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的征婚广告刊出之后，当时是否有人应征，不得而知。据日本发行于昭和十一年（1936年）八月的《中国文学日报》载云：“吴淑卿女士，19岁，志愿加入革命军，称为革命女志士，为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彼愿作章炳麟伴侣，有意示爱。章氏懵然，未曾介意。黎元洪见此情形，愿意做媒。章氏以革命为重，结婚为次，未成事实。”被拒后，吴淑卿一时激动，写了一篇《吴淑卿投军文》登载在《民立报》，时在辛亥九月十日（即阳历10月31日），也曾有日文的记载，现意译如下：“……愚生虽学问浅薄，但对国事稍知一二，今不以男女有别为畏事，但愿我国四万万同胞，同心协力，负起振兴中华大汉之人权，发扬黄帝后裔之光辉……”
据说，章太炎和汤国梨的婚礼上，章又闹出了不少笑话。章太炎一生习惯了穿布底鞋，而他们举办婚礼的地方，则是在上海有名的洋派地方爱俪园，所以章太炎就不得不西装革履。家人给他买了一双皮鞋，也是办事的人粗心大意，没有指导他穿皮鞋，结果他穿出来的时候连左右都分不清，穿反了，让一众来宾狂笑不已。他穿衣着袜不讲究是出了名的。有一次家里人看到他鞋子里脚背上隆起一块东西，叫他脱鞋下来一看，却是将袜子底背朝天地穿着，原来当时以机器织就的袜子袜底特厚，以保耐穿，而传统手工织出来的袜子是不分底面的，章太炎一概不理会这些，不只鞋子可以不分左右，连袜子也难辨里外底面。
当日六时之后，在一品香大厅宴客情况，来宾一百数十人，座位排定左边为新娘及女宾席，右边为新郎及男宾席。（足见那时还是男女分坐。）席上男女两方举行余兴，请新郎即席赋诗。否则罚酒十觥，章太炎在20分钟内即席成诗四首，而且亲自朗诵。新娘只写了一首旧作《隐居》，新郎章太炎也抢来朗诵，可惜章是近视眼，看错了八个字，那八个字是“章童汤妇，国圆炳柄”，章太炎读时，他的门生某某对旁人作耳语说这八个字，章师看错了。女宾席上大起骚动，要章罚酒八觥，但是饮到一半，他的门生黄季刚（黄侃）和汪旭初抢着代饮。这个笑话闹出，令到笑声震天。有三人以上笑得过分，罚酒八觥；五人以上，举杯高歌。而太炎先生却面目严谨，毫无笑容，反而令到满场大笑，于是又闹罚酒，新娘表示踌躇，大家又轰动了。但为了尊重女权起见，男宾方面表示反对向新娘罚酒，新娘席上有四个女生唱歌助兴云云。
章太炎这次结婚的介绍人有两个，一个是张继，还有一个介绍人是沈和甫。沈是汤女士的同乡，相知有素，所以由他推介给张继，因为汤女士认为章师学识渊博，已有许嫁之意。张继也看过汤女士的诗词，所以经过介绍之后，一拍即合。谁知到了结婚那天，张继因有要事不曾到场，而章在爱俪园举行婚礼，孙中山先生和黄兴、陈其美等都到场，门禁森严。沈和甫是吴兴文士，有些土头土脑，见到了爱俪园前门雄伟，已经畏怯非常。况且要求进园参观的人成百成千，司阍的许福，以为他是陌生的参观者，拒不许入。沈和甫说的是软软糯糯的湖州话，许福也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章师的婚礼延误了一些时间，两个介绍人都不来，在不得已情形之下，就临时拉人，权充介绍人，才完成了这个结婚大典。
章太炎与汤国梨结婚后夫妇唱和之乐，为章太炎一生最欢乐的时期，从后来发表的84封家书看来，怪不得日本作者高田淳称章师为“大情人”。
可是章太炎那时革命的热情比夫妇的热情还高一些，婚后一月匆匆告别，被袁世凯软禁。章太炎被困的时间极长，屡次求速死，又长期绝食，在这种情况之下，留在上海的师母汤国梨女士的心境，当然是坏到极点，她为章师的生命担忧，那是可想而知的。
汤国梨嫁予章太炎是很感委屈的，她自己说：“关于章太炎，对一个女青年来说，有几点是不合要求的：一是，其貌不扬；二是，年龄太大，他长我15岁；三是，很穷。”章太炎又穷，又丑，还老，汤国梨则被时人誉为务本女学（汤国梨就读的学校）的“皇后”，她嫁予章太炎真可以说是“下嫁”，不过一是看重章太炎的才华和民国元老的身份，一则也是负气。因为嫁的时候就有些怨望，婚后大概不免时时数落章太炎的穷蔽。
黄侃：末代醇儒，才与天高
黄侃（1886.4.3-1935.10.8），着名语言文字学家。初名乔鼐，后更名乔馨，最后改为侃，字季刚，又字季子，晚年自号量守居士，湖北省蕲春县人。曾任教于国内多所名牌大学的黄侃绝对称得上是一位国学大师，其在文字学、音韵学等方面的造诣令人叹为观止。但他同时又随意骂人、反对白话文、脾气古怪、贪嗜美食、放浪形骸，令人瞠目结舌……
“好酒好菜，放马过来”
黄侃最讲究吃喝，喜好美酒佳肴。他只要得知有某物自己未曾品尝，必千方百计得到，以饱口福，并且为了吃上这些美味佳肴不惜出尽洋相，并自诩为美食“专业户”。
黄侃是同盟会会员，有一天听说一些相识的会员在某处聚会，席间有不少好吃的，但并没有请他。他知道是因为自己过去曾骂过其中一些人，可是怎奈肚中馋虫作怪，他便不请自来。刚一进门，那些人见来的是他，吓了一跳，随后又装得很热情，邀他入座。黄心知肚明，二话不说，脱鞋坐下，就挑好的吃。吃饭之后，他一边提鞋，一边回头冲他们说：“好你们一群王八蛋！”说完，便赶紧跑了。
还有一次，某人请客，席间有熊掌、蛇羹、八珍等美味。黄侃得知后，极想食之而后快。但是，他曾经骂过主人，不便前往，但美味佳肴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两难之下，他请好友刘成禺想办法，并保证从入席到终席都一言不发。刘成禺就去与主人商量，主人当即下请帖请黄侃赴宴。席间，黄侃果然光吃不说话，全然没有往日眉飞色舞、高谈阔论的样子。众人都觉得奇怪，说黄侃善变，其实是不知他另有打算，那就是--不动嘴皮子，装满空肚子。
1913年，黄侃的恩师章太炎触怒袁世凯，被软禁在北京钱粮胡同的一所徐姓大宅中。黄侃前往陪住，顺便将中国文学史中的若干问题向恩师请教。章氏向来不重口腹之欲，饭菜很不讲究，厨子手艺差，菜式单调，黄侃举箸难下，根本吃不消，于是他怂恿章太炎换了个四川厨子。哪知这样一来，他无意间得罪了那位假扮厨子的警察（此公贪冒伙食费，恨黄侃断其财路），没多久就被扫地出门。
即使后来身为人师，黄侃也没能改掉这个“馋嘴”的毛病，并且毫不理会学校的规定。经常变换借口要学生替自己“买单”。学生们慢慢摸透了黄的脾气，知道在黄侃老师这里，“有菜一切好说，无酒寸步难行。”黄侃讲课时，有一个习惯，每每讲到紧要之处就戛然而止，对学生说：“这里有个秘密，专靠北大这几百块大洋的薪水，我还不能讲，你们要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饭。”
有一天，有个学生在同和居请客，碰巧看见黄侃也在隔壁房间请客，他赶紧过去向老师问好。不料，黄侃对他批评起来，直到这个学生请的客人都到齐了，还不让他走。情急之下，这个学生灵机一动，就把伙计叫来交代说：“今天黄先生在这里请客，无论花多少钱都算在我的账上。”黄侃一听，正中下怀，就对学生说：“好了，你走吧。”学生这才得以脱身。
黄侃讲授《说文解字》，学生都觉得晦涩难懂。因此，每次期末考试时，都有学生不及格。后来，有学生上他的课时，就投其所好，凑钱办了一桌酒席，请他赴宴，黄侃欣然前往。这一招果然立竿见影，期末考试时，学生全部及格。校长蔡元培知道这件事后，责问他为何违反校规，吃学生的请。黄理直气壮地说：“他们这些学生还知道尊师重道，所以我不想为难他们。”
就是凭着这股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和“好酒好菜，放马过来”的精神，黄侃成为一名地地道道的美食家，也是一个出色的美食“专业户”--川菜、鲁菜、粤菜、闽菜、苏菜、苏州船菜、湘菜、东洋菜、法国菜、俄国菜、德国菜，他皆要一饱口福；茅台、杏花村、汾酒、泸州老窖、五粮液、女儿红、白兰地等各式陈年佳酿，他统统豪饮一番；北京、上海、沈阳、南京、太原、苏州、武昌、成都等地的着名酒楼，他都曾到此一吃。无论是刮风下雨，头疼脑热，只要是有酒有菜，黄侃立马就精神百倍，左右开弓地大嚼起来，推杯换盏，来者不拒，颇有些吞食天地的架势。难怪有人戏称他为“老饕餮”。然而，食多伤胃，酒醉伤肝，黄侃饮食从不节制，贪恋碟中之菜、杯中之物，导致身体健康每况愈下，他仅得中寿，与此不无关系。
胡适“往哪里去”
黄侃自视甚高，恃才傲物，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方法，对于新派的主张很是反感，时常为此破口大骂，其好骂人的名声多半是由此而来。在他的人生字典里，无不可讥骂之人，无不可诅咒之事。
黄侃在中央大学任教时，同时也在金陵大学兼课。每周六小时。金大农学院院长某君，刚从美国获农学博士头衔归来，炫耀不可一世。有一天，他忽来雅兴，宣布在大礼堂公开表演“新法阉猪”。海报张贴出来，大肆宣扬，轰动全校。
到那天，前去围观的学生特别多。黄侃碰巧那天也有课，他走进教室，发现只剩下稀稀拉拉几个人，知道学生都被“洋博士”吸引去了，便说：“今天上座不佳，大家是不是去凑一下热闹？”剩下的同学欣喜万分，都高兴得要往外走。黄侃平生对“假洋鬼子”教授素来瞧不起，这回“新法阉猪”的宣传，使他也起了怀疑，便道：“好！咱们也一起瞧去！”
谁知道进大礼堂一看，一只活生生的猪，被紧缚在手术架上，肚破膛开。这位院长因所学的洋玩意儿不到家，手忙脚乱，却始终找不到猪卵巢的部位。阉猪变成了宰猪，旁观者笑成一片。黄侃看在眼里，笑在心上。回到课堂上，他即兴填了一首词：
大好时光，莘莘学子，结伴来都。佳迅竟传，海报贴出；明朝院长表现阉猪。农家二彘牵其一，捆缚按倒阶除。
瞧院长，卷袖操刀，试试功夫。渺渺卵巢知何处？望左边不见，在右边乎？白刃再下，怎奈它一命呜呼？看起来，这博士，不如生屠。
这阕词嬉笑怒骂，滑稽至极。全校争相传诵，读者无不捧腹。这位当众出丑的院长，自然耳闻，羞愧难当，只好悄悄辞职而去。
有一天，黄侃不巧碰见国民党元老戴季陶。戴问他：“近来有什么着作？”
黄回答：“我正在编《漆黑文选》，你那篇大作已被编进去了。”黄侃最擅长教《昭明文选》，这里的“漆黑”是由“昭明”反意而来，意指戴平日为人做事不够光明磊落，讽刺意味十分明显。
戴季陶当场被奚落，很是尴尬，但又无可奈何。
1908年的一天，陈独秀来到东京民报社，拜见章太炎。这时，正值章的弟子黄侃、钱玄同在座，听到有客人来，他们就到隔壁的房间去。可是隔着两扇纸拉门，主客的谈话还是可以听得一清二楚。主客谈起清朝汉学的发达，列举段玉裁，戴震，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等人，多出于安徽、江苏两省。后来，话题不知怎么一转，陈独秀忽然提到湖北，说那里没有出过什么大学者，章太炎也敷衍道：“是啊，没有什么人。”这时，隔壁的黄侃忍不住了，大声喊道：“是谁在那胡说呢，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主客一听，都非常扫兴。不久，陈独秀就告辞了。无巧不成书的是，黄侃回国之后，在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系）当教授。1917年，陈独秀受校长蔡元培之邀，也来北大当文科学长。两人因而成为同事。陈独秀以北大为阵地，主办《新青年》，宣扬白话文和新文学，倡导新文化运动。黄侃也不甘示弱，主办《国故》月刊，倡导国故，企图与《新青年》相抗衡。陈、黄二人各自成为新旧两派的首领，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论争。
其实黄侃同陈独秀的恩怨还不算什么，“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被黄侃骂得最惨、取笑最多的当属年纪轻轻便“暴得大名”的胡适大博士。胡适和黄侃同在北大任教，但两人分属新旧阵营，素不相识。黄侃每次见到胡适，总要嘲讽、奚落一番，胡适知道他平日好发“疯”，且比自己年长，于是每每谦让。
一次，黄侃对胡适说：“你口口声声说要推广白话文，未必出于真心。”胡不解甚意，问何故。黄说：“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不应叫胡适，应称‘往哪里去’才对。”胡适听了，啼笑皆非。还有一次，他上课时谈到文言文的简明，就说：“白话文与文言文的优劣和价值，假如不以字多为优，不以花钱多为贵，请看下面的例证：某留学生在美，其母死在家乡，电催奔丧。如用文言文发电报，有‘母死速归’四字足够了。无论识字与否，一看一听就明白，不必多加解释。如用白话文，则必云：‘你的妈妈死了呀！赶快回来吧！’四字变成了十一字，再加上两个叹号，电报费几乎增加了两倍，孰优孰劣，不辨自明。”很明显，他将矛头对准了大力提倡白话文的胡适。这简直比骂人还令他难受。
还有一回，胡适去赴宴，刚好黄侃也在场。宴席中间，胡适偶尔和人谈起墨学，滔滔不绝。黄侃听得不耐烦了，突然在一旁骂道：“现在讲墨子的，都是些混账王八蛋！”胡适知道黄侃“疯子”脾气又发作了，假装没有听见。黄佩见胡适不加理会，于是心生一计，又接着骂道：“便是胡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八蛋。”胡适听后，忍无可忍，指责黄侃不该骂他的父亲。黄侃却微笑着说：“你不必生气，我是在试试你。墨子是讲兼爱的，所以墨子说他是无父的。你心中还有你父亲，那你就不配谈论墨子。”结果全座哄堂大笑，弄得胡适十分尴尬。
胡适一生着述颇丰，洋洋数千万言，学界中人十分佩服。但是他也有一个缺点，就是许多具代表性的着作都没有写完。《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等都只有上半部，没有下半部。原因之一是太忙，二是兴趣太多太杂。黄侃等旧派中人常以此诟病笑他，有人还呼他为“上卷博士”。
对于胡适文学革命的主张，黄侃更是不遗余力地加以反对，一有机会便提出来大骂。据曾在北大读书的罗家伦回忆，黄侃有一次在课堂上大声地说：“胡适之说做白话文痛快，世界上哪里有痛快的事，金圣叹说过世界上最痛的事，莫过于砍头，世界上最快的事，莫过于饮酒。胡适之如果要痛快，可以去喝了酒再仰起颈子来给人砍掉。”
平心而论，黄侃站在旧派立场上反对胡适等人的新文化主张，实在是逆潮流而动，不太光彩。加之黄出言不可谓不恶毒，着实有损其国学大师的形象。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黄的这般举动倒也颇能体现他真性情、无城府的一面，也算是一名“另类君子”吧。20多年后，1946年清华大学校庆时，校方特邀胡适讲话。谈到他与清华大学的关系，有一年，清华请他当校长，他回了个电报，说：“干不了，谢谢！”他解释说：“我提倡白话文，有人反对，理由之一是打电报费钱。诸位看，用白话，五个字不也成了吗？”在场的同学们都笑了。可是此时，黄侃已经死去11年了，再也不会出来和胡适唱对台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