‘大人’与‘老爷’都是前清的称谓，至于‘先生’，是我辈革命党人拼死获得的替代品。如今北京仍是帝制余孽盘踞的地方，岂配有‘先生’的称谓？这里仍是‘大人’、‘老爷’的世界，让他们磕头，不是合情合理吗？”
时间一长，章太炎感到单靠嬉笑怒骂并不足以震慑袁世凯等人，于是，他决定绝食抗议。在寄给夫人汤国梨的诀别信中，章写道：“以吾憔悴，知君亦无生人之趣。幽居数日，隐忧少寐。吾生二十三岁而孤，愤疾东胡，绝意考试；故得精研学术，忝为人师。中间遭离乱，辛苦亦至矣。不死于清廷购捕之时，而死于民国告成之后，又何言哉！吾死之后，中夏文化亦亡矣。言尽于斯，临颖悲愤。”
文中既有其因民主共和理想尚未实现的不甘心之情，又不乏对自己国学水平的自信，实乃至情至真之言也！
章太炎绝食，身体一天比一天羸弱，精神也一天不如一天。这不仅使袁世凯大伤脑筋，也令章太炎的诸位高足弟子心焦不已。他们千方百计设法使章太炎改变死志，立即进食。关于弟子旧友们苦劝章太炎放弃绝食念头，重新进食的记载，历来有两个版本。
第一个是吴承仕版。得知章太炎绝食的消息后，章的旧友马叙伦，弟子吴承仕、钱玄同等人急忙前去看望。从早到晚，弟子们一直劝先生进食。章太炎只是躺在床上，两眼翻白，一味摇头。无可奈何之下，吴承仕忽想起三国里的故事，便问：“先生，你比祢衡如何？”
章太炎两眼一瞪，说：“祢衡怎么能跟我比？”
吴承仕忙说：“刘表要杀祢衡，自己不愿戴杀戮国士之恶名，而借黄祖之手。现在袁世凯比刘表高明多了，他不用劳驾黄祖这样的角色，叫先生自己杀自己！”
“什么话！”章太炎听到此处，翻身跳下床来。弟子们赶紧端出早已做好的荷包蛋，请老师吃了下去。章太炎就此停止绝食。
第二个是马叙伦版。马去探望章太炎，好友相见，章太炎精神为之一振，除了谈论眼下不堪收拾的人事与国事外，马叙伦使出浑身解数，与章太炎忽而谈孔孟，忽而谈老庄，忽而谈佛学，忽而谈理学。二人天马行空，谈兴极浓，自午及暮，意犹未尽。马叙伦看看天色，起身告辞，他说：“我得走了，中午出来太急，没有吃饭，现在已经饥肠辘辘。”章太炎说：“这事好办，让我的厨子给你准备饭菜。”马叙伦连连摇头，说：“使不得，使不得，你正在绝食期间，我在你面前大吃大喝，有违仁道，怎能下咽？我真要吃下这顿饭，传出去，岂不是为天下士人君子所不齿？”章太炎一心要挽留马叙伦，遂当即答应同他一同进食。
吴承仕版中的章太炎与袁世凯不共戴天，自认比三国之祢衡更为清狂，在吴的激将法下显得颇为可爱；而马叙伦版的章太炎则究心于学术，因与马畅谈正酣而放弃绝食，其视学术为生命的精神十分可敬。两个版本，实际上恰恰反映出章太炎身上两种最为可贵的品质：胸怀苍生，心系学术。
袁世凯定年号为“洪宪”后，欲物色德高望重者为其撰写元旦草诏，有人推荐章太炎，认为他是独一无二之人选。袁世凯叹道：“何必为人所难呢？你们难道忘记了他绝食之举？如果以此事逼迫他，是加速其死之志啊！我不愿意让太炎为祢衡，我岂能成为变相之黄祖呢？要是他真的死了，最起码也是方孝孺，我可不能成全其美名。等他日帝国勃兴，再处置章太炎也不迟，现在不是动他的时候。”
此话传到章太炎耳中，他轻蔑地说：“人家大明的天子姓朱，洪宪天子姓袁，我既不是祢衡，也不是方孝孺，袁世凯更不是明成祖朱棣，仅仅是乘乱而起，过一把皇帝瘾的袁术而已。”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上下的一片讨伐声中惶恐死去，章太炎重获自由。回顾这一段刺刀威逼下的生活，章太炎虽几度与死神擦肩而过，却依然故我，不屈不挠。难怪鲁迅在回忆文章《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由衷地赞叹道：
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上海人都知道我是章疯子”
民国元年，章太炎进京后，遇见时任北洋大将的陈宦，章太炎便直率地对陈说：“哎呀，你陈宦真是当时之奇才啊！”冷不丁听到章太炎这句话，陈宦自然喜出望外，刚要答话回谢，章太炎又说：“此后民国必亡于你手！”这下子陈宦脸色忽而变得铁青，他强压怒火，作揖告辞。实际上他已是怀恨在心，后来在软禁章太炎的阴谋策划中，为了出一口恶气，可谓是竭尽全力！不成想等章太炎去世后，或许是良心发现，陈宦不仅大力表彰章太炎的学说，还哀叹道：“唉，章大师一走，天下就没有真正了解我的人了！”
章太炎精通医学，着有《霍乱论》、《章太炎医论》（原名《猝病新论》）。曾有人问章太炎：“先生的学问是经学第一，还是史学第一？”他答道：“实不相瞒，我是医学第一。”
胡适着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出版时特送了一本给章太炎，上写“太炎先生指谬”，下署“胡适敬赠”，人名旁边便用标点符号。章看到自己名旁加了黑杠，不禁大骂：“何物胡适！竟在我名下胡抹乱画！”及至看胡的名旁也有黑杠，才消了气说：“他的名旁也有一杠，就算互相抵消了罢！”此传说实不可信，章太炎在晚清时出版的《訄书》（铅印本）等着作就曾采用旁线作为人名、书名号。所谓新式标点，在晚清以及明治时代的日本就已经发端了，不至于对此感到惊讶。
结束幽囚生活，章太炎离开北京，移居上海。有一次，他从同福里寓所坐黄包车到三马路旧书店去买书。从书店出来回家时，叫住一辆黄包车，坐上车后，示意车夫向西面走。车夫按照他的话，向西走了很长一段路后，心存疑惑，问道：“先生，你究竟要到哪里去？”章说：“我自己也不知道，上海人都知道我是章疯子，你只要拉到章疯子的家里就是了！”这话说得车夫一头雾水，出于无奈，车夫只好仍旧把他拉回旧书店，让他另想办法。章的家人焦急万分，派20余人在市里四处寻找，终于在旧书店门口发现了他。
还有两则趣闻皆与章太炎的题字有关。章太炎写得一手千金难买的好字，世人无不想得其片纸数字。然而章太炎脾气古怪，并不轻易赏字于人，于是他的墨迹愈发显得珍贵。当时上海有一位画家名叫钱化佛，很善于投章老爷子所好，哄他开心，也因此从章那里讨得不少真迹。章太炎最喜欢吃的东西，是带有臭气的卤制品，尤其是臭豆腐，臭到全屋人掩鼻躲避，而唯独章老爷子吃得津津有味。一次，钱化佛带来一包紫黑色的臭鸡蛋，章太炎见后欣然大乐，当时桌上有支笔，他深知钱的来意，就问：“你要写什么，只管讲。”钱化佛立即拿出预备好的几张斗方白纸，每张要写“五族共和”四个字，而且落款要用“章太炎”三字。章太炎倒也爽快，不出一声，一挥而就。隔了两天，钱化佛又带来一罐臭得出奇的苋莱梗。章老爷子竟然乐不可支，对钱说：“有纸只管拿出来写。”钱仍要求写“五族共和”四字，这一回章太炎竟一口气写了40多张。后来钱又带来过不少臭花生、臭冬瓜等东西，章老爷子自然回回慷慨赐字，前前后后共计100余张，却从来不问这些字有何用处。原来，上海一家番菜馆新到一种“五色旗”酒，此酒倒出来时十分浑浊，沉淀几分钟后，就变成红黄蓝白黑五色，这在当时十分轰动。钱化佛灵机一动，想出做一种“五族共和”的条幅，汉文请章老爷子写，裱好之后，就挂在番菜馆中，以每条十块大洋售出，竟然卖到脱销。钱化佛也因此大赚了一笔。
像钱化佛这样好运气的人毕竟是少之又少，绝大多数人是千金难换章老爷子一字。更有甚者，则被章太炎好生戏弄一番。曾有一个姓王的暴发户，附庸风雅，求章太炎为其题字，章太炎自然置之不理。但这暴发户仍不死心，愿出高价托人代为说情，章太炎实在是不耐烦了，又鄙夷其为人，于是大笔一挥，写下一联：
一二三四五六七，
孝悌忠信礼义廉。
暴发户拿到章老爷子的亲笔联语，甚是得意，马上命人将对联悬于高堂，逢人便讲：“这可是国学大师章太炎为我题的字！”一天，有位明眼人含笑对暴发户说：“写倒写得很好，可惜上联忘八，下联无耻，似乎有点取笑伤人之意。大概意思就是说‘王八，无耻也！’”暴发户听后，气得七窍生烟，羞愧不已。
1934年秋，章太炎迁居苏州，开办国学讲习会，招徒授业，培养了一大批国学人才。他常说：“大国手门下，只能出二国手；而二国手门下，却能出大国手。”弟子们听后，大都不甚理解。章解释道：“大国手的门生，往往恪遵师意，不敢独立思考，学术怎会发展？二国手的门生，在老师的基础上，不断前进，故往往青出于蓝，后来居上。所以一代大师顾炎武的门下，高者也不过潘笑之辈；而江永的门下，竟能出现一代大师戴震。”由此可见，章太炎并不主张弟子们株守自己的学术路径，而是鼓励他们自由发展，不断创新，勇于突破前人，自成一家。
在传道授业解惑之余，章太炎还不失幽默地与弟子们调侃。章门弟子在学问上各有所长，各具特色。章太炎一次偶然兴起，模仿太平天国的封号，戏封其弟子为王。他封黄侃为天王，汪东为东王，朱逖先为西王，吴承仕为北王，钱玄同为翼王。封门下弟子为王，虽属戏言，从中亦可见章对弟子的喜爱之情。
虽然已从政坛隐退，但章太炎依然关注政局民生，一有机会便大力抨击时弊。1925年3月，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病逝，1929年6月，灵柩运到南京。在中山陵举行奉安大典时，章太炎专程来到南京吊唁。想起沿途所见所闻。他深感许多革命党人已腐化变质，心中很是气愤。章太炎是革命元勋，达官贵人们自然要设宴为他接风洗尘。席间，有人附庸风雅，请他题字留念。他有感而发，挥笔写下对联一副：
诸君鼠窃狗跳，斯君痛哭；
此地龙盘虎踞，古之虚言。
众人见了，面面相觑，但碍于章的元老身份，又不能发作，只好任凭章太炎的数落了。
1935年，国民政府代表何应钦同日本梅津美治郎签订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章太炎对此十分愤慨，当即作诗寄予友人，加以讽刺：
淮上无坚守，江心尚苟安。
怜君未穷巧，更试出蓝看。
此诗妙就妙在借古事言今事。国民政府在淮河一带不设防坚守，竟把中原轻易丢掉，而仍无动于衷。这就好比南宋小朝廷无耻的大臣，大敌当前，却还在江心寺觥筹交错，自在逍遥。可惜南宋的汪伯彦、黄潜善卖国伎俩不高明，更试看今朝南京诸位官老爷，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
史上第一个登报征婚的人
章太炎说：“人之娶妻当饭吃，我之娶妻当药用。两湖人甚佳，安徽人次之，最不适合者为北方女子。广东女子言语不通，如外国人，那是最不敢当的。”后来续娶汤国梨，能诗善文，虽是浙江人，并非章太炎理想中的两湖人，却能操鄂语。
之前，章太炎只娶一妾王氏。从他的自订年谱，可以看出，他在汤国梨之前并未娶正妻。他的自订年谱对家务私事写得非常简略，特别关于他的婚事，最早只写出一行字：光绪十八年，25岁，纳妾王氏。章太炎的门生汪旭初所撰《余杭章太炎先生墓志铭》中提到他的最初婚事，有“先置室，生女子三人”，“室”指“妾”。据说章太炎早年患癫痫病，加上动辄言反满，被人认为是个“疯人疯言”的疯子，无人愿将女儿嫁给他，他母亲只好将自己陪嫁丫头许配给了他。这种婚姻无媒介聘礼，故不能算正式结婚，按当时习俗只能算“纳妾”。
章太炎是最早的登报征婚的人，光绪二十九年，章太炎的妾王氏过世，章太炎不顾一切，抱着革命精神，要开风气之先河，所以他就在北京《顺天时报》上登出一段广告，公开征婚。当时，日本人武田熙有过一篇《章炳麟的结婚》，又有一个日本人叫做高田淳写的《章炳麟传》中，都提及章师征婚条件的详情。
这两段文字，大致是说：章太炎征婚广告，是有史以来登报征婚的滥觞，他的征婚条件有五：第一条：以湖北籍女子为限。第二条：要文理通顺，能作短篇文字。第三条：要大家闺秀。第四条：要出身于学校，双方平等自由，互相尊敬，保持美德。第五条：反对缠足女子，丈夫死后，可以再嫁；夫妇不和，可以离婚。
章太炎这段广告登出之后，国内各地报纸，纷纷写成新闻，认为一时奇谈，所以他的广告虽只登《顺天时报》一家，而各地报纸改写新闻，成为义务广告，遍及全国。当然有许多迂腐的士大夫，认为夫死之后，不令守节，可以再嫁，是一件极荒唐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