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先是杯酒释兵权，将军权牢牢控制；尔后逐步集中政权与财权；接着废除宰相君前坐议之礼，增加皇帝威严……所有大权小权全部归于中央，集于皇帝一人之手，但具体办事还得依靠军民人等。只要有军队，就会有将领；时间一长，将领和士兵就会相互默契，就有可能拥兵自重。于是，赵匡胤设置枢密院以制约武将，兵籍的掌握、军队的调动由不懂军事的文官——最高长官枢密使负责。他创立“更戍法”防范军队结党叛变：除守卫殿前的诸班外，其他所有禁军，都要按期轮换到某地戍守，将领也不断调换，使得“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常常是“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为防统帅专权，宋太宗赵光义干脆取消将帅对部属的节制与处分权。以致发展到后来，将帅出征，都由朝廷事先授以阵图、训令，作战时只能“按图索骥”，不能越雷池一步。没有从属关系，自然也就没有了铁秆亲信，将领如若心生异志、谋反夺权，无异于自取灭亡。
宋朝自建立之日起，主力军队就处于左右掣肘，战斗力不断削弱的境地。赵家王朝宁可要没有战斗力的弱军，也不要骁勇善战的叛军。将帅上受文官制约，没有自主权，面对瞬息万变的战场格局无法灵活机动地迅速决断；下无长期建立起来的威望信誉，对部下无法了解，士兵的特长无从发挥。官与兵，互不相属，各不相干，生疏隔膜，犹如一盘散沙。《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可以想见的是，这样一支既不知己，又不知彼的军队，一旦遇上虎狼之师的辽、金、蒙古铁骑，会是一番怎样的对垒与结局。
巩固宝座压倒一切，内部祸乱一起，即遭无情镇压。防内甚于防外，因此之故，宋朝虽无大的内乱，对外却长期受制于北方异族之手，除了频频招架外，几无还手之力。
开封为都，成为朝廷及全国军民之累。大多时候，帝国必须围绕汴京运转。几十万禁军驻扎此地，每年无以计数的漕米粮秣、军需供给要靠汴渠输入。与此同时，权贵富豪、军民人等无止境的需求，也日益刺激着汴京的大规模发展。于是，以旧城为基础，汴京不断改造扩建，从根本上打破了坊（住宅区域）与市（商业集市）的界限，到处都有日夜营业的商店酒楼，完成了中国城池史上的重大突破与转折。宋徽宗崇宁年间（公元1102年—1106年），汴京户籍二十六万多户，人口约一百四十万，不仅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商业城市，也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
汴京呈矩形，由宫城、内城、外城组成，城城相套，非常整齐。在这三重相套、硕大无朋、规模超过唐朝首都长安的方形盒子里，五丈河、金水河、蔡河、汴河等运河穿城而过，水网交织，桥梁众多。百万军民汇聚一地，人喧马闹、川流不息、繁华无比。《清明上河图》作为汴京城留给后人的一幅真实写照，从喧嚣的街市到宁静的城郊，莫不透着温润、繁华、怡然的气息，那五百多个各具职业、行业特点的人物，充分体现了当时分工的发达及相互间的依赖，标志着新型市民阶层的兴起。
令人悲叹的是，这样一座国际大都会，虽然多次在辽兵的重压下毅然挺立，最终却不堪重负惨遭践踏。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两支金军南侵，很快就在汴京城下会合，完成了对开封的合围，都城的脆弱再次成为北宋无法承受的包袱。宋钦宗既不想战，也不能战，在金人的逼迫要挟下，以放弃国土换得一时苟安，命令黄河以北州县“仰开城门，归于大金”。宋钦宗的妥协并未换来汴京重生，金军志在必得，隔绝各路勤王之师的救援，不断向围得铁桶般的宋廷施压。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闰十一月三十日，宋钦宗终于跪倒在金人脚下，俯首称臣。
北宋在“靖康之耻”中灰飞烟灭。
汴京沦陷，金军大肆搜括、抢掠内外府库以及官民金银钱财。时值严冬，抢夺一空的民众遭受饥饿寒冷的交重袭击，纷飞的大雪飘落而下，覆盖着成千上万冻馁倒毙的尸体。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金军带着掳获的北宋朝廷王玺、仪仗、舆服、宝器、书籍、金银、绢帛，押着宋徽宗、宋钦宗两个皇帝，后妃子女、宗室亲戚，以及汴梁的百工、内侍、僧道、医卜、艺伎、娼优等共计三千多人凯旋北归。除掠夺的财物外，金军将开封一万四千余众分七批押往金朝。
在金军惨无人道的蹂躏下，汴梁这座百万余众的繁华都城，成为仅剩一万多人的苍凉废墟。
“靖康之耻”中，一本记载皇室成员的详细资料汇编《王牒簿》落入金人之手，金军“按图索骥”，北宋赵氏近系宗室几乎“一锅端”地成为俘虏押解北上，侥幸逃脱的唯有三人：康王赵构，被废为庶民隐于民间的宋哲宗前皇后，以及康王赵构名义上的奶奶孟氏。真正的嫡系宗室只剩宋钦宗之弟——康王赵构一人，因此，光复中兴的任务，便义不容辞地落在了他的身上。
在康王赵构眼里，并无什么光复宋廷、中兴汉族之类的壮志与概念，吸引诱惑他的，无非是那高高在上、为所欲为的皇位。命运眷顾，康王有意，一番舆论准备之后，1127年，赵构便堂而皇之地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称帝，是为宋高宗。
南宋历史，就此拉开帷幕。
由康王摇身一变而为宋高宗的赵构刚一上台，便面临着两大难题：对金政策和建立新都。
与金朝是战是和，事关南宋生死存亡。李纲担任宰相后，提出抗金建国的主战方略；而主和派力量也十分强大，他们将两位皇帝的被掳北上说成是“二圣北狩”，主张“割地厚赂以讲和”，迎回徽、钦二帝。
而汴京遭受金兵洗劫之后，已变得残破不堪，显然不宜再作首都。加之金兵虽然退回，但仍在黄河南北频繁活动，为避敌锋芒，避免悲剧重演，唯有迁都南方。
赵构刚刚登上皇位，还没有好好地享受一下做皇帝的诸多美好滋味呢，如果讲和迎回父兄，他的位置往哪儿摆？既然不能讲和，那就只有起而抗金。而金兵的强盛与宋军的疲弱他是早有领教的，胜算的可能性极小。而一旦失利，要么军力大大消耗受损，要么重蹈父兄覆辙被押往金营。这些，都非赵构所愿。经过一番思虑，他终于采纳了中书侍郎黄潜善、知枢密院事汪伯彦提出的逃亡东南地区之议，宣布南宋朝廷暂时迁都扬州。这样一来，既可达到不与金兵媾和，又能避敌锋芒、南迁都城的目的，可谓一箭双雕。
金廷得悉宋高宗南逃扬州，再次发动大规模南侵战争。建炎元年十二月（公元1128年1月），金人倾巢出动所有精兵强将，意欲彻底消灭南宋。金军势如破竹，经过一年多时间，先后攻下徐州、淮阳、泗州。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正月底，金军兵锋直指扬州。扬州方面居然毫不在意，无所防范。金军攻破楚州后继续前行，遣数百骑先锋突击宋高宗行在。南宋近万名天长守军惊慌失措，不战而逃。建炎三年二月初二这天晚上，赵构正与宫女颠鸾倒凤、嬉戏云雨之时，突闻金兵奔袭，不禁大惊失色，当即赤身裸体跌落床下。“龙体”受此惊吓，落了个阳痿病根，从此丧失生育能力。高宗在少数几位亲信、随从的扶侍下仓皇出逃，急匆匆如漏网之鱼。初三黎明时分，高宗乘马驰至瓜洲，得一小舟渡江。其时大雨滂沱，直到日暮时分，高宗才满身泥泞、狼狈不堪地赶到长江南岸的镇江。关于赵构此次出逃，如何甩开追兵渡过长江脱险，留下了“泥马渡康王”等诸多传说。
镇江不过一处中转站，稍事休息调整，几天后，高宗又逃往杭州。所幸金兵并未渡江尾随而至，短暂的平静过后，高宗终于从惊吓、逃遁、恐慌、失意的阴影中挣扎而出，北返江宁府，更名为建康，严加布防与金兵对垒。然而，随着金廷强硬主战派完颜宗弼率军第三次大规模渡江南下，宋军毫无斗志，整个江南防线一触即溃。宋高宗又不得不从建康退回杭州。宗弼的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掳获高宗，消灭南宋。在金军的凌厉攻势与再三追击下，赵构不得不逃奔越州、明州，走投无路之际，唯有乘槎泛海，在海上东躲西藏四月有余。
金兵乘舟入海继续追击高宗，所幸不习水战，加之畏惧炎热，于酷暑到来之前撤兵北返。完颜宗弼在长江沿线受到镇江守将韩世忠的成功阻击，差点葬身鱼腹，此后不敢轻言渡江南侵。
飘荡在茫茫无际的大海，物质的匮乏、环境的恶劣、不时的惊吓以及心中的孤寂、痛苦乃至反省肯定比陆地的逃窜来得更为深刻。高宗赵构提心吊胆颠簸在汹涌的碧波之上，不得不面对一个相当严酷的现实：以宋金军力之对比，渡江北上饮马中原，希望实在渺茫。既如此，唯有“过江而避”，寻找新的立足之地才比较现实。
入侵者与逃难者皆受惊吓，各怀心事与隐忧，一个不再南侵，一个难以北伐，就此形成南宋与金朝之间的短暂和平。
赵构在急不择路的逃难过程中，发现浙西之地，襟带荆楚，背海而立，有淮甸为屏障，江表为缓冲，地理位置明显优于金陵、武昌、长沙、巴蜀、陕西、两广等地，是一块理想的立足之地。自古以来，中原王朝耻于渡江而都，此时的赵构，已顾不得那么多了，他心中考虑的不是还都中原的进取，而是易退易守的保全之道。而这，杭州显然为其首选。他对这块风水宝地青睐有加，于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九月路过时，将其升级、改名为“临安府”；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正月回到杭州，以此作为南宋的根据地与大本营。
赵高宗这一决定成为既定国策延续下来，杭州作为南宋都城，此后再也没有变更。
宋高宗以江南为本的王道大计一旦确定，南宋在相对缓和的形势下逐渐步入安稳。
作为南宋天降大任、临危受命的开国皇帝，赵构没有也不可能进行大刀阔斧的政治改革。帝国的痼疾与柔弱的民风决定了局势的颓败，并非个人之力所能改变与挽回。况且他也并非那种大智大德、勇于拓展的开国君主，定都临安后的高宗赵构，一心所求，唯有苟安——固守江南，以求和方式平衡局势、维持现状。当然，他也并非浑浑噩噩、一无所成的昏庸之徒，于帝国的恢复与稳定，的确做了不少维修巩固的重要“工作”。他以优厚的政策与安抚的手段，对士大夫及各方贤士兼收并蓄，将他们团结在自己周围，使得中华传统文化那百折不挠的锋芒与潜力渐渐复活与释放。
作为南宋都城的临安，正是从高宗的一系列措施开始，最终凝结成一颗璀璨耀眼的明珠。
这是杭州第二次成为首都。
第一次是在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国，当时名为钱塘。吴越国被北宋征服，钱塘更名为杭州。两次定都虽然都属偏安王朝的都城，但吴越国显然不能与南宋相提并论。吴越国的影响仅只限于江浙一带，南宋则为中原王朝之正朔，不仅地盘远大于吴越国，且宋室南渡，号召力、影响力甚巨，贵族、军人、商贾、士大夫等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从四面八方先后齐聚临安，报效朝廷，刺激并推动着杭州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随着大量人口的涌入，临安城垣扩建，分内城与外城。内城即皇城，围绕着凤凰山方圆九里，殿堂、楼阁、行宫、花园等，布局既严谨又自然；外城南跨吴山，右连西湖，左邻钱塘江，气势雄伟；临安共有十三座城门，城外护城河环绕，禁军驻扎守护。
杭州定都之初，自然不能与旧都汴梁相比。但经过三十多年的经营发展，便逐渐取代了建康（今南京），成为江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繁荣已不下当年之开封。汴京沦陷，遗民孟元老念兹在兹，以一部《东京梦华录》追叙当年繁华之情状；南宋吴自牧以临安为汴梁，写了一部《梦粱录》，描临安之市井风情，绘杭州之富丽盛景，其中写道，临安府城所在杭州，人口较前增长两倍半，商人则“十倍于昔，往来辐辏，非他郡比”。
临安大街小巷，共有布行、鱼行、蟹行、帽子行、销金行等各行各业四百一十四种，所谓“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家”，看来一点也没有夸张。加之酒楼歌馆、勾栏瓦舍昼夜不息，宴饮、恋色、赏艺、美食、品茶成为人们争相追逐的风雅韵事，以致寓居于此的诗人陆游不禁朗声吟道：“近坊灯火如昼明，十里东风吹市声。”
临安聚集了天下饱读诗书之士，吸引了最为优秀的学生，除府学、县学外，还设有武学、医学、算学、史学等各类国立学校。南宋的刻书业兴起，书铺交错，成为临安街头一景。佛教寺庙猛增，多达四百八十座，香火盛极一时。
据有关资料记载，临安户籍最高达三十九万户，人口达一百二十四万之多。居民每天需用大米超过一万石，消耗的蔬菜、海鲜、水产、布匹、食盐、水果、柴炭、竹木等更是不计其数。这些，要从附近州县乃至全国各地运送而来，以致钱塘江两岸帆樯云集，客贩往来，络绎不绝。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便在临安印制并广为流通。
读者耳熟能详的柳永《望海潮》，通过铺陈的手法，当年杭州之胜况，便生动地呈现在后人眼前：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萧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据说金主完颜亮正是被这首词中所描写的临安胜景吸引得不能自持，才坚定了侵并南宋的决心。
当代杭州的诸多记忆，实与南宋有着不可割舍的关联。今日之杭州，仍能看到古临安的依稀身影。我以为南宋留给杭州后人的一个最大遗产，便是西湖。定都临安不久，西湖便很快开辟为游人如织的风景区，形成了“山外青山楼外楼”的总体格局。皇家在西湖南面建有聚景园、真珠园、南屏园，在西湖之北修有集芳园、延祥园、玉壶园；王室、官吏、富商则在西湖四周建立园苑、亭台、楼阁、宅院等一百多个；供广大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瓦子，也建在湖山各地。“一色楼台三十里，不知何处觅孤山。”西湖在南宋精雕细刻的“打造”中脱颖而出，成为一处著名的“游观胜地”，极大地影响了杭州人的生活观念。“若往西湖游一遍，就是凡夫骨也仙。”文人墨客留连忘返，他们欣赏西湖，品赏西湖，评出“西湖十景”苏堤春晓、曲苑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雪、柳浪闻莺、花港观鱼、雷峰夕照、双峰插云、南屏晚钟、三潭印月。以南宋文人口味罗列的西湖十景，不仅被后人接受延续至今，还被杭州奉为对外宣传的“名片”。
因为西湖的风景布局，更因为这里的笙歌燕舞，我们怎么也绕不开林升的《题临安邸》一诗：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诗中所写，便是南宋当年上自帝王，下至臣民的真实写照。他们着眼于眼前的浮华，偏安一隅，忘了“靖康之耻”，忘了还都汴梁，更不用说一统中华，恢复汉唐的气象与荣光了。
杭州地处东南，气候温暖，湿润宜人，物产丰富，自然环境孕育出来的妩媚秀丽，显然有别于汴京的雄壮深沉。环境塑造人、影响人、改变人，无论是谁，只要稍不留神，就会被临安的“暖风”熏得软绵无力、斗志全无，只知寻欢作乐、醉生梦死。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岳飞的横空出世，简直就是一个异数，尤其让人眼前一亮，精神为之一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