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天气黄不到”
黄侃脾气古怪，行事怪异，经常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情，让旁人感觉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黄侃同居正是湖北老乡，且曾在辛亥革命时期并肩战斗，关系极“铁”，堪称至交。有一天，黄侃偶尔去拜访已经高升为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的居正。居正每到下班之后，总是避不见客，由门房挡驾，在家中剪树莳花，自得其乐。
门房见黄侃的外表和衣着有点儿土头土脑，不太像有身份的贵客，照例回以“院长不在家”。可黄侃却是旁若无人，长驱直入。门房慌了，赶紧跑上去紧拉黄的衣袖，一边吆喝道：“你是什么人？出去！”
黄侃性烈如火，受不得一点儿委屈，当下大怒，一边骂“你是什么东西，你管不着！”一边挣脱继续往里走，不料用力过猛，衣袖拉破了个大口子。这下惊动了里面的居正。
他三脚两步跑了出来，一看是黄侃，自知不好收场，连声叫道：“季刚！不要理他！”又回过头来斥责门房说：“我早就关照过你，这位黄先生来的时候，立即通报，你怎么忘了！”
门房也还机灵，赶忙回道：“怪我多吃了两杯酒，糊里糊涂的。”
居正大笑，牵着黄侃的手说：“快进去坐，有两瓶茅台，请你尝尝。”黄侃嗜酒如命，这一来怒气全消。
黄侃的这种怪脾气在其晚年执教南京中央大学时更是显现得淋漓尽致。黄侃刚受聘于中央大学时，与校方有“三不来”之约，即“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人称“三不来教授”。因此，学生每逢下雨下雪的天气就以今日天气不好，不知黄侃到不到校上课作为谈笑之资。有学生还戏言：“今天天气黄不到。”
有一次，上课铃响了，学生坐满了教室，等待老师上课。但黄侃却安坐在教员休息室，没有丝毫起身往教室走的意思。学生等了一会儿，见老师未到，赶紧报告了教务处。教务处职员知道黄侃名士脾气发作了，马上跑去请他上课，说：“上课时间到了，该上课了。”
谁知黄侃两眼望天，冷冷地说：“时间到了哦，钱还没有到呢。”
原来，学校没有及时发放薪水，黄侃表示不满。教务处赶快代他领了薪水，他才去教室上课。看来，身为民国文人的黄侃，还真有些如今大力宣传的“维权意识”呢！
黄侃曾在中央大学开设“文学研究法”课程，用《文心雕龙》作课本。他平时只管讲课，一向不给学生布置作业。临到期末考试，他又不肯看考试卷子，也不打分数。此做法在教务处那儿可过不了关，于是教务处一再催促。最后，黄侃被逼急了，就给教务处写了一张纸条，上书“每人八十分”五个大字。他的意思是学生总想得甲等，给九十分嫌多，七十分又非甲等。八十分正合适。教务处也无可奈何，就不再提起这事了。
还有一则趣闻颇能体现黄侃不拘小节的秉性。中央大学为严肃校纪，规定师生进出校门一律要佩戴校徽。黄侃忙于自己的学问和教学，对这些细枝末节常常不太注意。有一天，他到校上课，新来的门卫不认识他，见他没有佩戴校徽，就拒绝让他进校门。
黄侃说：“我是教授黄季刚，来校上课的。”
门卫说：“你又没戴校徽，我怎么知道你是教授。”
黄一听，气得把装有讲义的皮包往门卫面前一推，说：“你有校徽我没有，那你就去上课吧！”
门卫一听，感觉此人来头很大，口气有所缓和。说没有校徽有名片，也行。黄侃说：“我本人就是名片，你把我拿去吧！”争执中，校长碰巧路过，赶紧过来调解，才算了事。
着名辞章家吴梅是黄侃在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同事，两人关系不错。有一天，黄侃请吴梅和一些同事喝酒。黄侃本是善骂之人，酒酣耳热之际，一肚子牢骚更是倾泻而出。骂着骂着，言语牵涉到了吴梅身上。吴梅酒也喝多了点儿，与黄侃辩了几句，并说：“你黄侃不要太不讲理！”黄侃此时已醉，闻言大怒，一个巴掌打了过去。吴梅急忙躲避，未被打中。他一时冲动，也回敬了一掌，被同事挡住。于是两人离席而起，准备大打一番。同事们好说歹说，最后把他们拉开了。
第二天酒醒之后，两人居然又和好如初，根本不计较前一日的不愉快。
名师与高徒的转换
除去黄侃那些令人瞠目结舌、哭笑不得的逸闻趣事外，他那博大精深的学问似乎更值得我们后人铭记，实际上，狂徒怪人的表象下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国学大师、博雅醇儒。
常言道：“名师出高徒。”黄侃师从清末民初学问独步一时的古文经学大师章太炎，可谓是师出名门，二人的学问之大，创获之深，被后人合称为“章黄学派”。而关于章、黄二人如何结识的经历，许多着作中都采用了这种说法：
1906年，黄侃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就读时，和国学大师章太炎恰好同寓，黄住楼上，章住楼下。一天晚上，黄侃内急，来不及去楼下厕所，就从楼上窗口往外洋洋直泻。此时，楼下的章太炎夜读正酣，突然发觉一股腥臊的尿水如瀑布般往下飞溅，禁不住怒骂起来。楼上黄侃毫不示弱，也报之以骂。黄本贵公子出身，年轻性躁，盛气凌人；章太炎性好骂人，两人都有“疯子”之外号。章疯子遇到黄疯子，越骂越起劲，不骂不相识。
双方通名报姓之后，都久仰对方的大名，顿时惺惺相惜。后来，两人的话题转到学问方面，章太炎是学识渊博的朴学大师，人称清学殿军。黄侃被他的学问深深折服，赶紧自称弟子，拜章为师。
此种说法看似颇合章、黄二人个性，很有些机缘巧合的意味。但仔细推想一下，其情节过于偶然和戏剧性，而且存在一个明显的破绽，即当时黄侃仅是一名年纪轻轻、默默无闻的留学生而已，在国内无甚名气，章太炎不可能事先对其有所耳闻，也就更谈不上“久仰”了。加之把二人都描写成犹如泼妇骂街般的疯子，实在有牵强附会之嫌，想必是后人据章、黄平日言行特色杜撰而成。
其实根据章、黄二人遗世文字及师友杂忆，不难查找到当时二人相识的真实情形。
1906年，黄侃得到晚清大吏张之洞的资助，东渡扶桑求学。适值章太炎刚刚摆脱牢狱之灾（1903年苏报案爆发，章太炎被英租界巡捕房关押三年），亦来到日本避难。当时留日学生皆慕章太炎之大名，前去求学拜访。黄侃当然也不想错过这个机会，一睹这位经学大师和革命英豪的尊容。于是，黄侃一天偕同好友多人一道谒见章太炎。走到章宅门口，看见墙壁上写有一段话：“我若仲尼长东鲁，大禹长西羌，独步天下，谁与为偶！”（此句出自东汉戴良）
看罢此句，生性孤傲的黄侃感到此人必定俯视一切，不易接近，于是马上打消了求见之意，掉头回府。
1907年9月19日午间，由章太炎主编的第17期《民报》出版了。由于经费困难，章太炎只能买两个烧饼坐在椅子上边啃烧饼边看报纸。这一期刊有他自撰的《国家论》、《祭徐锡麟、陈平伯、马宗汉、秋瑾文》、《秋瑾集序》和时评，还刊有笔名“运甓”（黄侃的笔名）的《专一之驱满主义》、《哀贫民》。章太炎看完后两篇，他“啊”了一声，自言自语，说：“险些忘记了。”他要找“运甓”来谈谈。当即修书一封，遣人送给黄侃。
黄侃得到报馆通知，来到了章太炎的寓所。章太炎在同黄侃谈话时，对文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特别赞赏其中所包含的那股子“不自由，毋宁死”的精神。那时黄侃年仅21岁，文笔犀利，热情奔放，表现出一个青年革命者反对封建压迫无所畏惧的革命气概。章太炎嘉许黄侃为天下奇才，这给黄侃以很大的鼓舞。自此以后，二人时相过从。
不久，章太炎闻黄侃将归国省亲，便对他说：“务学莫如务求师。回顾国内，能为君师者少，君乡人杨守敬治舆地非不精，察君意似不欲务此。瑞安孙诒让先生尚在，君归可往见之。”黄侃都未即答。章太炎接着说：“君如不即归，必欲得师，如仆亦可。”黄侃惊起，当即准备拜师礼品，往章太炎处，叩头称弟子。自此和章师日日相随，虚心求教。由于黄侃天资颖异，经过章太炎的授业解惑，进步很大。太炎不禁赞曰：“恒言学问进益之速，为日行千里，今汝殆一日万里也。”
辛亥革命成功后，黄侃离开恩师，回到国内，开始教书授徒，自立门户。1914年秋，黄侃到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系）任教，主讲辞章学和中国文学史等课。他学问很好，上课时有许多同学都来听，甚至连在哲学门就读的冯友兰也来旁听。黄侃善于念诗、念文章。他讲完一篇文章或一首诗，就高声念一篇，抑扬顿挫，很是好听。以致后来他在上面念的时候，下面听讲的学生也高声附和。同学中间戏称为“黄调”。
学生都称黄侃是一个“特别教授”，在堂上对《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地讲，一不带原书，二不带讲稿，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口若悬河，头头是道。学生对引用的经典论据，下课以后去查书，一字不漏，一字不错，引得全班同学啧啧称羡。有一天，黄的学生为他拿皮包时发现内有许慎的《说文解字》，打开一看，那书上画得太特别了：书头蝇头小字，密密麻麻，有墨笔写的，有朱笔写的，还有各种各样的符号，全书9353字，每个字都有自己的讲法、别人的讲法，有的他肯定，有的他否定，也都记在了上面。据说，他对《说文解字》读了五次，每一次都有新的收获、新的体会。他去讲授的时候，每一次都有新的内容，同学们说：听黄先生的课，百听不厌，常听常新。
一个学生看了黄侃所读的那本《说文解字》后，对他说：“黄先生，你这批在书头上、书边上的东西，颜色各异，字又那么小，谁还认得呢？”
黄侃半开玩笑说：“我要人认得干什么呢？别人要知道了上面的内容，我就不是第一了。”
大家都哄地笑了。
据他的学生回忆，黄先生教学还有更特别的，他不是光用语言教书，而是带着感情教这个书。《说文解字》是一本很枯燥的书，要是一般地讲授知识，谁也难久坐下去、久听下去，可黄先生在讲每个字时，是带着爱憎的感情来讲的，他把自己变成书中的人。书中的人笑了，他笑了，书中的人哭了，他也哭了。所以他讲起每个字来，同学们都和老师同呼吸，和书中的字同呼吸。因此，他每次登堂讲课，听课的人非常多，不仅是本班的，还有外班的，不仅是读文科的，还有读其他科的。
不过，黄侃同这般学生只能算是泛泛之交，他们也仅得到黄学问的一些皮毛而已。要想学到黄的真本事，必须天赋极佳，同时要进行正式的拜师仪式。如果不拜师，即使你资质再好，黄侃也绝不理会。1932年春天，黄侃来到北京，学者杨树达与其是好友，就要他的侄子杨伯峻去拜师。礼节是：奉上红纸封套装十块大洋，还得向他磕个头。杨伯峻是新式青年，本不愿磕头，但是杨树达说：“季刚学问好得很，不磕头，得不了真本领。你非磕头不行。”出于无奈，杨伯峻只好去了黄侃家。他到上房之后，将红封套放到桌上，跪下去磕了一个头，表明拜师的诚心。黄侃便说：“从这时起，你是我的门生了。”他又说：“我和刘申叔，本在师友之间，若和太炎师在一起，三人无所不谈。但一谈到经学，有我在，申叔便不开口。他和太炎师能谈经学，为什么不愿和我谈呢？我猜想到了，他要我拜他为师，才肯传授经学给我，因此，在某次只有申叔师和我的时候，我便拿了拜师贽敬，向他磕头拜师。这样一来，他便把他的经学一一传授给我。太炎师的小学胜过我，至于经学，我未必不如太炎师，或者还青出于蓝。我的学问是磕头得来的，所以我收弟子，一定要他们一一行拜师礼节。”
说完这番话后，他就要杨伯峻回去预习功课，准备明日开讲。杨伯峻这才明白叔叔和黄侃要他磕头拜师的用意，以后更是用功努力，后来成为我国现代着名的语言学家。
别瞧黄侃招收徒弟的仪式古里古怪，老套守旧，但他培养学生时却是一丝不苟，严格苛刻，其教学方法很值得我们后人借鉴。
成名之后，黄侃也并未故步自封，而是时时向同仁学友虚心求教，甚至不惜执弟子之礼。袁世凯复辟称帝阴谋破产之后，依附于袁的刘师培也成了众目睽睽的罪人，许多朋友都不愿与他来往。他身体并不很好，老生病，长期没有工作，生活极为窘迫。黄侃不念旧恶，为其言于蔡元培，聘到北京大学授课。
1919年，刘师培患肺结核已到晚期。黄侃去刘家看望，见刘正与一位学生谈话。面对学生的提问，他多半是支支吾吾。学生走后，黄侃问刘为什么对学生敷衍了事。刘说：“他不是可教的学生。”黄问：“你想收什么样的学生呢？”刘拍拍黄的肩膀说：“像你这样的足矣！”黄并不以此为戏言。
第二天，黄侃果然预订好上好的酒席一桌，点香燃烛，将刘师培延之上席，叩头如仪行拜师大礼，从此对刘称老师。当时许多人很奇怪，因为黄比刘只小一年零三个月，两人在学界齐名，有人还认为在学问上黄胜于刘。黄侃对此解释说：“《三礼》为刘氏家学，今刘肺病将死，不这样做不能继承绝学。”一时间，黄侃“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之举传为美谈。
三十不发文，五十不着书
黄侃授徒有一套自己独特的方法：在每日授课之前，他总是先命学生圈点十三经，专力章句之学，每天直到深夜方命归寝。如此日积月累，经时一年有余，才把十三经圈点完。黄侃于是告诉学生，继此之后，可以把必读之书增广至24种。后黄侃又要求学生在30岁之前一定要读完唐以前的典籍，因为唐以前留传下来的典籍为数不多，容易读完，又是非读不可的书。有了这样的功夫，往后研究任何门类的中国学，就都好办多了。并且他告诫学生不要轻易在报刊上发表文字，一则学力不充分，一则意见不成熟，徒然灾梨祸枣，遗人笑柄，于己无益，于世有损。
黄侃更是以身作则，50岁前不着书，自认从知天命之年开始，方是学术研究的收获季节，可惜天不假年，先生英年早逝。
反观今人，大都抱着“出名要趁早”之观念，稍有所得，即唯恐世人不知，急于发表，以博取功名金钱。长此以往，他们常常将一孔之见放大为普世真理，不假思索地拿来西方的理论框架加以套用，忽视其所需的必要语境和适用范围，其学说看似天马行空，热闹非凡，实则原地踏步，无甚创获，并未走出前人设下的“五指山”，学术竟成为追名逐利之工具，痛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