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音堂医院的开诊，也就是高金城营救西路军被俘、流散人员的开始。不久，高金城以医院缺少护理人员为由，向韩起功要了被俘女红军王定国、徐世淑、苟正英、廖春芳四人来福音堂医院工作。自此，高金城就以福音堂为据点，展开了营救红军的工作。
具有坚强革命意志的红军被俘人员，并没有被马家军的血腥屠杀吓倒，他们秘密串联，多方接头，组织地下党支部，等待机会，回到革命队伍。以红军连长刘德胜为书记的张掖地下党支部，就是其中的一个。刘德胜由于左脚枪伤感染，被送到伤兵医院治疗，他利用此机会，拄着双拐寻找自己的同志，建立起地下党支部，后来又与被俘的王定国和武杰等人接上了关系，分头联络散落各处的红军。
刘德胜的举动引起了高金城的注意，他两次派人请刘来医院治伤，并探询刘的来历，但刘守口如瓶，不露红军的蛛丝马迹。高金城第三次把他叫去时，蔡光波也在场，蔡即告诉刘，他是从鄂豫皖出来的，和高大夫都是八路军驻兰办事处派来的，叫刘不要有顾虑。刘德胜将信将疑，回来找地下党支部的同志商量，决定让认识蔡光波的王定国去考察一下。经过再次接触，刘德胜等才相信高金城确是党派来的，于是向高金城和蔡光波汇报了甘州地下党组织的情况，并提出组织被俘失散人员劫狱，营救红军干部的计划。高、蔡转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对西路军失散人员的关怀以及谢老和八路军办事处的营救意见，告诉大家，目前国共合作，在甘州的工作中心是营救红军，要刘等配合完成这项任务。随后，高、蔡将与地下党支部接上关系的情况，向谢老作了报告。
福音堂医院在“慈善为本”的掩护下，专设20张病床，收容红军伤病员，医院后门专供被收容的红军出入，以叩门三声为号，由王定国、傅从俭等接应。经过治疗，伤病员中能走路的发给路费，带着高金城的名片到兰州找八路军办事处，有的则介绍到牟玉光助产事务所，由牟玉光派人送到办事处；不能行走的，也想办法转移，决不遗弃。红军营长刘克先和女连长万子英等伤情严重，双腿残废，高金城都通过关系，把他们安全送到了兰州八路军办事处。
为寻找陈昌浩，高金城带着医护人员，顶着烈日，到甘峻堡、龙首堡、安阳、康隆寺、倪家营等地探访。他每到一地，都向流散红军转达党的关怀，宣传抗日形势，开展收容工作。他打听到陈昌浩隐蔽在花寨子一带，马上派蔡光波和王定国前去接应。他们找到了掩护过陈昌浩的郭老汉，郭说陈已在群众护送下过了黄河。为进一步证实，高金城二次派人去找郭老汉来甘州城，要他详告陈昌浩东下情况，并立即将陈昌浩已渡河东去的情况密信告知谢老。除此而外，他还搞清了张琴秋（西路军组织部长）关押在青海西宁、黄鹄显（西路军三十军参谋长）关押在凉州、刘瑞龙（西路军宣传部长）等关押在甘州的情况，向谢老作了报告。
高金城接到彭加伦处长关于民乐县南山隐藏红军干部极多的电报，要他设法营救。南山一带是洪水区洪水区：即今民乐县政府所在地城关镇及附近地区。区长兼民团团长孙振铎的管辖范围。高金城考虑再三，决定请孙振铎来甘州城见面商谈。孙振铎与高金城早已相识，并敬佩高的为人，便应邀来到甘州城。高金城向他讲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新形势，说明红军是一支爱国的抗日部队，请他高抬贵手，允许派人到他管辖的地区收容流散红军。谈话中高金城向孙恳切地说：“我相信你是位爱国人士，请你为营救流散红军做点事。”孙振铎感动地说：“你放心，我们都是爱国的，我一定营救红军。”
和孙振铎达成共识后，高金城复写了一百多张字条，上写：“中国工农红军已改为八路军，在兰州设有办事处，地址在南滩街五十四号，朱良才同志在那里接应你们。”随即派王定国和张明新、陈大伟带上字条，来到民乐县南山一带向红军流散人员散发。一个多星期后，果然找到了西路军野战医院院长丁世方、甘州中心县委书记吴建初等人，高金城介绍他们到兰州办事处，后又经西安回到了延安。甘州中心县委在张掖大满堡秘密发展的王泽喜、潘发生等数名共产党员，也由高金城设法转送到延安进入抗大学习。由于某些原因不能走的红军，由孙振铎负责保护，帮助他们在当地住下来，一直到全国解放。1951年土改期间，这些落户在民乐的红军，证明孙振铎对营救红军所做的工作，因而，孙被当作开明绅士对待，并被选为区人民代表。
高金城到甘州前，刘德胜等已与甘州监狱中的西路军领导干部刘瑞龙、魏传统、董光益、刘静生、袁正明、徐宏才、张玉清、惠子明等取得了联系。高金城到后，刘德胜又带着高的名片到狱中向刘瑞龙等报告国共合作抗日、红军已改为八路军并在兰州设立办事处、派高金城来甘州营救被俘红军等消息，刘瑞龙当即委托刘将他们的情况向高作报告，并写了“我们身体尚好，请家里放心”的字条。高将名单和字条密写后寄兰州办事处，转报了党中央。
1937年8月底，高金城获悉马步芳电令韩起功，要将魏传统等8名红军干部解往青海，并要将1000多名编在“补充团”的红军战俘送往洪水一带修公路。高金城、刘德胜等即在福音堂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火速派蔡光波回兰州办事处报告，由张明新陪同前去。蔡、张就带着高密写的报告昼夜兼程到了兰州，向谢觉哉作了汇报。谢老听了汇报后即电告党中央营救。由于党中央及时同国民党当局交涉，魏传统等一到西宁，马步芳就对他们说：“你们的总司令要你们回去！”三天后，刘瑞龙、魏传统、惠子明、张玉清被押解到兰州，回到了八路军驻兰办事处，不几日又东下返回延安，而刘静生、袁正明、徐宏才、董光益四人却被马步芳杀害了。
在营救红军的同时，高金城还配制了一些防冻膏，派张秀玉走街串巷，寻找被冻伤的红军，散发给他们。高还购置布匹，让张秀玉等赶做了一些衣服，发给收容的红军。
（五）
红军流散人员一批批“失踪”，引起了敌人对高金城的怀疑。他安排地下党支部的同志分批撤离。刘德胜走时，高金城把他打扮成商人模样，还带上高金城的名片和购买药品的介绍信。刘德胜问高金城：“你对党有什么要求？”高金城沉思良久，郑重地说：“我坚信共产主义，你到了延安，请转告党中央，我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
高金城送走了周围的一些红军，继续开展营救工作。11月9日，他在给谢老的信中说：“甘州尚有三条驳壳枪，应运回；南山还有些人，不敢出来；甘凉一带流落的人还多，需要继续营救。”不久，韩起功司令部一位处长冒着风险告诉高金城：“马步芳密谋杀害共产党，名单上有你，你要赶快离开甘州城。”高金城想到自己的任务还未完成，坦然地说：“我的根就在祁连山下，哪里也不去！”此时，甘州城里风声已紧，蓝衣社的特务四处活动，而高金城继续营救红军。1938年春节前夕，又有19名红军伤病员从祁连山来到甘州城，高金城把他们收容到福音堂医院治疗，不久即被敌人发现。
1938年2月3日（旧历正月初四）凌晨4时，韩起功派他的中校副官马兆祥到福音堂医院找高金城，谎称：“韩师长得了急症，请高院长出诊。”高金城来到一〇〇师司令部，韩起功立刻露出狰狞面目，逼高金城承认是共产党员，要他交出共产党员的名单，交代放走了多少“共党分子”。高金城临危不惧，高声颂扬“共产党是爱国爱民、抗日救国的英雄”，怒斥韩起功是土匪，是残酷屠杀红军的刽子手，是日寇的帮凶、走狗，中华民族的败类。嗜杀成性的韩起功令其弟在高金城的头上蒙上布罩，押送大衙门后花园，先断了四肢。高金城视死如归，痛骂韩匪不绝，最后被活埋在后花园里。3月3日，谢觉哉和八路军驻兰办事处处长伍修权向党中央报告了高金城牺牲的经过。
1949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张掖，一野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和第二军政委王恩茂专程探望烈士的遗孀牟玉光。1951年，甘肃省人民政府民政厅发出通知，追认高金城为革命烈士，颁发了革命烈士证书。不久，恶贯满盈的韩起功即被人民政府审判后镇压。1952年2月2日，时任内务部部长的谢觉哉给牟玉光写来慰问信，信中说：
金城先生往年负八路军兰州办事处使命，去甘州做收容工作。由于热情奔放，严肃负责，负伤战士赖以获得安全，但他却因此为匪帮所捕而光荣的牺牲了。他对于人民解放事业的忠诚是值得崇敬的。闻已建塔纪念，更可传之久远。你也是一位热心的人，希望为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而继续努力。
1952年2月3日，中共甘肃省委在张掖召开纪念高金城先生遇难14周年大会，谢觉哉、伍修权、朱良才、彭加伦，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张德生、副书记孙作宾等领导同志，当年被高金城营救过的红军领导干部魏传统、李开芬、杨淑兰、万子英、刘德胜等，都送了挽幛和花圈纪念高金城为革命所作的功绩。
高金城那高大的形象犹如巍峨的祁连山，永存人间。
原载《人物》杂志1987年第4期，收入本书时略有删节。原标题为《祁连魂》由本书编者改为现题。作者郑仁泉，系中共兰州市委党校教员；全士英，系兰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