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军事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调查研究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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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2章 沿着西路军的足迹

沿着西路军的足迹

李月润

李天焕将军已作古10年,他那本记录红西路军血战河西的回忆录《气壮山河》也已经出版20余年。回忆这位老首长的音容笑貌,回忆去河西走廊,沿着红军的足迹收集素材,为之代笔起草回忆录的情景,犹历历在目。但是将军已匆匆地走了,他已经不能再说什么,只有那本封面已变得焦黄的回忆录伴随着我,走遍了半个中国,它似乎时时在述说一些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人生真谛,让人兴起幽幽的怅惘。

1956年总政发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征文,这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壮举。公安军副司令员程世才、副政委李天焕两位将军,都被特约撰写有关西路军的回忆文章。当时我正在公安军司令部任研究员。为了帮助两位领导同志写好回忆录,全军征文办公室和公安军领导机关,派出总政宣传部邢石操、公安军政治部郎毅和我组成一个小组,到西路军转战过的地方收集素材。我们三人是老相识,一起承担这个任务,觉得非常愉快。

由红五军、红九军、红三十军组成的西路军,1936年10月下旬,自靖远虎豹口强渡黄河,随后即陷入西北“二马”和大批地主武装的围攻、堵截、追击,古浪一战,红九军兵力损失过半;高台血战七昼夜,红五军主力几乎全军覆没,军长董振堂英勇牺牲;最后,红三十军剩下的部分同志和西路军总部的少数干部,进入冰天雪地的祁连山,穿过浩瀚的戈壁沙漠,到达新疆。这是一次极其悲壮惨烈的军事行动,红军指战员的英雄事迹,惊天地,泣鬼神,两万多人的西路军,到达新疆的只有800人左右据陈云同志核查,西路军余部到达新疆的只有437人。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635页。。李先念是红三十军的政委,程世才是军长,李天焕是政治部主任,他们都经过九死一生,到达新疆,后来又回到了延安。

我们首先到了甘肃省的河西走廊。当时正值盛夏,整个河西像一条长长的画廊,景色宜人。但是交通很不方便,我们三个人决定,什么交通工具都可使用,乘火车、汽车、大车,骑马、骑毛驴,直到徒步,尽可能沿着西路军的足迹,访问接触过西路军的群众和流落下来的红军战士,并把当地的山川地貌,风土人情弄清楚。

三人迤逦西行,像记者采访。开始接触到的是一般群众,后来渐渐遇到一些流落下来的红军人员,在永昌、张掖、高台一带,遇到的最多,他们都是西路军失败时负伤、走散或被俘的战士,有的在当地落户成了农民,有的肩挑车推做小生意,女战士则嫁人成家,生儿育女。当他们得知我们来了解西路军的情况时,往往蜂拥而至,像见了亲人一样,讲述自己的战斗经历,诉说失败后的不幸遭遇,询问徐向前、李先念等当年领导人的近况,并期待着党给他们作出历史结论,人民政府给他们作出生活安排。

一天,我们到了永昌,到东门看了程世才军长以步枪击落敌机的地方,然后进入一个茶馆,一边吃茶,一边问老板,当地有没有流落下来的红军,没想到这个仍带着四川口音的老板就是西路军的战士,他问明我们的来意后,欢天喜地地说:“总算把你们盼来了,我就知道党不会忘了我们!”他把我们当成了党的代表。他上了门板,生意也不做了,说:“你们等着,我去叫他们来。”他出去不大一会,就叫来了十多人,有男有女,都是西路军流落下来的。他们一边笑,一边哭,一边诉说。他们讲的战斗故事,生动真实,极其感人,其中一位女同志讲到负伤被俘后,怎样从万人坑里爬出来,老乡怎样将她埋在麦草里,用大车拉出城外,怎样治好伤生存下来的经历,感动得我们也热泪直流。这个自发形成的座谈会,一直开到掌灯。

在倪家营子,我们凭吊了当年血战的战场。这个村子非常分散,南北长八九里,东西宽三四里,三户一簇,两户一簇,每簇都筑有黄土围墙,大户人家的围墙修得方正齐整,两丈多高,城墙似的,叫做“屯庄”。当时西路军还有10个团,每团800多人,坚守在这些屯庄里。敌人铺天盖地而来,红军战士日夜拼杀,屯庄围墙上弹痕累累,红军挖的枪眼依然完好。红军占领倪家营子期间,成立了村苏维埃政府,平分了地主的土地,颁发了土地证,民主选举宋德和等“八大委员”。红军撤走后,“八大委员”全部被捕,有的光荣牺牲;有的倾家荡产,“保释”出狱;有的两腕被手铐磨得露出骨头。我们去的时候,八人已全部去世,健在的只是一些当年积极支援红军的积极分子。

七十多岁的缪彩云老人亲身经历了这场战争,他告诉我们,红军一走,马匪军便开始大屠杀,他们把伤员搜查出来,刀砍、枪毙,甚至剥光衣服活活冻死,倪家营子东边的田野和戈壁滩上,全是红军的尸体。马匪走后,群众请和尚、道士、尼姑来念经,掩埋了三天。缪彩云带我们到村子北面的龙王庙去参观,他说当年这里是红军的医院。我们看到门洞石灰墙上还有一副红军的漫画,画的是红军战士消灭马匪。我们给缪彩云老人、布满弹痕的“屯庄”、龙王庙的漫画和红军用作瞭望的土塔都拍成照片。后来沧桑变化,老人去世,遗迹荡然无存,这几张照片成了“文物”,我将它献给全军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还获了个二等奖,这是后话。

离开倪家营子,我们雇用当地脚夫的马和毛驴,从梨园口进祁连山。梨园口地势险要,无数的山峰像一片戈矛,山崖陡峭,远处积雪的山峦,在初秋的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我们骑着马,沿着上上下下的山路,向山岭深处进发,不时穿过巨大的松林,路旁带刺的灌木开着黄花、紫花。后来马不能行了,就换乘小毛驴,一直走到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康隆寺。这里是红西路军经过的地方,重要的石窝会议便是在附近举行的。康隆寺是个很大的藏传佛教寺院,里面有几百名喇嘛,附近是区人民政府。我们住房的隔壁是供销社,社主任就是一位西路军流落下来的战士。当年他被打伤了脚后跟,当地的裕固族牧民用整个麝香包给他裹好,治好了他的伤又救了他一命。他给我们讲了西路军供给部长郑义斋、红三十军二六五团政委黄英祥在这里英勇牺牲的经过。

西路军总部召开的石窝会议上,决定部队分散活动,三十军剩下的千把人,由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率领到左翼大山打游击,后来他们克服千难万险,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到了新疆,为中国革命保存了一批优秀干部。

我们出了祁连山以后,邢石操奉命提前返京,我和郎毅继续前行,经安西、白墩子、马莲井,过星星峡,一路寻访遗迹,凭吊烈士,访问红军和老乡,最后到达乌鲁木齐,完成全部行程,这时塞外已是初秋天气了。

回到部队,开始帮助首长起草回忆录,郎毅帮程世才写了《悲壮的历程》。此书在定稿前我只参加过一小段,我的主要精力是为李天焕写《气壮山河》。他谈了西征的经过和一些主要负责人的简要情况后,我便根据收集到的大量素材,构思动笔,由于群众提供的材料丰富、事迹生动,所以写起来并不费劲,只用了18天的业余时间,就写出了10多万字的初稿。李天焕很满意,就打印送李先念、徐向前审阅。这部回忆录的后半部分首先发表在1959年出版的《红旗飘飘》第10期和1979年《红旗飘飘》(选编本)第二集上,文章末尾署着“李月润记”四个字;发表在报纸上的片段则署着“李月润执笔”,留着我撰写此书的一点痕迹。到1959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时,我就将自己的名字删掉,只署了李天焕的名字,用意是想使这本书更具权威性,从而带来更好的社会效果。

无论是程世才的《悲壮的历程》,还是李天焕的《气壮山河》,都真实地反映了西路军的艰苦历程,歌颂了革命战士的光辉业绩,是富有教育意义的,出版后反映良好。但是这两本书存在着共同的错误,就是把西路军渡河西征说成是张国焘假传党中央的命令,是他分裂党、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阴险步骤,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恶果。我在执笔过程中,未曾怀疑过这一点,直到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真实情况才逐步明了。

1990年11月22日,李先念在《痛悼程世才》的文章中说:“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一部兵力奉中央军委命令,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转战河西走廊,从战略上策应河东红军,伺机打通新疆。”1993年第一期《炎黄春秋》上发表了《徐帅生前的肺腑之言》,说徐向前于1982年8月14日就明确地向党史专家廖盖隆说:过去说“是张国焘擅自命令四方面军过河的,这种说法不对。……(过河)是毛主席、周恩来、张闻天来电决定的,是中央军委的命令,不是张国焘的命令。”这样一个原则问题,居然40多年没有得到澄清,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深思。

李天焕在“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关押长达七年之久,几度死去活来,“四人帮”强加给他无数“莫须有”的罪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以平反昭雪。叶帅曾说:“李天焕同志在群众面前驯驯服服,在敌人面前他是一只老虎。”李先念《痛悼程世才同志》的文章指出:“李卓然、李天焕、郭天民等同志,也为团结和巩固部队做了许多工作。我是这支部队的主要负责人,肩负重任,为有这样一些坚定乐观的可靠战友而庆幸和自豪。”这大概可以当作是对李天焕的“盖棺定论”吧!

作者李月润,原任装甲兵政治部科长,曾任兰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现为军队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