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上世纪的某些情形与中国相似，也经历了一段长期的集权、愚昧而疯狂的黑暗岁月。可在饱经苦难的岁月之中，就有知识分子开始诘问、反思了。在此，我想对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稍加叙述。当作者被投入“古拉格群岛”，即劳改营（全称为劳动改造管理总局）之后，不是像咸宁“五七干校”的知识分子那样以原罪的心态不断反省自己，“改过自新”，而是很快就认识到了苏维埃体制的荒谬，开始利用一切机会，记下自己的见闻与反思。他当然知道一旦暴露，所面临的后果将是灭顶之灾，有两次就差点被管制人员所发觉。他构思创作的是一部大书——一部全方位展示苏联监狱历史与事实的作品。在长达9年的初稿写作过程中，他担心被觉察，不得不将构思、信件、材料等分散到各处隐藏，身上带着一张备忘的清单辗转各地。作者在该书《后记》中写道：“这一整本书，包括它的每一部，一次也没有同时放在同一张书桌上过！”除个人亲历所见及从劳改营带出的手札外，他还利用了227人的口述、回忆与书信，终于完成了长达157.9万字（汉译本字数）的史诗性巨著《古拉格群岛》。
30多年过去，直至今日，我们没有一部“五七干校”史，哪怕轮廓式的简史也没有，只有类似《在“五七干校”的日子》之类的汇编；同时，也没有一部人们认可的“文化大革命”史。
创作干校史、“文革”史，唯有那些亲历者，怀着一种劫后余生的切肤之感与锥心之痛，最有可能写出力度与深度。而我们见到的，哪怕描写个人亲身经历的，也少之又少。作为一个缺少忏悔意识的民族，我们不指望那些干校、“文革”的整人者们痛心疾首地写下当年的一切，可对那些足以称得上大家的作家、诗人、哲学家、编辑家、美术家、出版家，我们的确抱有一种殷切的企盼与渴望呵！而至今所能见到的，多少算得上反思性的作品，我以为只有三本，韦君宜的《思痛录》、季羡林的《牛棚杂忆》与巴金的《随想录》。
《随想录》被某些人称为“‘力透纸背，情透纸背，热透纸背’的讲真话的大书”，“代表当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散文作品”，恕我直言，这种赞誉实在有点不着边际，《随想录》中的叙述与忏悔过于浅白，既缺少深度，也缺少艺术感染力，令人难以卒读。它的价值，主要在于提出了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的建议。如果仅仅停留在最起码的“讲真话”层面，离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要求是远远不够的，“真话”与“真理”之间，其距离何止十万八千里？
我以为《牛棚杂忆》的反思力度要超过《随想录》，季羡林以生动洗练的散文笔调，状写一段“文革”时期的个人经历，解剖自己的灵魂，相当真实而坦诚。却仍局限于个人，局限于某一时段，给人意犹未尽之感。
在所有描述“文革”的著述中，我最看重韦君宜的《思痛录》。说实话，以前我对她的印象并不怎么好，主要缘于上世纪80年代初看了她给文学青年泼冷水的一篇文章。在一篇短篇小说就可引起轰动的特殊年代，人们爱好文学，作为一种精神追求与人生支撑又有什么不好？泼冷水让一群激情满怀的文学青年失望、伤心乃至绝望，实乃有失厚道。可当我读了《思痛录》之后，对韦君宜的印象完全变了，这是一部真正的反思性作品，叙述一段令人难以置信的黑暗岁月，不伪饰，不避讳，不隐恶，无情地剖析自己，揭露自己，某些方面甚至已经触及到了制度的缺陷。比如她在书中写道：“全错了！认敌为友，眼睛全瞎。毛病出就出在对‘组织上’的深信不疑。”“而我，实在是从这时开始，由被整者变成了整人者，我也继承了那个专以整人为正确、为‘党的利益’的恶劣做法。”“我已经失去了自己思辨的能力，只能信党的。”“盲从者怎不感到伤痛和忏悔呢？光忏悔还不够，应当认真深思造成悲剧的根源。”“天下最拙笨的民主也胜过最高明的独裁，它使我抱着最高的希望。”此外，《思痛录》还以一定的篇幅描写了作者下放向阳湖“五七干校”的生活、劳动情景。
以“文化大革命”之惨烈，以“五七干校”之折磨，以中国知识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传统，是应该涌现出大作家与大作品的。我们上面提及的这些带有回忆录形式的文艺作品，哪怕最为优秀的也罢，也只是停留在愤怒、控诉、嘲讽、谴责的层面，缺少的正是人民与时代所需要的毫不留情的尖锐批判与深刻反思，离大视野、大境界、大手笔、大作品的标准与要求相差甚远。不说与西方知识分子比较，即与古代文人屈原、苏东坡相比，也有“一代不如一代”之叹。屈原遭逐后辗转漂泊，居无定所，行吟流浪，而苏东坡于1080年因“乌台诗案”贬谪，与向阳湖“五七干校”学员类似，有一固定的去所——黄州，并在那里生活了四年零两个月。到达黄州不久，苏东坡手头积蓄所存无几，不得不四处奔走求得一块荒地，亲率全家老少开荒造田，种植稻谷、小麦、蔬菜，栽上桑树、枣树、栗树、橘树、竹子、松树、茶树……他像一名普通农夫那样，过起了地地道道的农家日子。与此同时，苏东坡开始反思自己的个性，思考生命的真谛，去除骄矜浮躁之气，性情变得温暖、亲切、幽默、宽容，在空澈澄明的心境中，进入到一种成熟的哲学与宗教境界，创作出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三咏赤壁的绝唱之作。从此，黄州赤壁名扬天下，尽管嘉鱼、蒲圻、武昌等地的赤壁作为古战场于史而言更加真实可信，而黄州赤壁就因为有东坡的介入，其知名度远远超乎其上。因此，黄州赤壁又有“文赤壁”、“东坡赤壁”之称。
难道下放向阳湖“五七干校”的6000多名文化干部及其家属，还赶不上900多年前的一名封建文人？
最令人扼腕的是，许多学员都怀念向阳湖，极想旧地重游，可对当地却少有实质性的回报。他们回京后出任手握大权、实权的高官者不是没有，但因为大都是文化人，不可能像某些显贵那样大笔一挥拨款多少多少万，可相互之间，竟连一个“同乡会”、“同学会”、“联谊会”、“战友会”之类的哪怕松散性的民间组织都没有，这就让人不可理喻了。是无人出面牵头，还是像一盘散沙那样难以凝聚成型？
古代文人有着典型的双重人格，既有奴化愚忠、逆来顺受以及“举世皆浊我独清”的洁身自好，也有振臂一呼的激情、责任与担当。而下放向阳湖“五七干校”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却是依附驯服、逆来顺受、随遇而安、独善其身有余，血性、道义与承担严重不足。我们在这里见到的似乎全是文化人的“被动”——行为被动，思想被动：被动地下放咸宁，被动地接受劳动改造，被动地局限在自我封闭的循环体系内，没有自觉主动地与当地百姓融为一体；被动地接受“洗脑”，当思想被阉割之后，发自内心地认为自己打上了原罪的“胎记”，主体意识匮乏到了严重缺席的地步。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形，我以为除了知识分子的自身因素外，实与每况愈下的文化生存环境密切相关。
岁月是有情的。不论干校时期的知识分子表现如何，也不论后人如何看待、评价特殊的干校现象，向阳湖“五七干校”都将留下浓墨重彩的书写。在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部“五七干校”史、文化大革命史、中国知识分子史乃至世界文明史，怎么也绕不开向阳湖“五七干校”，它在史册上必将留下永恒的一页。
然而，岁月又是无情的。干校成为历史的遗迹，其实也不过30多年时间，当下的人们不是无从知晓，就是有意无意地将其遗忘，以致我不得不花费一定的篇幅理清其来龙去脉，甚至大量摘引亲历者的叙说。
这是一段我们稍微忽略，其细节、史料、事实就会沉没消失的特殊历史。
所幸，向阳湖当地的文化人以一种果敢的气魄，义不容辞地站了出来，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这批本土文化人中，最为凸显的就是李城外。
是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慧眼识珠地发现了向阳湖“五七干校”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现象所具有的历史文化价值，“国家不幸诗家幸，文化不幸咸宁幸。”在一种历史感、责任感、使命感的驱使下，他开始了十多年锲而不舍的奔走与呼号。除了抢救那些红砖平房及简陋工棚、牛棚、厨房等当年干校遗址外，资料的搜集尤其重要，搜求干校学员曾经使用过的各种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等物质性资料，更注重抢救、挖掘、搜集大量的珍贵史料。当年下放的文化干部，不少已进入耄耋之年，每位老者的离世，都将带走一笔无法再生的文化资源。经过一番积累准备，李城外开始了属于他个人的独特的“抢救之旅”——进京遍访文化名流，请他们写回忆录、题词，并提供日记、书信、照片等资料。在1995年至1998年的三年多时间里，他采访了二百多位文化名人，搜集回忆向阳湖的文章近百万字，老照片二百多幅，书简一千多封。他采访的这些文化名人，至今已有冰心、楼适夷、臧克家、张光年、萧乾、严文井、韦君宜、刘炳森等几十位老人辞世，可见当初抢救的及时与重要。他根据百万余字的采访笔记、观察日记及录音资料，写下了一百多篇人物专访，在全国报刊发表，不少被转载。然后，他又创作、整理、编辑、出版了《向阳湖文化人采风》（上、下集）、《向阳情结——文化名人与咸宁》（上、下集）以及《咸宁文史资料·向阳湖文化专辑》等书籍。其中《向阳湖文化人采风》与《向阳情结》，则成为我国第一部综合性反映“五七”干校生活经历的散文集和回忆录。
此外，他利用各种机会与诸多形式，不遗余力地推介向阳湖。他逢人便说向阳湖，非向阳湖文章不写，并发起成立向阳湖文化研究会，创办《向阳湖文化报》，建立向阳湖文化网站，发行“中国向阳湖文化名人风采”系列纪念封……正是他的积极倡导，影响、带动了一大批当地文化人，孤单的身影汇成一个庞大的群体；正是他的不懈努力，引起了当地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提出了建立中国向阳湖文化村的设想，并提到了议事日程；正是他的大力宣传与推动，向阳湖已为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与了解，咸宁市的这一文化品牌正如涟漪般一圈圈地向外扩散，名播海内外。李城外的名字，也与向阳湖紧紧地连在了一起，被誉为“向阳湖文化研究第一人”，甚至有人给他取了个外号，就叫“李向阳”。
当我翻阅《向阳湖文化人采风》、《向阳情结》以及《向阳湖文化报》，漫步向阳湖“五七干校”机关旧址，面对纪念馆中的一件件旧物时，不禁想到，如果没有李城外的“打捞”，关于当年向阳湖“五七干校”的一切，某些方面将是一片空白。他及其同仁罗勇、金戈，还有田木（著有《向阳湖畔的脚印》）等人所做的这一切，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一个初步实践与有机组成部分。如今，李城外还在进行着一项更其艰巨的工作——前往江西进贤中共中央办公厅干校、河南息县中国科学院（学部）干校和潢川团中央干校等地采访，搜集相关资料，积累准备，以创作一部全景式反映向阳湖“五七干校”历史的长篇纪实报告文学。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一大批干校学员及其家属的默默努力与贡献，如著名文学评论家阎纲创作了单篇反思性力作《历史是公正的也是智慧的》；著名戏剧家田汉之子，《古拉格群岛》一书译者田大畏（列于两名翻译者之首并兼校对）便是当年的咸宁干校学员，我们真的应该感谢他们将这部振聋发聩的巨著及时介绍给了中国的广大读者，让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前苏联苏维埃集权独裁时期的专制、黑暗、愚昧与残暴；当年被称作“向阳花”的干校子女重返旧地，探望老乡，在缅怀与反思中共谋咸宁发展大计，为宣传向阳湖文化尽心尽力；特别令人感佩的是陈白尘之女陈虹在寻找父亲当年足迹的过程中，以现实观照历史，站在今天的角度反思“文革”，写下了既饱蘸深情，又富尖锐剖析、认识独到与思想力度的《中国作家与“五七干校”》、《我在寻找……》等文章；还有许许多多干校学员不为名，不图利，无私地献出自己收藏的当年有关物件，以作为珍贵的历史见证……
关于“五七干校”的实质，阎纲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应该面对事实，把‘五七干校’如实地看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整治国家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军管所。文化部下放咸宁‘五七干校’是横扫文化人、文化人斯文扫地之后对中国文化的处罚与禁锢，从而使‘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化、新文学邃然倒退到大一统的官方文化和造神文学。”另一批评家、学者洁泯也认为“向阳湖的主流是它的悲剧性”，“整个干校是一场灾难”。
当人们从一段无法想象的噩梦中睁开朦胧的双眼，意识的清醒、愚昧的祛除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只有在不断反思、逐渐深化的过程中，才能提高认识，构建民主，才能与普世文明接轨，才有可能穿越历史的迷雾，走出历史的怪圈。
人类不过是一种高级动物，个人与群体不可能永远正确，一个民族不可能全是喜剧，历史的河流不可能永远通畅，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在走向未来的征途中，应从堵塞、荒谬与愚昧中吸取教训，使得相同的错误不再重犯，类似的悲剧不再重演。
当我离开向阳湖“五七干校”纪念馆时，李城外希望我在留言簿上写点什么，我的心中，当即涌出了一句话：“愚昧时代的祭奠，空前绝后的警示。”
是的，昨天并未远去，当下的现实，便是历史的延伸。向阳湖“五七干校”既是一个个案，也是一个象征，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个时代的风向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