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事出偶然，李自成的英雄本色，也许就淹没在偏远边地的闭塞无为与日常生活的平庸琐碎之中了。
事情得从明末御史毛羽健说起。
我这位近四百年前的湖北公安老乡于天启二年（1622年）考中进士，授四川万县知县，崇祯元年（1628年）升任御史。刚到京城，毛羽健就瞒着夫人温氏偷偷纳了一房小妾。结果保密工作做得不到位，消息走漏，有着悍妇之称的温氏立马从老家赶往京城兴师问罪。这日，毛御史正与小妾男恩女爱承欢作乐，没想到温氏突然闯入，本就惧内的他那种惊惶与尴尬可想而知，好一番哀告求饶，才博得夫人的“宽大处理”。
公安县位于湘鄂交界之处，天远地偏，若以民间车马舟楫，怎么也得个把月时间才能赶到京城。温氏之所以快疾如风地将毛御史给抓了个现行，原与官方发达的交通密切相关。古中华帝国的交通网络如人体密密麻麻的神经遍及全国，各地驿站，便是这一庞大网络的神经元，为传递公文的差役、来来往往的官员提供饮食住宿及车马服务。驿站属兵部领导，管理非常严密，站与站之间一般相距十里，“乘传”之快，堪与今日的高速公路相比肩。
毛夫人正是利用了朝廷这一先进的驿站系统！
据史料记载，御史毛羽健作为监察部的一名高级官员，“好言事”，为人还算正派。可这回，夫人私事公办，一场好事瞬间化为泡影，更令他恼怒的是，驿吏到达，也不及时通报，结果弄得他灰头鼠脸、颜面扫地。于是，毛御史便拿驿站当“出气筒”，向崇祯皇帝上了一道奏章，认为“驿递一事，最为民害”，请求裁撤。
驿站之重要，犹如国家之血脉，要想否定明朝两百多年的祖宗之法，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对此，崇祯皇帝举棋不定。这时，与毛御史有着亲戚关系的刑科给事中刘懋紧跟着鼓噪而进，他知道崇祯节俭成性，一出手，就点中了他的“穴位”——刘懋上书说撤除驿站，最直接的效益，就是每年可节省金钱数十余万。崇祯正为日益困窘的财政苦恼着呢，一下省出数十万，可解多少燃眉之急呀！于是，一道御旨很快传遍天下，按刘懋五分裁三的建议，各地驿站大半遣散，十余万驿卒顿时失去谋生之道。
若在承平岁月，这些失业驿卒倒也没有什么，可当时，已进入衰亡末年的明朝正处于风起云涌的非常时期。边民造反，在三边总督杨鹤的着力围剿下，义军损失惨重，起义领袖王左挂、王子顺、苗美等人纷纷乞降。就在大功即将告成的节骨眼上，成千上万的被裁驿卒为义军输入了一股“新鲜血液”，他们经“所在溃兵煽之，遂相聚为盗”。于是，眼看就要剿灭的农民起义顿时如火添薪，如虎添翼，势力转盛，以至“全陕无宁土矣”。
陕西米脂人李自成，便是这批裁撤驿卒中的一员。
国人有着安居乐业、安贫乐道的传统，不到万般无奈、迫不得已的地步，决不会犯上作难、铤而走险。李自成也不例外。尽管他从小尚武、善于骑射、勇猛无比，如果不是突然失业生活无着，极有可能安于现状在驿卒的岗位上混个肚儿圆，“老婆孩子热炕头”，默默无闻地终老此生了。其实，良民与盗贼，仅只一念之差，一纸之隔。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被裁下岗后的李自成为了生存，几经波折，走投无路之际，在造反大潮裹挟下，终于投身义军。早年的他，可不像贵族出身的项羽那样，面对巡行的秦始皇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也”。一个置身偏远边地，家境贫寒的放羊娃，又能有多大的理想和抱负呢？所谓“乱世出英雄”，是变幻的风云、偶然的机遇、复杂的局势等一系列因素交错汇聚在一起推波助澜，一步步地怂恿着推动着李自成攀爬前行，尽显英雄本色，并一直将他推到那高处不胜寒的险峰之巅。
李自成投靠义军之初，先在起事较早、势力较大、活跃在陕北怀宁河一带的王左挂手下充当一名小头目。崇祯三年（1630年），王左挂率军南下劫掠韩城遭到重创，损失过半的他，在官兵的威逼利诱下接受招抚。从官僚体制中走出，对明末朝廷有着清醒认识的李自成几乎想也没想，就愤而离去，投入另一支农民起义军不沾泥（张存孟）部。
李自成身材不甚高大，但粗壮伟硕，《明史》说他“高颧深幽页，鸱目曷鼻，声如豺”。由清人编撰且将他视为“流贼”的《明史》，其描写自然多有贬损，但从另一侧面也给我们透露出一个相当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李自成的相貌，非常人可比。据有关研究资料表明，李自成并非纯种汉人，他的血管里，流着少数族裔党项人的血液。党项属古羌族的一个分支，是一个典型的马背上的民族，早年迁徙陕甘，宋时建立西夏王国，后为蒙古铁骑所灭。李自成“世居怀远堡李继迁寨”，于是，便有人说他是西夏国主李继迁的后代。就地域而言，米脂县怀远堡确属昔日西夏地盘，但是否李继迁后人，已无从考证。他念过三年私塾，做过寄食和尚，任过朝廷驿卒，其识见显然超过普通起义农民，加之从小尚武、功夫高强、勇猛无畏，因此很快就脱颖而出，令人刮目相看。
一位胸襟宽广、目光远大的首领，肯定会为部下的优秀出众感到自豪并予以重用。而不沾泥却气量狭小，难以容人，结果李自成呆了不到三个月，又不得不另寻出路。
此时的他，已不再孤身一人，而是拥有了一支属于自己的小队人马，还有一位效命左右，小他四个月的侄儿李过。当然，他还没有强大到足以独立单干的地步，因此不得不再找靠山。有过一番出生入死的闯荡经历，李自成变得成熟起来，他不再盲从依附，而是审时度势，伺机以进。
崇祯四年（1631年），高迎祥、张献忠及其他义军首领三十六营计二十余万人齐聚山西，其中又数闯王高迎祥部最为强盛，而高迎祥乃李自成舅父。在一个有着几千年宗法封建习俗的传统社会里，血缘关系是一条坚韧无形、荣辱与共的纽带。于是，李自成毫不犹豫地率李过及一干人马渡过黄河，赶赴山西，投奔舅父高迎祥。
高迎祥对李自成的到来十分欢迎，将其视为心腹爱将与左右臂膀委以重任，命他率领一支人马，号八队闯将，独挡一面地转战陕、晋、豫、楚、畿南等地。
几经挫折，李自成这才有了一个满意的归属，一个施展才华、放手大干的好去处。
自从加入义军，李自成单调平静、富有规律的生活被打破，他的人生，便开始了纵横捭阖、跌宕起伏、大起大落的奋斗历程，涂上了斑斓多姿的传奇色彩。
想想看，一群迫于无奈的农民，昨天还拿着镢头、握着犁把躬耕于田土，今天却挥舞大刀、挺举长矛，面对训练有素的官兵的合围进剿，会是一番怎样的情形？他们素质低下、散漫成性、闹闹嚷嚷、留恋故土、易于满足、鼠目寸光……用一触即溃、一溃即散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然而，正是这些看似呆头呆脑、土里土气的农民，却常常击退、击败、击杀无数官兵，越战越勇，越战越强，终至汇成一股摧枯拉朽的汹涌洪流。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在具有一大堆缺点的同时，也汇聚了激情高昂、服从命令、吃苦耐劳、勇于拼搏、可塑性强等难能可贵的无数优点。
起义军何去何从，成功与否，领头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义军似一堆散沙，领头羊则将水泥掺入沙子均匀搅拌，使之凝聚成一个坚强牢固的整体。
加入义军后的李自成，首先面临的是转型，由普通农民转化为职业军人。这对早已脱离田土身为驿卒的他来说并非难事，难的是让所率部下快速转轨。这就得对每一位投身义军的农民加强军事训练，具备可攻可防的战斗能力：既要培养他们相互配合服从纪律的团队习惯，又要具备各自为战的灵活机动；既要占据地盘固守，又得审时度势主动出击转战四方……李自成就这样率领一支地道的农民起义队伍，在战斗中不断学习，在学习中日益强大。
作为一名有着“闯将”之称的首领，除了人所公认的闯劲外，他的另一侧面——足智多谋、总揽大局，也在战斗中逐渐显露。
崇祯七年（1634年）四月下旬，李自成所率农民军误陷车箱峡中，被困长达两个月之久。车箱峡长约四十里，四面皆山，道路崎岖，官兵垒石堵塞峡口，然后从两边山顶往下滚落巨石、投掷薪火。李自成实难招架，又逢连阴大雨，士兵刀剑生锈，弓弦松弛，粮草不足，人困马乏，眼看突围无望，李自成采纳谋士顾君恩建议，以重贿假降的谋略，一面接受官兵招抚，一面暗中积蓄力量。起义军刚刚走出峡谷脱险，李自成便不失时机地猛烈反攻，出其不意地击杀官兵，立时转败为胜。
崇祯八年（1635年），集结在河南的各路农民军攻占汜水、荥阳后，老回回、曹操、革里眼、左金王、改世王、射塌天、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顺天王、高迎祥、张献忠等十三家七十二营首领召开军事会议，商讨下一步行动方略。会上意见不一，大家相持不下，发生激烈争执。李自成作为高迎祥部下与会，适时提出“宜分兵定所向”，即“统一步调，各定所向，同心协力，一致对敌”的建议，结果得到十三家首领的一致认可。在李自成的倡导下，农民军联成一体，变被动为主动，起义声势不断扩大。
崇祯九年（1636年）七月，闯王高迎祥前往西安进军途中，在黑水峪突遭孙传庭所率官兵拦截，重病在身的他不幸被俘，两个月后押解至京惨遭杀害。众望所归的李自成在各路义军首领的推举下，承袭了舅父高迎祥的名号——闯王。
如果说由普通士兵到小队头目，由头目到闯将，标志着李自成个体的不断成熟与崭露头角；那么由闯将到闯王，则标志着一个轰轰烈烈的时代——李自成时代的来临。
早期的李自成相当低调，虽然成了名副其实的闯王，但他没有急于称王，对外仍自称闯将。直到八年之后，也即崇祯十四年（1641年）攻克洛阳，杀福王朱常洵，开仓济贫，李岩、牛金星、宋献策投奔效命，无数农民争相入伍，部下人马浩浩荡荡增至数十万，李自成这才正式打出“闯王”旗号。当然，我们也可认为此乃韬光养晦、深谋远虑之举，但也应该看到，李自成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不得不时时面对自我，重新估价自己，认识自己。作为一个当初唯求生存的下岗驿卒，他根本就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会成为各路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义军虽如星火燎原、狂飙突进，但在官兵的增兵加饷、强力围剿、血腥屠杀下，到底能够走多远，他心里实在没底。伴随着胜利与欢呼、成功与喜悦、得意与陶醉的，是无比的饥寒、无数的失败、无尽的奔波、无端的危险，还有不时袭来、无法抵御的失意、悲伤与痛苦，他时常陷入一种莫名的焦虑与惶惑之中。
李自成的信心，是在无数成功失败的辗转煎熬中逐渐树立的；其目标，也由变幻的局势操纵着一点一点地推进着由小到大由近视而远眺由模糊而清晰。
崇祯十一年（1638年），各路义军在杨嗣昌“十面张网”的围剿及“招抚”政策的诱导下纷纷瓦解，农民起义转入低潮。这年十月，洪承畴、孙传庭联手，在潼关南原对李自成设下埋伏，张网以待，“每五十里立一营，设三伏以待，战线延长一百五十里。”在这场著名的潼关原大战中，李自成部卒战死，妻女失散，几乎全军覆没，仅带刘宗敏、田见秀、李过、高一功、高鼎等十八人突围，潜入商、洛山中。在半年多的东躲西藏中，李自成十分悲观，成千上万的队伍，说完就完、说散就散了，未来的出路在哪里？他似乎看不到半点希望，仅凭内在的本能忍饥挨饿，支撑着不让自己倒下，躲避着不被官兵发现。没想到第二年五月，投降明廷的张献忠在谷城再次叛乱，局势顿时改观，李自成喜出望外，当即从陕、川、鄂交界的山区中走出，收集溃兵，死灰复燃，赶往谷城与降而复叛的张献忠、罗汝才会合。
没想到张献忠在热情欢迎的表面，内里却准备对李自成暗下毒手，将其部众兼并。幸而自成有所觉察，赶紧逃遁远去。刚刚躲过自家人内讧之劫，随之又遭杨嗣昌追剿，被困四川巴西鱼复诸山。此次史书所载的“鱼复山受困”，李自成身边所剩数十人，与上次潜伏商、洛山相比，人数虽稍多一些，但其窘况更甚。死灰复燃刚看到一星半点希望呢，就又遭遇了一场瓢泼大雨。难道真是天绝我吗？李自成对自己的怀疑比上次更深，不唯自己，他手下的心腹部将也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农民是最势利最讲究实际的，没有出路与盼头，谁愿饿着肚子冻着身子提头脑子跟着闯王瞎闯荡呀？于是，受困山中的不少亲信都不辞而别偷偷溜走投降官军，就连铁杆哥们刘宗敏也有所动摇，打起了退堂鼓。由怀疑到失望，由失望到绝望，李自成多次想要自杀，只是在养子李双喜的劝说下才打消了这一念头。置身另一种走投无路的境地，一切的一切，似乎非人力所能扭转，这时的国人，自然会想到天，想到神，想到命。于是，李自成也只有将自己乃至追随者的出路交付给神秘的天与命了——他步入丛祠，对左右说：“人言我当为天子，盍卜之，不吉，断我头以降。”是的，传言我有天子之命，到底有没有，还是卜卦吧，如果是凶卦，你们就杀了我，提着我的脑袋去向官军投降吧！刘宗敏表示同意。当即卜了三卦，结果全是吉卦。这样一来，大伙全都坚定了信心，决定死心塌地地跟着闯王干到底。对此，《明史》写道，宗敏“杀其两妻，谓自成曰：‘吾死从矣。’军中壮士闻之，亦多杀妻子愿从者。”以杀死妻子表示自己坚定的意志与决心，这也是古人代代相承的一项传统“国粹”。李自成更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他破釜沉舟地焚烧所有辎重，轻骑突围而出，率部挺进中原。河南连年灾荒，干旱加蝗虫，闹到“人相食，草木俱尽”的地步，而官府仍不停地征收这税那饷，天灾与人祸连在一起，无以活命的农民纷纷加入义军。机缘与意志相结合，李自成的部队迅速壮大，一下子发展到十余万之众。
此后，李自成下洛阳，攻开封，几乎控制了河南全省，转眼间部众多达近百万。旌旗猎猎、沙尘蔽日、洪流滚滚。“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李自成的自信，也在这风云际会中如吹气球般迅速膨胀。
“十八子，主神器。”卜者宋献策投奔李自成的见面礼，就是这条谶语。“十八子”合成一个字即为“李”，李自成以为自己真的是天意所归，有帝王之命，自然喜不自胜。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也就由“寇”而“王”，颇有几分帝王之象了。他一改过去猴子掰苞谷似的流寇作风，每占一城，都要分兵据守。杞县举人李岩深谋远虑地建议道：“取天下以人心为本，请勿杀人，收天下心。”于是，李自成尽量减少杀戮，散发劫掠财物，开仓赈济灾民。李岩还极其重视舆论宣传作用，自编谣词“迎闯王，不纳粮”，让儿童广为传唱。为收取人心，李自成喊出“剿兵安民”的口号，贴出“均田免粮”、“三年不征”、“平买平卖”等告示。百姓企盼闯王的仁义之师，犹如久旱的龟裂田地盼望雨露降临般翘首以待，将欢迎闯王的歌谣唱得绵绵不绝响彻云霄：“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存活。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