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在外交战略方面的才能引起了尼克松的注意。尼克松对基辛格1957年出版的著作《核武器与外交政策》颇为欣赏，并就此书的畅销给基辛格发去贺信。后来，尼克松再次写信给基辛格，对他于1959年12月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的观点表示赞同②。赢得大选之后，当尼克松开始考虑对美国的外交战略进行调整时，他相信基辛格的学识和经历将会对他有帮助。在此之前，尼克松只于1967年在卢斯夫人的家庭宴会上见过基辛格一次，两人之间的交谈不超过5分钟，而且没有涉及任何敏感的话题。经过这短短的接触，基辛格对尼克松的看法有变化。基辛格发现，尼克松比他想像中更有深度。而尼克松对基辛格的好感则不在话下。当尼克松还在进行竞选时就曾告诉他的朋友，如果他能当选总统，就任命基辛格为他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而在1968年的总统竞选中，特别是当洛克菲勒落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之后，基辛格也向尼克松竞选班子提供过他对越南问题的意见，尼克松的助手们也向基辛格征询过有关越南问题、北约问题、战略核武器问题，以及其他外交事务问题，并探询基辛格将来为尼克松政府工作的可能性①。
①Henry Kissinger，Nuclear Weap0ns and F0rei n P0licy，Abridged Edition（New York：Norton Library，1969），引文自p. 1，p.4，p.163。
②Kalb，Kissin er，p. 15；Brandon，The Retreat 0f American P0wer，p. 25；Isaacson，Kissin er：A Bi0 raphy，p. 88.
1968年11月25日，在战胜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赫伯特·汉弗莱当选总统的几周之后，尼克松会见了基辛格。他们在一起呆了3个小时，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即美国的外交政策。基辛格对尼克松邀请他担任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这一重要职位感到吃惊，因为很多人都知道，基辛格对尼克松一直是持批评态度的。不过，当基辛格与尼克松深入交谈并郑重考虑了一个星期之后，基辛格觉得他与尼克松的观点很相似，而且，他没有理由拒绝这样一个在如此高位上为国家效力的机会。并且，洛克菲勒虽然没有被邀请进入尼克松政府内阁，他也鼓励基辛格接受这个职位。11月27日，尼克松与基辛格就新总统的外交政策方向进行了又一次长谈，很少吃午餐的尼克松和很少不吃午餐的基辛格似乎都忽略了午餐这个问题，一谈就是4个小时。他们讨论了越南战争、中国问题、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及核均衡的问题。他们发现彼此都是醉心于外交事务的人。基辛格曾经说，搞外交的人，应该是无时无刻不在思忖，甚至把早上剃须的时间也用上。他认为他自己还达不到这个境界，但尼克松“确实是在剃须时都在考虑外交政策的极少数人之一”②。
①Kalb，Kissin er，p.15，pp. 18 -20；Isaacson，Kissin er：A Bi0 raphy，pp.134 -135.
②Kalb，Kissin er，p.15，pp. 22 -24；Isaacson，Kissin er：A Bi0 raphy，p.140.
基辛格接受了尼克松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的职位。如迈克尔·约瑟夫·史密斯所指出的，“理查德·尼克松邀请基辛格离开哈佛大学担任他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之日，就是现实主义在美国外交决策中占上风之时”①。现实主义是关于国际关系的一种理论和指导思想。相对于空想主义和理想主义而言，现实主义以客观存在的世界为基本参照。现实主义也有不同的流派。在国际关系理论上，古典现实主义强调以国家安全和生存的政治价值为核心，而当代现实主义强调国际关系的系统和结构。不过，无论是古典的还是当代的现实主义，都认为，国家的生存和国际体系的内在力量是最重要的②。基辛格是美国当代现实主义外交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也试图“为新时代的美国外交政策创造一个新的版本”③。尼克松虽然不懂得更多的现实主义的理论，但他具有现实主义的外交思想。在他向国会提交的国情咨文中的以下一段话就足以说明问题：
我们的目标......是用一种稳健的外交政策去维护我们的长
远利益。这种政策越是基于对我们的和别人的利益做出现实的评价，将越有利于我们在世界事务中起到作用。我们不要深陷于世界事务中，因为我们没有这个义务；但我们又有责任，因为事实上我们已经深陷其中。我们的利益要求我们必须承担责任，而不是其他④。
尼克松和基辛格有共同的看法，他们都认为，美国、苏联、中国、西欧和日本将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结构中的中心，亦即世界的五极。他们认为美国对待苏联和中国，不能仅从意识形态的立场出发，而是要以不受第三者干预的双边利益为基础。他们还决定要撇开政府的官僚机构，由白宫直接进行外交决策。最终，尼克松得到了一个出色的顾问和能干的助手，帮他实现在外交上的突破，而基辛格则成为实现总统的外交构想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关键人物。
①Michael Joseph Smith，Realist Th0u ht fr0m Weber t0 Kissin er（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6），p. 192.
②Robert Jackson and George Sorensen，Intr0ducti0n t0 Internati0nal Relati0n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1999），pp. 69 - 70；James E. Dougherty，Robert L. Pfaltzgraff，Jr.，C0ntendin The0ries 0f Internati0nal Relati0ns：A C0mprehensive Survey（Fourth Edition，Addison-Wesley Educational Publishers Inc.，1997），p.58.
③Smith，Realist Th0u ht fr0m Weber t0 Kissin er，p.2，p.193.
④Nixon，“First Annual Report to the Congress on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1970s”，Public Papers 0f President Nix0n，1970，p.119.
二、尼克松政府的对华政策肇始
为了实现对华政策的突破，尼克松入主白宫后不久，就给基辛格发出一份备忘录，指示进行有关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探讨与中国和解的可能性，并强调此项研究必须处于保密状态，切不可向外界泄露①。尼克松上台以后，即从三个方面展开了他的准备活动。对此，尼克松政府的对华政策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一是由基辛格主持内部研究，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二是设法建立与中国联系的秘密渠道，以求直接接触；三是在公开的讲话中逐步放出政策气球，试探国内外的反应。三个方面相辅相成，起到了不同的作用。其中，秘密渠道的做法卓有成效，但也备受争议。在早期阶段，尼克松对内部研究和秘密渠道颇为热心，而对公开场合的讲话和政策则十分谨慎。
基辛格的研究小组的工作成果主要是两项：一是“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NSSMs），二是“国家安全决策备忘录”（NSDMs）。研究小组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安排，受“高级部际小组”（SIG）监督。从已经解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档案中可以看到，在尼克松政府初期，研究备忘录较多，不仅包括了一般的背景分析，而且涉及美国对华关系的许多方面。例如，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总统指示准备一份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向他提供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形势，以及与美国安全利益相关的双边与多边关系的主要问题评估报告②。两周以后，尼克松收到第14号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是专门针对美国对华政策的，也是此类备忘录中有关中国的最重要的一份。按照尼克松的指示，此备忘录在对前几届政府的对华政策进行检讨之后，就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①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与台湾关系的现状；②中国“威胁”的实质及其对亚洲的真实意图；③美国的政策与其他相关国家对华政策的关系；④可选择的美国对华政策及其风险评估①。
①Nixon，RN：Mem0irs，p.545.
②NSSM 9，Jan. 23，1969，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1960 -1998：From Hostility to Engagement［microform］.
1969年7月，当中苏边境冲突达到白热化程度之时，尼克松又要求研究如何强化中苏分裂以及关于苏联“孤立中国”的问题，并将此问题放到美、苏、中三角关系中去考察，特别是在中苏边境冲突问题上以及其他问题上，美国可做的政策选择②。8月，基辛格邀请了前国务院中国问题专家艾伦. S.怀廷，到白宫介绍有关中苏边界冲突的情况。另外，解密不久的第69号国家安全决策备忘录揭示，尼克松曾要求研讨美国在亚洲的核政策。自60年代以来，美、苏一直在共同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严防中国变成一个核大国，但尼克松政府首次准备单独进行对中国的核打击。这份备忘录考察了四个方面：一是关于美国针对中国的战略核能力和目标系统以及美国攻击这些系统的能力；二是关于来自中国或其他国家对美国的盟国及非盟国的攻击，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核威慑与核防卫的能力；三是分析美国对盟国及非盟国遭受核侵略或核威胁时应负担的条约义务或政治义务；四是考察各种选择对于核武器扩散以及遵守核不扩散条约的后果③。
①NSSM 14，Feb. 5，1969.
②NSSM 63，July 3，1969.
③NSSM 69，July 14，1969.
这些研究还涉及具体的对华政策，如第107号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是关于中国作为联合国成员国的问题，它所要求包括又“不限于此”的问题主要有：①关于联合国成员的“普遍性”与保障美国在联合国中的利益的问题；②“在朝鲜、越南、（民主）德国和中国例外”的情况下，联合国其他成员可能因为美国采取新的态度而受到影响的问题；③如果美国对联合国成员问题采取新政策，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会是如何；④美国对中国作为联合国成员的政策与美国与北京的双边关系相互作用的问题①。
与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相比，国家安全决策备忘录则不多，主要是关于放宽旅行与贸易限制和多边外交的问题②。这主要是因为，在尼克松政府的初期，在没有建立起与中国的直接接触与对话的情况下，很难有实际的政策进展，于是，开辟沟通渠道的工作就成为尼克松政府紧迫的任务。
尼克松在公开的谈话中都十分谨慎，避免做任何不切实际的承诺，想方设法掩盖他的真实意图，但与此同时，却“悄然有序”地向中国方面发出和解的信号③。
①NSSM 107，November 1970.
②NSDM 17，June 26，1969；NSDM 105，April 13，1971；NSDM（unknown number），December 22，1971.
③Anthony Kubek，“The‘Opening’of China：President Nixon"s 1972 Journey”，The American Asian Review，Vol.Ⅹ，No. 4，Winter，1992，pp.1 -22.
1.华沙渠道
1955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表示，中国愿意坐下来与美国讨论缓和远东的紧张形势，特别是台湾海峡局势。在通过英国外交渠道进行沟通以后，双方同意进行会谈。8月1日，中美两国政府在日内瓦开始了大使级的会谈，1958年9月，会谈地址移到了华沙，并成为之后十多年里两国惟一的官方沟通渠道。
在这十多年里，双方谈谈停停，除了少数问题外，几乎毫无进展，这种情况直到尼克松时期也没有改变。最初，尼克松政府也希望利用华沙会谈的公开途径，在华沙与中方建立直接联系，并指示美国驻波兰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寻找机会”，设法与中国高级别的外交人员接触，并转达他希望与中国进行严肃和具体谈判的意愿。1969年8月，美国公开对华沙会谈中断表示遗憾，提出希望能够重开会谈。9月初，斯托塞尔回国述职，尼克松指示他想办法与中国驻波兰大使直接接触，并表示他打算“把中国问题放在与苏联同等重要的
位置上”。他还说，有些问题是“短期的政治问题，最终一定会解决”，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就是这样的问题”①。回到波兰以后，斯托塞尔发现很难与中国驻华沙的高级外交官进行接触。10月，他又回到华盛顿，但给尼克松的却是毫无进展的汇报。尼克松指示他继续努力，寻找机会。机会终于不期而至。在一次南斯拉夫的时装节上，斯托塞尔抓住时机，告诉中国驻波兰大使雷阳，尼克松总统希望与中国进行严肃认真和具体的会谈②。12月11日，斯托塞尔获邀请到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会谈，从而开始了双方的对话。1970年1月20日，斯托塞尔和雷阳进行了第一次会晤。斯托塞尔告诉雷阳，美国愿意派代表到北京，与中国方面进行直接商谈，也可以由中国方面派代表到华盛顿去。2月20日，雷阳表示中国愿意接待美国的部长级代表或总统特使③。但是，原定于1970年5月20日的第三次会谈却因中国抗议美国侵略柬埔寨而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