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悲壮的是供给部长郑义斋的死。在石窝战斗的前一天，郑义斋接到总部命令，要他将西路军的全部经费送到总部去。郑义斋把自己的衬衣全部扯开，让怀孕已8个月的妻子杨文局缝成几个小袋子，把经费封好，便带着经费和几名战士一同前往总部所在地。刚走到半路，敌人就发现了他们。郑义斋让警卫员把钱带上先跑，自己和另外一个警卫员曾少章断后。在郑义斋的火力掩护之下，小张带着西路军的经费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将资金完好无损地送到了总部首长手中。但郑义斋身上五六处中弹，无法行走。为避免当俘虏，他命令曾少章开枪打死了自己，曾少章随后也自尽了。
据后来的统计，西路军牺牲人数达7000人（其中团级干部143人，师以上干部20多人）；被俘后遭虐杀、活埋5600人；最后被营救返回延安4700人；流落在各地的有4500人。
曾任西路军总指挥的徐向前，晚年在他的《历史的回顾》一书中，将西路军兵败的原因归结于：（1）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交代的任务多变；（2）战场主动权的丧失；（3）前方指挥员缺乏战场指挥上的机断专行；（4）对于蒋介石的轻信。
女性的逃亡
红五军军长董振堂阵亡后，他的头颅被敌人割下来挂杆示众；身负重伤的红九军军长孙玉清被俘后，因不投降，被敌人用大刀砍死；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身负重伤，被马匪军包围后英勇抵抗，被敌人乱枪打死。有2400多男红军战士被就地活埋，有的被火活活烧死，有的被钉死在树上……
几乎所有的女红军战士都遭到了强暴和凌辱，这让江宁无比痛心。当时担任红五军四十五团政委的张力雄回忆说：“他们（马步芳部队）把俘虏的女同志，押去集体轮奸以后，还把衣服裤子脱下来，阴道插上高粱杆，捆到树上示众……”当时的红军总医院二所护士牟炳贞描述得更是触目惊心：敌人“一把把你抓起来，裤子脱掉，把树枝削得尖尖的……就这么弄死”。妇女独立团的女战士被俘后，遭受的苦难最为深重，马步芳、马步青把她们当作战利品赏赐给各级军官做妻妾，有的被转卖多次，有的被迫自杀，有的惨遭杀害，有的四处飘零。
为了生存，为了能够回到红军队伍中，许多女红军都选择了先服从、再逃跑的权益之计。妇女团的指导员刘汉润当时想的是：“先把这条命保下来，将来再革命嘛。”妇女团团长王泉媛（王首道的第一任夫人）被一个叫马进昌的敌军团长看中了，挑回家当了小老婆，但她心里想的是“我没有被打死，存一刻就抗一刻，打死了就没办法了。当时我就想，得想办法逃走，能逃得脱就逃”。直到1939年3月，总算有了逃脱的机会，她和女战士王秀英趁马进昌外出修路，女扮男妆，翻窗逃出，一口气跑了90多里路，直奔去兰州的大道。终于逃脱魔窟，找到了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没想到，她们已经不能再回到革命队伍了。按照当时的规定，一年归来收留，两年归来审查，三年归来不收，更何况王泉媛头上还戴着马进昌小老婆的帽子！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给了王泉媛5块大洋，把她送出门外。后来她又沿着当年长征走过的路，靠乞讨回到家乡江西，从此隐姓埋名。50年后，当恢复老红军身份的王泉媛和她的第一任丈夫、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首道见面时，两人老泪纵横，王首道说：我在延安等了你三年啊……王泉媛只是放声大哭。
就在西路军撤离倪家营子的路上，西路军组织部长张琴秋在一块门板上生下了她和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的孩子。因为戈壁滩上天气寒冷，她又产后失血过多而昏迷，孩子最后被丢在沙漠里。战斗结束以后，陈昌浩去看望刚刚生过孩子的妻子，他安慰妻子说，自己没尽到责任。张琴秋说她也能理解，目前要以大局为重，孩子以后还可以再生。但她没有料到，她因此永远不能生育了，还落下病根。1949年以后，她只要听说有人在河西走廊找到了留下的孩子，她的神经就会紧张好几天，还会发作妇女病。
原西路军前进剧团的演员陈淑娥，与红九军军长孙玉清在长征路上好上了。他们没有对外宣布结婚，以后生了个孩子。西路军兵败，陈淑娥也没能逃脱被俘的噩运，因为她年轻貌美，被迫当了马步芳部队一个军官的小妾据调查，陈淑娥被马步芳河西作战前线总指挥马元海强占为妾。。为了保护她和孙玉清的孩子，她受尽屈辱，顽强地活了下来，以一生为代价，保存了烈士的遗孤。
在丈夫郑义斋牺牲后，杨文局怀着8个月的身孕，在祁连山中被马匪军俘虏。在向西宁押解途中，因为她要生孩子，敌人把她放了。在一户老百姓家里，杨文局生下了郑义斋的遗腹子郑盟海。就在杨文局饥寒交迫、在逃亡路上快冻死时，一个路过的皮匠救了她，后来成为她的丈夫。因为这个婚姻，杨文局才能够躲开马匪军的搜捕，把她和郑义斋的孩子抚养成人。终于等到1949年，解放军西渡黄河进军河西走廊，杨文局骑上毛驴，翻山越岭，终于找到了解放军。此后她先后担任了永昌县妇联主任和酒泉劳改局被服厂厂长，一直工作到离休。
女红军在西路军失败时，或牺牲，或被俘，或散落民间，能够回到延安的是极少数。据甘肃省妇联1984年的调查统计，甘肃省散落民间的女红军还有231人，其中多数为原西路军妇女团女战士；青海各地散落民间的女红军还有136人，全部是原西路军女战士。
硝烟之后，命运在继续
55岁的江宁在拍摄中的遗憾是，如今健在的30多名西路军老战士，年龄最大的96岁，最小的也有86岁。另外，因为资料的匮乏，他们无法拍全景式的纪录片，只能以人物故事来呈现西路军这段被尘封的历史。
战争年代，人的命运真是难测。回到延安的李先念，组织上原先准备将他由军政委降到营级干部，经毛泽东干预才作罢。突围到新疆的西路军参谋长李特、红五军政委黄超，不久以托派罪名被枪毙。三十军二六七团营长宋承志当时受了伤，躲在一个山洞里，当他已经放弃一切希望时，李先念的左支队发现了他，并把他带上去了星星峡，新中国成立后，宋承志成为中央军委的炮兵司令。
更多的西路军战士没有像宋承志这样的幸运，一辈子成为种地的农民。赵明祥是西路军参谋长李特的马夫，在红柳园子战斗中不幸负伤失散，他只能选择留在安西县，靠给人打长工、放羊、挖煤维生。直到1950年，他参加了农会，组织农民进山打土匪，表现积极，才获得重新入党的机会。原红五军通讯连排长易明清，在石窝山战斗中负伤，他的腿被打折了，不能跟着转移的部队走，躲在石窝山下的康隆寺里养伤，腿好了以后，他成了石窝村的村民，再也没有离开石窝山。西路军的军政委员会委员熊国炳，西路军被打散后负伤，在裕固族牧民救护下得以活命，以后就留在当地当了农民。他觉得自己无脸回到家乡，因为从家乡带出来了那么多的年轻人全部死在战场上，从此他隐姓埋名，“三年困难”时期，被活活饿死。
原西路军班长王怀文在梨园口战斗中腰和腿严重受伤。在生死存亡之际，遇到了正好路过的老道士徐合德，冒着生命危险，先后五次将王怀文转移到不同的山洞里掩护，送水送饭，敷药治伤。后来，王怀文的伤虽然好了，可是一条腿却瘸了，腰也直不起来。解放后，王怀文在张掖安了家，结婚，生子。在采访过程中，他对江宁说：“和我一块儿的战士、干部，很多人都比我早死了几十年，我浑身被敌人的子弹钻了8个窟窿，还没死掉，我活下来，真是幸运。”
在西路军政治部工作的肖成佳，在古浪战斗中多处受伤，卫生员把他从死人堆里背出来，在经过短暂的逃亡后，又被马家军的骑兵抓获，后被押送回到老家江西省泰和县，母亲用30块大洋把他赎了出来，一直在家务农。
即使在和平时期，散落在乡村的西路军战士的日子也充满了动荡。“文革”开始后，大部分西路军同志被打成“张国焘的走狗”、“叛徒”。1967年，61岁的原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政委陈昌浩，在遭到毒打后服药自杀，妻子格兰娜被迫与他离婚，仍然被投进了监狱，三个儿子被逼得四处奔逃。陈昌浩死后被秘密火化，骨灰被扬弃于荒野，现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陈昌浩的墓穴里只有一个空骨灰盒。
1983年，回到河西走廊的西路军老战士、谢觉哉夫人王定国和伍修权，分别以个人名义致信中共中央，反映流散在民间的西路军老战士生活艰难。不久，胡耀邦总书记批转给总政治部、民政部、卫生部、人事部，要求他们出台联合政策，适当给予照顾。此次出台的政策是给每个老红军提供免费医疗和每年500元生活补助费；另外，将以前颁发的流落红军证换为西路军红军老战士证。这些举措，令西路军老战士扬眉吐气，挺起了腰杆。
江宁在去采访王泉媛时发现，她的精神比10年前应启明去采访时要好得多。随着物价的上涨，她的待遇也上涨，不仅享受普通红军老战士每年应有的1000元的生活补助，还享受当地退休副局级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据朱玉透露，这样的政策只限于个别省份，有西路军战士的湖北、江西、安徽并没有执行这样的政策。
2001年11月7日，在徐向前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江泽民代表党中央发表讲话，指出：“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他（徐向前）奉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指挥部队与敌人血战4个多月，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这是继1983年邓小平、陈云等中共十二届中央常委明确表示赞同李先念《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之后，党中央对西路军所作的公开结论。
2006年5月，应启明看到了一份中宣部关于红军长征70周年宣传的通知，他马上给正在宁夏采访的江宁打了电话：“我很高兴地看到，里面一段话是关于西路军的，大意是在宣传西路军历史时，要尽量宣传他们英勇、顽强、悲壮的精神。这也意味着，我们拍《西征的红军》所面临的政治风险没有了。”“不管怎样，作为第一部反映西路军的电视纪录片，能够顺利做出、播出，已经是一个成功了。”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朱玉这样评价《西征的红军》。
原载2006年11月23日《南方周末》报。作者张英，《南方周末》记者；邓丽江，该报实习生。作者在文末记注：全文经过国防大学教授、《徐向前回忆录》执笔者、李先念传编写组成员朱玉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