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二十七岁就组建了一支“岳家军”，他率领着这支军队，活跃驰骋，主动出击，从不知道避让退缩，是当时唯一一支能与金军死拼硬打并能占据上风的军队。南宋第一次向金人发动战略进攻，便由岳飞由江州率兵北上，一举完成战役目标，顺利收复襄阳六郡。当捷报传到临安时，整个京城轰动了，就连宋高宗赵构也出乎意料之外地慨叹道，想不到能建如此奇功！当即擢升岳飞为清远军节度使，封武昌开国侯，节制湖北前线各州县。
岳飞北伐态度最坚决，反对和议最激烈。在抗金战场，他总能出其不意，屡获奇功。每次临阵，岳家军无不抱着血战到底的决心，以一当十。金军不由得哀叹道：“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在南宋所有将领及军队中，岳飞号令赏罚，公正严明，军功最著；岳家军恪守纪律，奋勇争先，获胜最多。
然而，岳飞又是一个相当具有个性与锋芒的武将，他倔强任性，根本不懂韬光养晦之道，总是凭着自己的直感与好恶行事。岳飞能打恶仗硬仗，但他桀骜不驯，常常“便宜从事”。岳飞在“八字军”首领、都统制王彦手下任职时，因不采纳速战速决的建议，便不顾军纪，带领自己的部属离开王彦，擅自行动。依军法当斩，可王彦深念岳飞是个难得的人才，便宽大为怀。不久，王彦受命攻打太原，他首先想到了岳飞，决定予以重用。可岳飞接令后顾虑重重，再次违反军令，带领部队南渡黄河，准备投奔东京留守宗泽。岳飞还没见到宗泽，就被人告发查办，判处斩决。临刑前宗泽突然赶到，大叫一声“此将材也”，当即松绑开释，留军前候用。
岳飞虽然任性不听调遣，但内心坦荡，绝无二志，他一心所系，便是消灭金兵，“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但他的意气用事显然冒犯了宋朝开国以来节制武将之大忌。宋朝历代皇帝，宁可使用言听计从的庸将，也不肯放手启用不服管束的良将。
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岳飞建议北伐，未被采纳，悲愤难抑之际，给高宗赵构上了一道奏章，请求辞职。没等批复，就将军政大事交给亲信张宪，不管不顾地撂挑子走人。这一走还走得挺远的，前往庐山为逝世不久的母亲扫墓守孝。不巧的是，张宪抱病在床，一时间，岳家军群龙无首，人心浮动，军情松弛。赵构得知此情，内心的忧虑与反感可想而知。可前线吃紧，南宋军事实在不能没有岳飞，他只有隐忍不发，下旨命令岳飞返朝复职。可岳飞偏偏不予理会，继续留在庐山“居母忧”。
正在这时，淮西发生兵变，前线将领郦琼带领四万多兵士（占南宋政府军约四分之一）投降金人扶植的傀儡政权“大齐国”。赵构对手握军权的前方将领更是疑心重重，可军情紧急，因此，哪怕对岳飞的要挟狂为气得不行，也只好让岳飞部将李若虚、王贵等人赶往庐山，敦请他下山，并说如果请不动，就与岳飞一同按军法处置。
岳飞撂下挑子已半月有余，李若虚等人上山苦劝，岳飞仍不肯受诏。就这样僵持了六天时间，李若虚最后不得不哀告着将话说到了尽头：“相公欲反耶？且相公河北一农夫耳！受天子之委任，付以兵柄，相公谓可与朝廷相抗乎？公若坚执不从，若虚等受刑而死，何负于公？”岳飞可以不理会赵构，但不得不为部属着想，这样才下了庐山，赴宋高宗行在三次谢罪。
像这样的违命，岳飞还有两次。
一次是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因对赵构和议不满，四次上奏，坚辞加俸进爵的封赏。直到高宗特下“温诏”，不许再辞，才不得已受之。
另一次是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岳飞率军大举北伐，直捣中原，南宋朝廷以“金字牌急递”送来“措置班师”的密旨。还在忍痛班师途中，岳飞便上章要求解除兵权，未等复命，又折向庐山，为母亲守墓去了。高宗严令不准，不得已才回到杭州。君臣相见，高宗再三垂询国是，岳飞始终不答不辩，再三拜谢不已。高宗认定他对班师仍心怀不满，不禁大加训斥。
更有一件令高宗格外猜忌的大事，那就是岳飞上奏请求将建国公赵伯琮立为太子。赵构于南渡逃亡之际，患上阳痿病症不再生育，而唯一的儿子又在一次兵变中夭折。因此，皇子的确立，皇位的稳固就变得格外令人瞩目。而当时宫中，却先后育有赵伯琮、赵伯玖等两位备选的“皇储”。岳飞因赵伯琮先进宫中，年长两岁，且在一次召对时见过一面，觉得无论外表相貌，还是言谈举止，都算得上一名英伟少年。此时，金人为了扰乱南宋，准备把掳去的钦宗儿子赵谌（曾于靖康元年立为皇太子）送回。于是，岳飞以为若早立太子，“这样就使酋虏无计可使了”。
岳飞出于一己至纯，一片公正，一腔忠心，可站在高宗的角度，岳飞的种种作为，会在他心中引起怎样的刺激与反弹？他还不到三十岁，离驾崩远着呢。所有皇帝，最担心的是手握重权的武将干预皇位继承大事，而宋朝尤甚。赵构可以原谅岳飞的莽撞懵懂、要挟使性，可以将他的发脾气、耍大牌、撂挑子看成是政治不成熟的表现，而干涉敏感的大统继承这一核心问题，就让宋高宗觉得他“心术不正”，另有所图了。因此，赵构马上冷冷地回道：“卿言虽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当预也！”面对高宗的责难之辞，岳飞当即感觉不妥，退下殿陛时，不禁面如死灰。
岳飞以“莫须有”的罪名惨遭杀害，秦桧固然是其元凶，冤狱的具体过程皆由他一手操纵，然而，如果没有高宗与岳飞之间的恩恩怨怨，没有他的猜忌怀疑，没有他的授意首肯，是无法施行完成的。对武人无处不在的约束与控制，乃有宋一代无法克服的痼疾。所不同的是，宋太祖是以谋略的柔性手段“杯酒释兵权”，宋高宗则祭起屠刀，以冤狱杀害的方式收归兵权。宋朝虽然一向防范武将，但自开国以来，还从未杀过一员大将，宋高宗算是开了一个先例。“杀戮释兵权”显然要比“杯酒释兵权”更加残忍，也更加令人寒心。
岳飞作为南宋天空的一抹亮丽彩虹，就此转瞬即逝。
岳飞之死，意味着南北分裂局面的不可逆转。《宋史·岳飞传》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高宗忍自弃中原，故忍杀飞。”此后，南宋军民收复中原、一统天下的美好心愿，只能是“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
岳飞遇害，赵氏家族统治下的南宋王朝其存在的合理性受到了严峻的质疑与拷问，这样一个黑白不分的政权，有为之效命的必要吗？这样一个昏庸的家族，能代表以中原为正朔的华夏民族吗？
尤为可悲的是，岳飞之死在朝堂没有引起任何反应，士大夫们没有一人站出来为岳飞说上一声公道。一群麻木不仁的臣子，又能将一个腐朽不堪的朝廷支撑多久？
岳飞死了，南宋之死也不过是早晚之间的事情罢了。
在此，有一个事实我们必须澄清。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夏天，宋金和议“盟墨未干”，金人便撕毁和约，再次发动大规模南侵战争。早有预见的岳飞立即率军伺机渡河，长驰北伐，收复失地，势如破竹。据岳飞之孙岳珂编著的《行实编年》所记，岳飞在朱仙镇取得大捷一事纯属虚构。岳家军攻克颍昌府后，并未打到朱仙镇。正在这时，岳飞便接到了从郾城班师的诏命。有人便据此认为，如果岳飞不效愚忠，便可收复汴京。其实，就当时局势与情形而言，这不过是一种美好的心愿而已。岳飞与金军在宋、金边界对峙，长期处于拉锯状态，交战双方各有胜负。《金史》便记载了岳家军的多次败仗，只是《宋史》遵循“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的“三讳”原则隐而不提。南宋北伐的其他军队多求自保，唯岳家军“一枝独秀”，奋神威孤军深入。在女真人已经建立稳固统治的地盘，如果没有友军的密切配合，没有相应的后勤供给，岳家军要想取得更大的胜利与成功，实在难之又难。
岳家军还在孤军突进之时，岳飞就要求朝廷“速赐指挥，令诸路之兵火速并进”。当河北、山东赶来的几路金兵合力夹攻，岳家军虽然在郾城、颍昌府的几次战役中勉强获胜，若以长远的战略眼光视之，孤军奋战的岳飞，所面临的最终结局，只能是败退或覆灭。
仅凭一支岳家军，无论多么神勇，也不可能神话般地消灭所有金军，灭亡整个金廷，并且还是一支时时受到猜疑与掣肘的军队。
就宋高宗而言，此次的北伐行动，原本是应对金人的撕毁和约出尔反尔，他的目的，不过是给金人一点颜色瞧瞧，让他们知道宋人尚有还手之力，以迫使金人重开和议。过去的经历，使得高宗赵构对金军深怀恐惧。“泥马渡康王”的溃逃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观念，影响了他的漫漫余生。因此，哪怕取胜，他也担心稍有不慎，就会重现昔日扬州仓皇南渡、明州匆匆下海的往事与劫难。并且中原抗金义军的响应，全都打着“岳”字旗号，而不是贴着“赵家军”、“大宋军”的标签，这些无法言说的隐忧，怎么也无法令他开心释怀。于是，赵构不失时机地发出了收兵谕旨。
当时的岳飞，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遵旨班师，要么抗旨丧师。丧师也有两种可能，一是深入的孤军被集结的金军合而围歼；二是南宋王朝借口抗命，调动其他部队与金兵一道将其翦灭。因此，收到谕旨后的岳飞与主要部将三番五次共商对策，经过一番慎重考虑，最后不得不作出忍痛班师的决定。可见岳飞的“愚忠”，并非不分清红皂白的惟命是从，而是审时度势、权衡利弊之后的抉择。并且班师后，他也没有马上陷入冤狱，还进援过淮西战场，担任枢密副使，视察韩家军。
战争告一段落，金人终于明白，自己尚无一口吃掉对方之实力，不得不作出一定的妥协。为了迅速达成和议，岳飞不论于哪方而言，都成了一枚钉子：金人与他势不两立，必欲除之而后快，完颜宗弼托使臣萧毅带来“岳飞必须死”的口信；秦桧是和议的坚决执行者，更是容不得主战派中坚岳飞存活于世；岳飞任性使气、无所顾忌、功高震主，高宗只要一想到他就头痛……
岳飞狱案因和议而兴，钉子除掉，各方当事人可谓“皆大欢喜”。
还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高宗杀害岳飞，是担心迎回徽、钦二帝。以宋金军力之对比，莫说二帝根本无法迎回，即使迎回，“靖康之耻”已过去十多年了，高宗执政的根基已经稳固，根本不必担心徽、钦二帝回来“抢班夺权”。更何况他并不是一个特别恋栈的皇帝，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六月初十日，正值壮年的高宗赵构禅位给过继儿子赵昚，也就是岳飞请立为太子的赵伯琮，然后以太上皇的身份退居德寿宫，当起了“甩手掌柜”。此后，他又活了二十五年。
岳飞被害三个月后，韩世忠便在灵隐飞来峰建了一座翠微亭作为纪念。
岳飞死后二十一年，终于平反昭雪。骨骸迁至西湖栖霞岭南麓，岳飞墓、岳王庙至今犹存，香火格外旺盛。岳飞墓阶下，置有陷害他的四个奸臣——秦桧、桧妻王氏、万俟楔、张俊的铁铸跪像。游客络绎不绝，他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前来拜谒忠良，同时怀着鄙夷的心情，以各种方式表达对奸臣的唾弃与痛恨，正所谓“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
岳飞未能收复中原，他死后，默默在立在西湖之滨，默默地打量着临安城乃至南宋王朝上演的一幕幕悲喜活剧。仅凭一己之力，岳飞根本无法支撑即将倾圮的帝国大厦，他空有一腔热血，空怀满腔壮志，只能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凄凉，在晚风吹拂的无尽愁绪中，目送南宋王朝的最后一抹夕阳——
蒙古人在与宋廷联手灭亡金朝不久，即对南宋展开了凌厉的进攻。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当南宋主力全军覆没之后，元兵迅速分兵合围临安。周边守军溃散，官员相继出逃，乞和遭到拒绝，南宋朝廷要么死战，要么无条件投降。作为一个没有血性的朝廷，自然不敢背城死守血战到底，于是，投降便成为南宋谢幕的唯一选择。传国玉玺拱手送至元将伯颜之手，呈上的降表中，南宋朝廷愿“削去帝号”，并下令残剩的地方政权放下武器，只希望元人垂怜开恩，保全南宋皇室。哪怕“临终遗言”，关注的仍是一家之利，臣民百姓的命运与出路，似乎从来就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列。
所幸元人并未像金人进占汴京那样烧杀掳抢，德祐二年二月初五（公元1276年2月21日），元军进入临安，封闭仓库禁止抢掠，杭州的风华多少得以延续。而与朝廷相关的一切，仍重演了北宋亡国时的悲惨情景，皇宫仪仗、图籍、器物、珍宝等作为战利品陆续运往元大都，宋恭帝、太皇太后、皇太后及其他皇室成员也先后被押解北上。
立国一百五十年的南宋王朝在法理上就此宣告终结。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南宋残存的余脉，仍唱着一曲不肯消散的挽歌。
德祐二年正月初，执掌朝政的太皇太后谢道清为保存宗脉，接受文天祥建议，封宋恭帝年仅九岁的哥哥赵昰为益王、年仅六岁的赵昺为广王，让他们分镇福州、泉州。临安沦陷前夕，益王赵昰、广王赵昺在少数几位大臣与侍卫的保护下成功出逃。因此，南宋朝廷虽降，但仍有血脉存续，可谓气息奄奄，一时难以寿终正寝。
赵昰、赵昺逃到温州，被礼部侍郎陆秀夫、前宰相陈宜中、少傅张世杰等人分别拥戴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副元帅，然后从海上逃往福州。德祐二年五月一日，赵昰在福州被拥立为新皇，改元景炎，史称端宗。一个小朝廷就此建立，南宋香火，大有死灰复燃之势。然而，赵昰毕竟不是赵构，历史看似循环，但时势、机遇与昔日判然有别。元军不像金兵那样优柔寡断、犹豫不决，而对流亡在途的赵昰、赵昺死死咬住、紧追不舍，意欲彻底消灭不留后患。
可悲可叹的是，前途未卜的流亡小朝廷面对强敌，非但没有积极防御、尽力反攻，而是将国人的劣根性——“窝里斗”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样的一个破落朝廷，除了国土不断沦陷，行营不断南迁，如丧家之犬不断逃亡外，根本谈不上什么希望与进取。端宗一行从福州逃往泉州，刚开始，泉州城最大的富商蒲寿庚对小朝廷持欢迎态度。可张世杰停泊泉州港后，被这一国际性商贸都市的富裕所吸引，急于扩充实力，下令强征当地船队、资产。蒲寿庚由欢迎到愤怒，一气之下，不仅投向蒙古人怀抱，还动用自己的私人武装向南宋流亡朝廷发起猛攻。于是，端宗赵昰在一班大臣的簇拥下，只有再次下海漂泊，漫无目的地四处流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